【六七暴動】六七警號：國家安全不容忽視
提起國家安全，大部分香港人也許只會聯想起《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也許反映了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其潛在威脅。事實上，從1950年代開始，香港已成為冷戰兩方陣營的格鬥場，國家安全問題一直纏繞着這座城市。國共雙方、英、美四方角力之下，受影響的不可能只有「國家」，香港也難以獨善其身。
（本文原載2017年4月18日《香港01》周報第56期B06版，按此訂閱周報）
本屆特首選戰中，三名候選人都表示香港有需要為23條於本地立法。除了憲制責任之外，曾任法官的胡國興更提到，一旦香港未能自行立法而要引入大陸的《國家安全法》，將對香港構成更深負面影響。本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林鄭月娥，頒發任命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678號令。而自從林鄭月娥當選以來，部分輿論討論及她治下會否重啟23條立法。社會對23條立法有不同的聲音，但不論支持或是反對，較少人將着眼點放在23條所關注的「國家安全」問題上。
大部分香港人對「國家安全」都感到非常陌生和遙遠。我們既不像部分中東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也大概沒有敵對國家會入侵香港。而且「國家安全」這個名稱表面上跟香港沒有直接關係—不論是回歸前作為英屬殖民地，又或是回歸後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一直不是主權「國家」。故此，一旦提到「國家安全」，不少人會覺得事不關己，而即使真的立法，香港也只是為別人作嫁衣裳。然而，「國家安全」其實離香港並不遙遠。安全問題若然處理不善，更會釀成重大社會危機。
左右派衝突的「格鬥場」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這場半個世紀前的暴動，說明了安全隱患可以嚴重影響香港。六七暴動又稱為「左派工會暴動」—從「左派」一詞已可知六七並非一場單純的民間暴動，冷戰帶來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有一定影響力。香港在冷戰時期基於英國左右逢源的政策，致使其發展成為「中立」的自由港。有鑑於這個特殊身份，香港又成為國、共、英、美四方勢力操控權力及伸延影響力的基地。這些勢力表面上在香港共存，但一點也不和平，甚至隨時「擦槍走火」，一發不可收拾。
冷戰即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兩大陣營的對立，由二戰結束後不久即爆發，一直延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為止。冷戰時，香港是英屬殖民地，應該屬於資本主義陣營。然而，英國在冷戰中並不完全緊隨美國政策：她一方面與美國在歐洲積極圍堵蘇聯，但在中國問題上卻對「敵對陣營」的中共政府有一定的善意。1950年，英國已經與國民政府斷交，承認中共為中國的合法政權，其後更屢次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就有關中國代表權誰屬的問題投棄權票。英國希望能延續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故此有必要控制中共對香港的軍事威脅限於「飲馬深圳河」。同時，英國又須要盡力維持各方勢力不至於在香港引發大規模騷亂，更不希望外圍政治動盪影響殖民地管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一直影響着香港的「安定繁榮」。19世紀時，香港很多早期工會都是廣州工會的分部，這狀況大體上延續至20世紀初。1922年香港發生的海員大罷工，便是在廣州國民政府推動下衍生，甚至引發總督司徒拔對孫中山的敵意。1925年廣州爆發罷工，國共兩黨親自組織罷工，帶動大量華工離開香港，這些罷工都癱瘓了香港。國共兩黨的工會運動，除為工人爭取權益，也展示了其政治機關對香港的巨大影響力。國共內戰爆發後，香港更成為左右派政治角力的戰場。1949年11月，香港就發生了「兩航事件」。原屬於民國交通部的中國航空和中央航空飛往大陸，加入中共陣營。另外，1955年4月11日，中共總理周恩來原定乘坐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經香港赴印尼，民國特工在飛機停留啟德機場時放置炸彈。中共事先接獲情報並要求英國政府加強機場保安，周恩來也改變行程，但最終飛機還是被引爆並墜毀在印尼領海，16人罹難，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沈建圖、原擬提升外交部情報司副科長的科員李肇基等。
這些事件都反映了香港存在的安全問題。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左派陣營與由民國政府支持的右派陣營，各自在香港進行宣傳與政治活動，從事理上看，爆發流血衝突是早晚的事。港府當然也有所警覺，希望通過立法防止矛盾不斷惡化。從1949年始，港府推出了一系列法例防止政治問題浮面，威脅其統治。這些法例包括《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社團條例》及《遞解不法分子出境條例》等，主要限制左派工會的成立與組織罷工，且讓港府可以遞解可疑人士出境。例如1952年3月1日發生的「迎親人事件」，港府拒絕大陸粵穗慰問團訪港以防止其刺激香港社會情緒。及後，左派《大公報》轉引《人民日報》攻擊港府言論，最終港府以煽動罪和違反出版條例將《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遞解出境。到了1950年代，港府發現右派勢力也存在威脅。在英國檔案館就藏有名為「Hong Kong：Kuomintang activities（CO1023/101）」的檔案，記錄了殖民地部與港府就國民黨在香港活動的交流。這些檔案反映了香港有大量國民黨支持者，而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引發動亂」。左右派均能發動大規模罷工或暴動，充分突顯香港的安全問題。
堅守中立使英國未能完全禁止衝突在香港發生。為了與中共政府維持良好關係，港府既不能完全禁止中共派遣人員至香港；但英國與民國政府在冷戰中同屬資本主義陣營，無形中也放寬民國情報特工在香港活動。而且這類活動與國共政權關係密切，容易演變成外交問題，港府處理時也有諸多掣肘，必須謹慎處理。另外，即便左右派在港組織政治活動，除非他們干犯了明確罪行，否則港府只能遞解他們，欠缺阻嚇性。1956年10月10日，受國民黨影響下香港爆發「雙十暴動」。由早上10時半觸發事件後的短短數小時內，群眾已有組織地參與暴動，當中更牽涉國民黨背景的黑社會組織。暴動為期7日，造成60人死亡，443人受傷，有2,448人被定罪，可謂史無前例。
美國情報在港之音
自晚清開始，香港一直受到中國的政治局勢和思潮所影響。故此即使香港屬於第三方的英國，也難免被捲入國共雙方的鬥爭。到冷戰時，美國政府也開始重視香港的情報價值，積極在港展開活動。美國早期依靠國民政府蒐集中共政權情報，但所得情報並不客觀、可靠。相對而言，從大陸湧入香港的難民能提供更準確情報外，他們的親身見證更是攻訐共產或社會主義弊端的「最佳素材」，遠勝於單調的政治宣傳；香港因而成為美國反共產主義宣傳戰的重要基地。
早在1950年代開始，美國情報及宣傳機關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已在香港以出版刊物和廣播等方法進行文宣，強化外交影響力。香港的美國新聞處附屬於美國駐港領使館，負責統籌所有情報和文宣工作。美國新聞處主要有兩種宣傳手法。其一，是刊印中文小冊子或書籍。這一方面可以整理及發行中國大陸的民情苦況，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逃難到香港的大陸知識份子。港英政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資助，美國則為他們開辦圖書館，又為他們出版翻譯書籍或評論文章，散布反共思想。
1950年代中後期，新聞處也開始發行《小說報》一類創作性的文學作品，希望當中所夾雜的宣傳內容可以傳播到更多沒有閱讀嚴肅刊物習慣的社群。其二，是製作名為「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廣播節目，內容跟上述的反共宣傳相似。除了廣東話，「美國之音」更會使用閩南語廣播以增加影響範圍。雖然英、美兩國在冷戰中屬於同一陣營，但英國政府並不希望美國情報部門的宣傳工作過分刺激中共，更不希望因此而威脅香港安全。英國曾向美國表示，不希望香港被利用為製作和散布政治宣傳物品的基地。除了多次致函美方，抗議其出版刊物違反香港出版條例，公營的香港電台更於1953年在沒有預告下中止播放「美國之音」。由於英方的阻撓，美國也不便在香港過於張揚，轉而以香港為中心，散布這些中文材料到東亞各地的華人社區。1950年代早期，香港美國新聞處有65%至72%的刊物轉發到日本、台灣、東南亞各地的分部，而非單純在香港流通。1955年越戰爆發後，香港更加成為美國對越南周圍重要的情報和宣傳基地。
雖然英國和港府已作出多番努力以防範這些活動引起中共政府的反感，但最終仍未能阻止危機爆發。在冷戰兩方陣營角力的背景下，1967年5月左派工會在香港發動了為期半年以上的「六七暴動」。5月15日，中共外交部更發出聲明，稱「英國政府一方面配合美帝在越南戰爭的升級，漠視中國政府的多次嚴重警告，繼續把香港作為美國侵越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斷在香港加強敵視中國的種種措施。」這反映了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即便未有國民黨這樣明顯，但在冷戰格局之下，仍然會成為左派攻擊詬病的目標。這些活動為香港本地安全埋下了地雷，最終不幸釀成悲劇。冷戰之中，多方勢力以香港為中心進行政治活動引證了香港其實一直面對着安全問題。但時至今日，似乎很多香港人都遺忘了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