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中日媾和研究】化解兩國矛盾 尚欠什麼？
現任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殷燕軍《中日媾和研究》（副題：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一書探討二次大戰後中日兩國就戰爭處理問題所展開的談判和制訂的政策，得出的結論是，兩國並沒有簽訂和平條約，技術上仍處於戰爭狀態，而這正是兩國關係長期反覆不定、頻頻交惡的底因。
撰文：方蘅
曾在中日兩國任教兼從事研究的殷燕軍憑藉第一手史料，分析兩國間談判的來龍去脈，資料翔實，分析細緻，給讀者呈現了中日面對戰後媾和的整個面貌。外交談判每每圍繞一些字眼爭持不下，書中都如實記錄和分析，令人覺得很扎實。
讀罷本書，感慨的是：無論是親人還是朋友，爭吵過後都要解決了過往的矛盾，才能面向未來。中日就過去的問題未能好好總結，就要開始新的關係，結果產生很多矛盾，看來是無可避免的。中日戰後的境況所以如此，其一是因為中國內部的分裂，即使是戰勝國的身份，也未能好好把握時機，與日本簽訂一份切合自身利益的和平條約；其二是日本政府戰敗後左右逢源，並沒有誠心悔過，造成禍害。
戰後，中國和日本主要透過三個條約處理戰爭問題和開展友好關係，分別是《台日條約》、《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台日條約》是造成紛爭和矛盾的根源。
《台日條約》成最大的障礙
日本戰敗投降後，中國隨即陷入內戰，且以國民政府敗走台灣告終。當時，美國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英國等則承認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果，大陸和台灣都被排斥在對日和會之外。與此同時，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開始不斷向緩和的方向調整。而與哪個中國政府媾和竟由戰敗國日本決定。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選擇了台灣，但又要為日後和大陸的來往留餘地，故此，又不承認台灣當局代表全中國，而堅持寫入條約適用範圍條款，明確規定條約只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台灣當局）控制的地區。這個條約使台灣當局堅持要求作為「中國政府」對日媾和成為可能，後來，在美國的支持下，中華民國也作為中國的代表進入聯合國。
然而，適用範圍條款的存在，說明這個條約根本未能適用於包括大陸在內的全中國，使中日之間的戰爭處理等所有問題都未能得到解決。最後，當日本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與中國大陸建交後，更單方面終止條約。這個條約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中日和平條約》），可是一個和平條約除非重啟戰爭，是不會被廢止的，如今竟遭廢止，也間接說明中日間根本沒有和平條約存在。
台灣當局強調，與日本締結的所謂「和平條約」是在《舊金山條約》（盟國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又稱《對日和平條約》）生效前簽署的，藉以宣示所謂「盟國」地位和政權的正統性，可是，以戰勝國的身份與日本簽的這份條約，卻因地緣政治形勢而節節退讓，既沒被日本政府承認可以代表全中國，又放棄了對日本提出戰爭賠償等權利。這樣的條約簡直就是喪權辱國，不禁令人質疑，可不可以不簽？真的這麼毫無籌碼嗎？不過，本書的重點在於以史實和資料綜述中日外交談判過程，從而判定兩國間是否有和平條約的存在，至於談判手法的優劣，則不在評論之列。
美國的政策其實一直牽引中日間的關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國大陸開始親善，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同時把台灣逐出聯合國，日本亦隨之於1972年與中國（大陸）締交，並發表《中日聯合聲明》。當中，一紙《台日條約》是最大的障礙。
缺乏處理賠償的法律依據
《中日聯合聲明》中寫入「兩國人民期待迄今為止存在的不自然狀態結束」、「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必將揭開兩國關係新的一頁」。自此，中國大陸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日台則斷交，並保持民間關係。日方不挑戰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又表示反省戰爭，而中國則放棄賠償。然而，《中日聯合聲明》卻仍有未解決的問題：
其一，當中沒有明確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是在什麼時候終止的，或者有沒有終止。日方搞「兩個中國」的花樣，一直堅持通過《台日條約》已解決中日戰爭狀態結束及媾和的法律立場，與中方要求通過《中日聯合聲明》正式宣布結束戰爭狀態，並為締結媾和條約做準備的立場尖銳對立。中日戰爭狀態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法律文件為依據宣告結束的，這一國際法問題，雙方並沒有達成政治及法律上的共識。
作者引述日本國際法學者高野雄一的說法，指出日本在1945年向聯合國投降時是休戰，而戰爭狀態到1952年《舊金山條約》生效為止持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狀態確切地說不是武力鬥爭本身，而是可以行使武力的狀態。也就是說，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因為沒有締結和平條約而持續存在。
其二，日方表明理解和尊重中方對《台日條約》的立場，自發地終了《台日條約》，但同時又不肯認定《台日條約》的非法性和無效性，這就與中方的徹底否定《台日條約》，堅持《中日聯合聲明》和《台日條約》必須兩者擇一的觀點相衝突。日方分明是鑽空子，而中方則是採取中日各表的妥協策略，雙方沒能媾和的狀況也被固定化。
其三，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日方堅持《台日條約》中已經解決，甚至不接受中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寫入「放棄戰爭賠償要求權」的內容。中方於是要求「從政治高度予以解決」，日方表示讚賞，但仍要求把當中「中國政府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放棄日本戰爭賠償要求權」的「權」字刪除，表示這是一種政治表態，不具法律效力。
不過，作者指出，這或許也可解釋為，中方還沒有從法律上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權。結果，中日之間至今缺乏處理戰爭問題的法律依據，中國戰爭受害者及其遺屬還在不斷向日本政府及企業提起戰爭損害補償要求的訴訟。
《中日聯合聲明》還沒能解決中日媾和的問題。中方為照顧日方的困難和政治解決問題的意向，不堅持締結處理戰爭問題的、向後看的和平條約，而是締結一個具向前看性質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在談判過程中，雙方焦點集中在「反霸條款」上，對於該條約與和平條約的關係等重大問題沒有涉及，也沒有論及戰爭、領土等懸而未決的問題，僅在前言「確認了《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必須嚴格遵守」，卻沒有認為條約具媾和性質。條約規定了十年有效期和廢除條款，本身就否定了具有和平條約的性質。
分裂的國家被人鑽空子
從《台日條約》到《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之間不存在雙方都承認的、能處理中日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和平條約，儘管雙方各自的政治解釋認為戰爭狀態已經結束，但雙方在由哪個文件終止了戰爭狀態的問題上有很大分歧，且矛盾重重，既缺乏法律依據，基礎也十分薄弱。
作者指出，中日媾和之所以如此曲折複雜，主要是中國至今「尚未完全統一」，各國都利用這個局面從中牟利。筆者亦深感同意，一個分裂的國家，是所有國民之痛，對內可造成撕裂，對外則有可能喪權辱國。如今中國國勢如日中天，兩岸三地卻關係緊張，實非國民之福。中國政府不可輕視這些裂痕，而應積極彌補，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中華復興。
日本政府先後從台海兩岸對手那裏得到了放棄賠償要求的利益，但是，日本政府和人民也失去了與中國政府和人民實現真正和解的機會，使兩國之間對歷史認識問題爭論不休。日本歷來不乏對於中國心懷善意的人，致力於中日的和平友好。但與此同時，日本也不斷有人破壞中日的和平友好，戰後日本人固然對和平付出過努力，但也必須正視的是，從日本政府對待與中國的媾和，可見當局完全缺乏坦誠，只知謀利，而不知顧全大局，從長遠的和平友好着眼。影響所及，自然有礙中日兩國的真正和解。
本書作者的分析和觀察，可謂切中肯綮，值得各方關注。作者本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留日學生，後在日本高等學府任教歷史，且對中日糾紛持與中國立場相近的歷史觀點，反映日本學術界能夠客觀包容，並沒有受右翼民粹干擾。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有這種胸懷，坦誠持平地看待歷史，相信是中日兩國人民之福。
《中日媾和研究》
副題：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
作者：殷燕軍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上文刊登於第21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25日）《《中日媾和研究》 中日之間尚欠和平條約》，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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