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毛澤東的新世界】建國初期的政治文化巡覽
《毛澤東的新世界》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榮休教授洪長泰於2010年出版的英文著作《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的中文譯本，以「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為視角切入，時間範圍集中在建國（1949年）初期十年，探討中國共產黨如何將強烈的政治意識滲透於不同的大眾領域，涉及空間、慶典、歷史、圖像和紀念活動，以完成這一時期中共所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政權合法化。
撰文：楊洋
於是，這本著作給我們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經常喊在嘴邊的「新中國」到底「新」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是「毛澤東的新世界」，而不是「人民的新世界」？我們今天生活的城市社會中，甚至是我們自己的身上有沒有那些「新」的影子？
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只需要學者去研究和正視，而是與每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關。它不僅解釋了個體的經歷——我們究竟在怎樣的環境中生長起來？更重要的是昭示着當下與未來——如今我們生存的周遭是否（多大程度上）遺留着那個時代的思維邏輯？繼續下去的生活是否能自覺地摒除那些強加在我們意識中的桎梏？
筆者認為，這本著作令人興奮的是建立了一種「雙重的動態3D立體體驗」。第一重是閱讀的立體體驗：我們首先會在開篇置身於一個巨大的空間中——天安門廣場，同時環顧廣場周圍、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1959年）拔地而起的「十大建築」。接着，我們會欣賞到在廣場上進行的一系列慶典活動，包括群眾遊行和極具民族風格的秧歌巡演。
如何改造漫畫和年畫
我們的腳步不僅停留在戶外，還會走進中國國家博物館（由最初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而成），在館內參觀的過程即是了解官方語境下的歷史敘述。在短暫地跳出天安門廣場這一空間後，作者帶我們回顧了建國初期兩種圖像形式的改造：漫畫和年畫。最後，我們再一次回到以紀念為名的空間——八寶山革命公墓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完成整個充滿政治文化的「新世界」巡覽。
第二種是思考的立體體驗：正如作者所說，「歷史事件是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中，受不同因素影響，一直在變化。」作者把研究對象視為持續演變的現象。以興建人民大會堂為例，為什麼要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建造這樣一所建築？在建造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問題？它是按照誰的意志創作——建築師？領導人？一個普通人如果置身其中會有什麼感覺？在如此動態立體的全過程式探究之下，我們才能明白個體對於小到一座建築、大到一個國家來說，真實的身份究竟是什麼。
從學術角度對這本著作的分析就不在這裏展開，留給專家去細評。筆者想從幾個細節入手：儘管被歸為中國歷史學術專著，但本書卻與艱深晦澀毫無關係，整部著作行文流暢，文筆樸實，普通讀者亦可以通讀無礙。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西方理論，卻很好地為「我」所用：先以一兩句話解釋清楚所引用理論的核心，再用來論證觀點，使得本身看似難懂的理論像日本料理中的芥末化開在醬油中一樣，完美地與上下文融合，既反映作者的學術功力與文字功底之精深，也可見翻譯者麥惠嫻的水平。
另外，作者實地走訪了多位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從他們的口述中得到「原始資料」，例如雕刻家滑田友（人民英雄紀念碑「五四運動」浮雕作者）、舞蹈家戴愛蓮、漫畫家華君武、當代油畫家靳尚誼等，這些口述資料不僅有力地佐證了論點，更在時空的今昔對照中產生一種時代的動容。至於那些不便以真名示人的受訪者，作者便以建築師甲、博物館工作人員乙等代稱。
最後，讓我們回到這本書的題目，也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感觸最大的一點——《毛澤東的新世界》——沒錯，這個「新中國」不是別人的，是屬於中共、屬於毛澤東的，換句話說，和所謂的「人民」沒有什麼關係。首先該著作十分明確以貫穿全書的論證告訴我們，中共在建政頭十年，幾乎所有以國家名義推行的實踐——無論是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十大建築」的興建，以及國家博物館中的展覽，還是對傳統秧歌（舞）和年畫的改造，或者是每年勞動節和國慶節舉行的群眾遊行——都看不到絲毫為人民着想的影子，有的只是為鞏固政權而作出的政治考量與鬥爭妥協。
還原「十大建築」爭論點
在本書第二章《十大建築：樹立政治威信》中，作者還原了當時建造人民大會堂時的各方爭論點。設計師趙冬日希望把會堂做得無限之大，「這樣，會議代表從正門進來後必須走不少路，經過好幾道門，才能到達大禮堂。」「訪客要穿過一重又一重的門才能到達大堂。」這個方案遭到知名建築師梁思成的反對，他認為趙的設計「大得不合理」，是將「小孩兒放大」至不成比例，「使人感覺走入巨人國」。最終方案被採納的趙冬日也毫不遮掩地表達了他的觀點：「廣場應該是政治性的，還是文化性的？」答案顯然是前者。這也正是本書的魅力所在，作者還原了一座建築、一幅油畫、一方空間誕生的全過程，特別是呈現了各種勢力在整個過程的種種角力。
比如，從設計之初就沒有為人民考慮的人民大會堂（要注意最高領導人幾乎不由正門進入），如今仍盤踞在廣場西邊。當我們拾級而上，穿門過道，來到大禮堂，一定會不禁發出宏偉的感嘆。而感嘆之後留下了什麼？「被渺小」的個體在這個空間中是否有勇氣和力量去對抗「不同意的請舉手」這樣荒唐的政治制度？
對待人民的不屑，另一個表現就是對歷史的不尊重。建政後的中共把對歷史的敘述權攬於股掌，不僅從上到下控制歷史「該怎麼寫」，更肆無忌憚地把歷史看作是可以篡改的東西。書中講到關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籌建與開館便是一例，作者開宗明義：「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建造是出於兩個明確的目的：一是通過展覽去細心為共產黨塑造美好的形象，令大眾信服，從而使中共的政權早日為民眾接受；二是凸顯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角色。」其行文脈絡並非着力在既成事實上，而是對事件「連根拔起」。
作者關注的是博物館——用一個現代藝術領域的詞是如何「策展」。換句話說，作者聚焦的不僅是展品本身，而是為什麼要展出這些藏品，而不是其他。如此釐清了博物館策展的內在思路，也就理順了中共對歷史的輕蔑態度與敘述邏輯。
精心解讀官式語言論述
寫到這裏，筆者不禁想起時下在本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專題展覽《塵封璀璨——阿富汗古文物》。觀眾可以難得地領略到來自阿富汗地區由青銅時代至公元一世紀珍貴的出土文物，以窺探古阿富汗的文化風貌。但細心的觀者亦能在細節中發現，展覽並不是單純地通過展品讓我們了解古阿富汗的歷史與人文，更同時巧妙隱晦地將其與「一帶一路」這個政治符號聯繫起來。
對來自官方系統的語言論述必須要精心處理。那可能是一句不經意的口號、一份用心良苦的報告，或者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活動，甚至一座新落成的場地樓宇。那裏面是否包含了某種「想讓我們記得」或是「想讓我們忘記」的東西。有時重要的不是「有什麼」，而是像中國畫的留白一樣——是「沒有什麼」。
反思過後接踵而來的便是反抗。這一反抗不一定是來自肢體上的對抗衝突，而更多的是來自個體由內到外的反省與自覺。在本書中，另一個精彩的篇章是對「新年畫」的分析，作者不僅揭示了中共是如何改造傳統年畫以向農民傳播政治觀點的可笑做法，更以不小篇幅刻畫了民眾的反應與抵制。雖然我們有時對中共集權統治下的普羅大眾感到遺憾與悲觀，但不可否認的是，來自民間的反省與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就如同筆者清楚地記得十年前的冬天，筆者作為新聞學專業的大學實習生在北京一家黨報工作時的情景：有一天筆者和一位文藝部前輩坐出租車從東向西經過長安街，當汽車行駛過中南海門口時，筆者看到穿着厚厚軍衣的解放軍把守，在兩人中間是一閃而過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大字，筆者順口唸了出來，而來自副駕駛座的同行前輩無意中說出了一句讓筆者至今難忘的話：在中國，寫着「為人民服務」的地方，人民從來都進不去。
《毛澤東的新世界》
副標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作者：洪長泰
譯者：麥惠嫻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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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建國初期的政治文化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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