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無工會下 開啟新工運模式時代
隨着中國1978年吹起的改革開放之風，市場經濟急速發展，直到今天，中國甚至舉起「再全球化」的旗幟，開始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與此同時，中國與「共產主義」也愈走愈遠，市場經濟衝擊計劃經濟，也衝擊原是中產階級的工人，工人「被拋擲」到新的處境，中國政府與勞工的關係複雜，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工人運動此起彼落，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人維權事件發生。
撰文：王維克
政治學者陳峰著的《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就是針對這現象作出一個回顧、總結與反思。陳峰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著有《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轉型與政治合法性——意識形態與改革》（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Mao China: Ideology and Reform），他研究的旨趣在於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理解國家力量與勞工行動的互動關係。
所以，在本書中，陳峰更關心在「國家因素」下，勞資關係的格局，國家怎麼面對勞工問題的挑戰，為何工人運動一直脆弱、無序、無組織？終極關懷當然也就是「國家－勞工」關係應往何處去。
在當代中國，勞工問題無疑是最敏感的話題之一，事涉中國現政權的「合法性」，也許在西方國家，勞工權益問題更多被理解為勞資關係的矛盾。但在中國，勞資關係與公權力密不可分，公權力經常介入到勞資關係當中，尤其勞資關係以工人運動的形式出現，往往令到本已經糾纏難清的「國家－勞工」關係更形複雜。
中國體制上，按官方的解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仍是現政權不可或缺的底色，但在經濟急速市場化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招牌更顯尷尬，在勞動密集的工廠、國企改革大潮中，「勞工」成為了一個問題。具體體現在權益保障、工人集體行動權、勞資關係等方面，這些問題都是前三十年所沒有的，尤其是江澤民時代，允許資本家入黨，許多工廠的資本家本身就具有人大、政協的身份，使勞資糾紛更容易與公權力發生關係。
特殊制度下的「三腳櫈」關係
本書由三個部份組成，第一個部份是國家與勞工的相關理論、中國如何形塑勞動關係體制和工人行動；第二部份是國家勞動關係體制如何管控和處理勞動衝突；第三部份則是當前體制如何形塑工人行動主義。
簡單來說，第一部份是學術回顧，建構書的分析框架；第二部份把中國勞動爭議分類，主要是權利爭議、利益爭議及道德經濟學爭議三種，並且進行分析，放置到具體的案例當中，例如工會和衝突的解決機制，包括2005年大連開發區大罷工、東莞法院的調查、廣東地區的調研等的田野經驗；第三部份則是研究國企工人的抗爭，分析傳統社會主義「道義經濟」解體之下，國企下崗工人的抗爭手法。
國家、勞工、資本家的「三腳櫈」關係，彼此之間的合作、博弈貫穿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勞工問題中，地方政府之所以採取默認、調解、壓制三種不同手法處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上述「三腳櫈」的權力對比差異。而三者的互動當中，顯然地，在中國「全能政府」的管治模式下，國家、勞工的關係最為重要，勞資關係怎樣解決，相關工人運動能否促進改變，還是原地踏步，工人面對的，意外地是國家，而非資本家。
陳峰研究生涯印象最深刻的，就數九十年代末，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推行的國企改革。陳峰在書裏說：「市場化經濟轉型中，體制、意識形態、傳統、法律、認知和工人行動之間的複雜互動。」在新的勞工觀念引進、舊的「工人階級」觀念漸漸消亡的過程中，國企下崗工人的行動是複雜且矛盾的，他們不但是漸漸淡出的舊體制成員，更是新體制的受害人。面對招牌同樣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他們只能夠把抗爭的矛盾指向本企業，陳峰說：「這種『道義抗爭』深受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文革經歷影響，對不公正的抗議始終和懷舊意識交織在一起。」
因此，下崗政策雖然牽涉到幾千萬工人，但他們從未跨地域進行共同行動，傳統社會主義的認知，讓他們必須擁護黨國體制，對於自身的不公正待遇，難以用新的市場經濟邏輯理解，從而產生新的抗爭理路。
廣東帶動的新工運模式
新的工人運動邏輯、理路在2000年代、2010年代初期才出現，而廣東這個改革開放中「綠燈大膽走，見到黃燈快步走，見到紅燈繞着走」、得市場經濟風氣之先的「中國工廠」，自然也就是新工人運動模式的發源地。
回顧歷史，在2010至2015年間，從2010年廣州南海本田罷工開始，成功使資方讓步，員工加薪達33.1%；2014年的東莞裕元鞋廠罷工也成功爭取到增加每月230元的生活津貼費。
從工潮到談判，改善了「一次分配」這個成果，從而爭取到「集體談判權」，如南海本田於2010年後便幾近每年也有薪酬待遇的檢討，2011年加薪30.4%，2013年罷工後再度加薪14.4%。回顧這些例子，似乎看出中國工人運動和官方漸漸摸索出一些默契，工人生活待遇的改善可以有限度地爭取，但上述例子都是涉及「外資企業」，南海本田是日資，裕元則是台資，面對中國民間資本，形勢則差別很大。
陳峰也在書的最後一章指出：「政府無意推進集體談判的發展，更不用說承認『工人代表的合法性』，相反，地方政府開始採取新的政策措施，意在同時應對工人訴求和『工人代表』的做法。」
事實上，南海本田的「集體談判權」也沒有特別意義，沒有成為其他地區或者企業工人待遇改善的藍本。例如在2018年深圳、惠州爆發的佳士工運，「工人代表」要求在全國總工會下成立工會，但結果訴求被拒絕，運動也以鎮壓告終，安插「勾結外國勢力」的罪名，便草草了事。
廣東工人運動衍生出的「工人代表」模式，與其說是一種模式，更像是一種默契，本身沒有任何制度、規章加以確認，這些「工人代表」帶動的罷工或抗議行動即便具有成果，例如帶動加薪，但往往在運動過去後都會遭到「秋後算帳」，上述提過的本田罷工推手、湖南人譚國成與劉勝奇在運動過後便被廠方解僱。
「工人代表」走不進體制
習近平也重視工會改革，讓工會能夠真正代表工人聲音，在2015年11月他親自主持的深改組第十八次會議上通過的「全國總工會改革試點方案」，就有兩點要求：第一點是「工作作風上，要去除總工會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的官僚氣」；第二點就是「身份上，要增強工會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這種論述代表了習近平政府了解全國總工會作為反映工人利益、意見的渠道，早已出現許多問題，上述不客氣的陳述在修辭上是非常凝重的，但事實上，工會改革卻非常困難。
即便是「集體談判權」本身，地方政府就非常抗拒，更不用說是工會，即便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也具有相當的政治組織能力。陳峰在結語裏說：「『工人代表』提供了在工會不作為的情況下，組織工人的另類方式，使得工人或多或少有組織的方式，面對僱主，並有序表達訴求。」但同時「一個有效的工會是真正自願性談判不可或缺的基礎」，這種臨時性的安排或許能在部份場域有限，但在制度上卻問題重重，當建立真正反映工人意願的工會，對於政權的合法性，以至「維穩」大局卻又是不利的。
現時，工人權益的保障就走在這兩個矛盾之中，時刻搖擺不定。《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回顧了近四十年國家、勞工的互動關係，整體來說，工人的行動取得了一定成果，陳峰這本書指出了工人由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過渡到市場化邏輯、運用法律工具為自己維權的心理變化。但要如何理解政權的變化，並安全地維護自己權益，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個問題似乎過於沉重，也難以回應。
在歷次工人運動裏衍生出的「孤膽英雄」、「工人代表」們，大部份最終都被排除在體制之外，沒有獲吸納成為體制一部份，協助解決「勞工問題」，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對打着「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國無疑是很大的刺痛；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國家、勞工這種緊張的關係是否必然，勞資糾紛中，國家應站在怎樣的位置？體制又可以怎樣吸納工人的真實聲音才會真正落實習近平工會改革的願景？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制度、衝突與變遷》
作者：陳峰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當代中國的國家與勞工》 中國工運中的國家角色》，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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