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動盪】從撕裂中走出的妥協政治
「危機」，蘊含「危中帶機」之意，危險縱然存在，但柳暗花明，或會令遭逢巨變的個體痛定思痛，設法找出一線生機，甚至轉危為機。對譯英文的「crisis」，似乎亦令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深受啟發，他在已屆耄耋之年綜合七個國家在八個面臨危機時刻的抉擇及經驗，梳理出一條國家在動盪之際如何自處的治理方程式，撰寫了《動盪》一書。
撰文︰羅乃智
由危轉機為一途，由危入殆亦可能是硬幣的另一（陰暗）面。戴蒙在書中歸納出衡量國家處理危機時的12個方略是否得宜的準則，涵蓋了有否國民共識、是否承認危機存在並予以清晰定義（戴蒙名之為「建立圍籬」）、能否從他國獲得外援或求取經驗、能否借古鑑今、有否能屈能伸的彈性，以及國家是否存在堅實的身份認同或核心價值等。這堆形近口號的準則，在戴蒙筆下牢牢套緊七國在不同歷史時空下面對的危難，並旁徵博引，層層解構，道出一些國家如何解破危局，走出生機；另一些國家又如何掩耳盜鈴，陷入死胡同。
芬蘭：從以小事大到苦盡甘來
西方國家長期以「芬蘭化」（Finlandization）形容小國因毗鄰強權大國及面對其武力威脅而委曲求存，甚至扭曲國家政策。這個充滿貶義的名詞，得名於西方陣營長期不理解冷戰時期芬蘭曾採取的國策。當時，為求生存，芬蘭確實對蘇聯作出受盡屈辱的妥協，例如兩場以小博大的對蘇戰役失敗收場後，竟應要求逮捕主張對蘇作戰的總統、總理及內閣部長，並予判刑；其後甚至直接「勸諫」國內媒體避免發表刺激蘇聯的負面報道，更主動推遲總統選舉，以容許深得蘇聯信任的時任總統留任。
戴蒙指出當中的視角盲點，在於西方抽空了芬蘭人曾因對蘇作戰而歷經苦難的一段悲痛歷史。芬蘭人歷史上長期畏懼位處其國土東方的俄國強權，加上基於對沙俄/蘇聯的厭惡，在立國首二十年一直對蘇聯懷有敵意，遂積極地充實國防；在1940年「冬季之戰」及1944年「繼續之戰」，芬蘭人雖然以小國之姿奮勇抗敵，令國際刮目相看，卻付出了超過十萬人性命以及包括該國第二大城市淪陷等代價。兩場勇武抗爭的背後，亦令芬蘭見識到曾經信任的西方盟邦如何口惠而實不至，在芬蘭最危難時只表現出愛莫能助的態度。
戴蒙承認，自己曾是將「芬蘭化」掛在口邊訕笑的一員，但他後來深切了解到芬蘭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路線實屬無奈：不能更變的接壤國土、蘇式軍備的文攻武嚇，以及兩次慘烈的血戰，怎樣才可確保其國家免受強敵蹂躪？芬蘭幾任總統對蘇採取的友好路線，得以令蘇聯撤除位於芬蘭境內的海軍基地；而芬蘭亦善用自身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員的地位，成為蘇聯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的橋樑，從中獲取經濟實利之餘，亦令蘇聯投鼠忌器，避免輕言入侵。正因為誠實面對自己在地緣政治的局限，並對過去失敗得到的教訓念茲在茲，芬蘭才會保持民族自信，喊出「芬蘭化只供內用，不求外銷」作反駁，實際是緣於芬蘭人的國家認同穩固，「芬蘭化」正是全民共識。
由此路進，放諸今日香港人面對中央政府強調「一國」先於「兩制」的大氣候，歷史給我們的教訓，似乎說明取信鄰近強權正是一地生存之道，何況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誠然，部份論者可能認為此一策略會帶來屈辱，但忍辱，或許可以負重：芬蘭與蘇聯，誰笑到最後？何者又在今日政治、社會、經濟上領先？
智利、印尼：從左翼到右翼間的鐘擺效應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蘇冷戰正酣，雙方競相拉攏各個新近獨立的前殖民地加入己方陣營，這種姓社（會主義）還是姓資（本主義）的外交路線之爭，令那些國內政治基礎長期欠穩的國家陷入左右翼政治陣營的惡鬥漩渦中。當美蘇兩國在背後操作代理人政治時，更觸動了這些國家內本已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及政經利益，引致一個又一個國家長年不止的政治動盪。
智利在戴蒙眼中曾是民主思想深植的南美國家，國民擁有多年參與公平民主選舉的經驗，亦有足夠知識水平擺脫民粹式政治的操弄。然而，七十年代，智利政壇的變質足以令任何曾對智利樂觀的人沮喪。1973年由軍方將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推翻民選左翼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血腥政變，源於阿葉德高估其作為總統的權限，以冒進的手段推行各項土地改革、國營化及驅逐外資等左翼政經政策，無視國內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層對共產主義的原始恐懼。結果，在這兩個階層或明或暗的認可下，皮諾切特借助美國中情局的暗中支援，一舉以軍事政變形式終結民選政權，改採長達十七年的獨裁專政。
在遠東的印尼，自1949年從荷蘭手上艱難地取得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雖然力求在軍方及印尼共產黨之間取得平衡，卻在1965年成為泡影，印尼軍方中反共勢力蘇哈托（Suharto）發起武裝政變，一舉奪取軍權，同時架空蘇卡諾的權力。這場史稱「九三零事件」的政變除了一下子將印尼從本來具侵略性的親蘇聯社會主義路線拉到親美的權貴資本主義方向，也在一場牽連五十萬人的大屠殺後完全消弭印尼共產黨的影響力。蘇哈托在政變後亦一直將自己定為一尊，開啟往後長逾三十一年的獨裁統治。
戴蒙認為，智利和印尼的歷史有着驚人的相似：冷戰格局下先出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靠攏的傾向，時任/繼任的國家領導人在內政外交上遂行國有化、反資本主導的社會主義路線，並以激進的教條式運動執行，引起國內既得利益者（如軍方、資本家及中產階級）的不安；及後，國家出現政變，軍方將領推翻原政權後，改採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一方面以經濟表現換取民眾對獨裁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漠然），另一方面豎立反共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份，以抵禦當時蘇俄建立全球共產同盟的企圖。
智利、印尼從左翼到右翼再到今日重行民主化道路，路途縱然崎嶇起伏，卻漸次走出左、右兩翼殊死鬥爭的紛亂局面。國家從大亂到大治的路上，除了依仗國家認同以形成向心力外，更是人民記取歷史教訓後歸納出「妥協政治」的路線：無論左右，回歸制度，力求商議式民主，才是國政歸和、走出暴力怪圈的不二之道。
民主與自由：隱患重重還是萬世不朽？
在戴蒙眼中，令美國一直鶴立雞群的優勢是，其從制度上確立的民主自由政體：只有民主才能確保政府作出的決定獲透明檢視，它亦容許公眾討論產生影響力，監督當中可能出現的紕漏及舞弊；同時，民主制度以選舉作為表象，它令民眾感受個體力量的重要性，形成「充權」的感知，並以此避免人民訴諸暴力，改以理性文明的手段糾正過往錯誤，也避免將來肇禍。開放透明的政體對促成並維持社會流動及經濟機會開放，亦至關重要：美國既有「民族大熔爐」及「經濟黃金地」的美譽，正是其社會相對清廉、吏治透明、經濟機遇處處的結果。
不過，戴蒙目睹美國現況不無感嘆，尤其是美式民主的制度優勢在日益受侵蝕：選民被民主、共和兩黨各走極端的政治路線撕裂，被選區重劃、選民登記等政治操作蠶食公平性；而即時通訊軟件及社交媒體形成同溫層社交，則令民眾抗拒接收不屬自己相信一方的資訊，致使猜忌敵意萌生，政治妥協無從建立基礎；對教育、衞生及福利的長期忽視，大大削弱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能力，令美國社會階層固化，加劇社經、種族及政治機會上的衝突，令社會隱患處處，長遠甚至會危及美國國本，令它失去曾經傲視全球的競爭力。
戴蒙大力撻伐美國人的其中一點，正是美國國家意識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傲慢思維—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人長期相（誤）信其國家的成功出於自身國民的努力，並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才會令美國今日缺乏檢視自己國家缺點的動力，亦無學習他國經驗的意向。
事實上，這種將過往成就歸功於自己（或屬同一個世代的人）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均非少數。自恃「收成期」內而掌握權力的人，往往在身居要位時扮演保守派的角色，死守既有框架和規程，缺乏反躬自省，往往有權用盡，將一地在民主制度、資訊流通及社會流動等方面的彈性扼殺，加劇制度內外的張力。當國家危機出現時，制度失靈往往會進一步打擊應對困難的韌性，自然失去轉危為機的可能。
從七國到香港，亂與治從來置身鐘擺兩端。然而，所謂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的期許，到底手握權力的人，能否在本書中求取歷史教訓，找到避免動盪的鑰匙呢？
《動盪》副題：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
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時報文化（台北）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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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動盪》從撕裂中走出的妥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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