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三】為個人，還是為社會抗爭？
上一代的人生就像下了一局飛行棋，不管開局的運氣多糟糕，長久困於寵牢裏，但只要鍥而不捨，終有一天飛到終點，只是這一代沒那麼好運。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形容，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本地經濟泡沫爆破等等，都令奇蹟故事失去可信性，年輕人眼見社會變差、貧富懸殊、樓價高企，開始質疑「努力就有回報」的論述，並把生活窘局與資源分配的不公不義相扣連，由此衍生兩個問題：「一個是單純個人問題——我（青年）計算過我整輩子也買不起（樓），這是個人的沮喪；但另一種並非單純個人買不買得起，而是（大家都買不起）你覺得這個社會很有問題。」
承接上文：【青年之苦．一】當權精英虛偽離地 年輕人之怒爆發【青年之苦．二】是物質主義，還是後物質主義？
前者不難理解，但後者經常被忽略；正如特區政府在回應連串的抗爭運動時，似乎也只是把問題歸咎於青年政策的不足，難怪會被外界批評是「斷錯症，落錯藥」。
六七暴動後，「青年」首次走進港英政府的施政視野，有不少回應青年需要的政策。回歸後，青年政策雖然一直滲透於不同層面的政策當中，但只有現屆政府提出以青年為核心的青年政策。翻查資料，歷任特首均曾針對不同的青年問題，提出相應的青年政策：如董建華預留5,000萬元成立持續發展及培育基金，協助雙失青年；曾蔭權提出興建單身青年宿舍，紓緩青年獨居問題，宿舍今年竣工；梁振英成立三億元「青年發展基金」，協助年輕人創業；林鄭月娥則強調「與青年同行」，制訂「三業三政」方針——關注青年學業、就業及置業，以及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包括先將「青年事務委員會」改組成「青年發展委員會」，統籌跨部門青年政策，亦推出「青年共享空間計劃」、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等等，政府總會說，青年是香港的未來，但青年們能看見自己的未來嗎？
李立峯說，有別於涉及託兒支援的婦女政策，以及關乎安老護老的長者政策，「青年人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很難單純當作青年政策去處理。」他舉例說，如求職問題，這關乎整體的就業市場，而非僅是青年的就業問題，「但如果是就業市場出了問題，大家都知道，最難求職的不是青年，而是50多歲的人。」
他表示，自己不是研究青年政策的專家，但當政府視青年為獨立群體，那麼在政府眼中，青年出現與其他群體不同的「獨特」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
「我的認知是，有許多人眼見樓價飛升，有感自己上不到樓、社會很不公平。這是樓價問題，不是青年人問題。」住屋素來都是頭號的民生問題，不同的是往日上車是港人的起點，今日卻變了大家的終點。當年輕一代眼見樓價高企、公屋短缺等問題，政府只在置業階梯左修右補，首次置業上車盤等政策層出不窮；發展商順應潮流推出納米樓，既貴且細。
李立峯不禁反問：純粹叫青年投身大灣區發展便可以解決問題嗎？「假如我是一名20歲年輕人，我覺得我買不起樓，而政府認為這是個人發展問題，那我去別的地方發展，但事實根本不是這回事。」如果這裏有一百名青年，理應有一百種生活，偏偏社會卻把他們推向漩渦。李立峯批評，政府完全弄錯怨氣的性質，將年輕一代的怨氣當成個人發展機會問題處理：「政府仍然用他們那一代人的思維——總之都是機遇問題，你有機會，力爭上游幾十年後，便會有收成期。」
一直以來，政府認定有責任為青年人尋覓更多發展機會，但不少青年人卻不領情。在李立峯眼中，「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好，自然大家好」，政府未必需要推出很多獨特的青年政策，而應優先回應整體社會的基本及重要訴求，再處理針對特定群體的小型議題：「如婦女因社會不公義、不公平而對社會有很大怨氣，但政府卻做兒童照顧，我不會認為沒有意思、不用做，但你解決不到大問題。」可惜，今天政府仍未戒去本末倒置、捉錯用神的弊病，「你解決政策偏向商界的問題，不再盲目追求經濟發展，在施政上做到令大家認為你（政府）是開放、公平、公義的，所謂青年怨氣已可減掉一大半。」
有黨派提出政府可帶頭與社會各界建立溝通平台，以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收集意見，當中包括利用社交平台與青年人溝通，不過，李立峯質問，為何還要建立什麼平台？「早有平台進行溝通，年輕人的聲音一直有表達出來，不需要刻意地做一個平台。」他有氣沒力地說，青年訴求早已宣之於口，當下也有不少學術研究及政策研究，探討年輕人的心態與追求等等，「只是在過往十年八載，政府沒有聽過（視而不見）。」
缺溝通平台，還是缺溝通誠意？
黃以恆認同李立峯的說法：「政府一直有一些所謂溝通的渠道，但不會seriously take it into account，他們想年輕人坐下來談，但卻沒有好好認真汲取意見。」早前有傳特首林鄭月娥曾透過中間人邀請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會作閉門會議，但在黃以恆看來，這些都不過是「擺姿態」，「政府沒擺出一個有任何改變的態度，這便是一個問題。」就像目前的青年發展委員會，34個非官守委員中只有三個是自薦委員，其餘均由政府委任。
「到底聽到幾多真正在外面的青年的聲音呢？另外，即使帶到聲音入去，政府又聽得（入耳）幾多呢？」黃以恆認為，從委員會的組成及自薦計劃的篩選過程，不多不少可看出政府沒有做好容納多元聲音的準備。
說到底，還是政府是否有意吸納貼地的青年聲音。若否，政府再闢多少路徑也就不過是空話。
每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均被視為一個扭轉民意的契機，政府原本可推出大量惠民措施，解決房屋土地等深層次問題，扭轉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可惜當局從沒好好把握機會。有學者預料，政府會於10月《施政報告》中大肆「派糖」，取悅市民，順道平息民憤，但李立峯斷言，派糖只會火上加油，令市民更憤怒：「今日批評政府的那群人，其怨氣不是源於經濟問題，你派糖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
當大家着眼於公義問題，派糖無法在今日香港奏效，甚至在財政能力上，派糖愈派愈多，離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便愈走愈遠。今天的投資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只是政府仍對社會深層次矛盾視而不見，對一些迫在眉睫的社會政策如全民退保充耳不聞，無心改善貧富懸殊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青年人也會有變老的一天，問題仍是日復日延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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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從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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