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困境】沒有父幹如何向上流？ 香港的「窮忙」悲歌
如今許多香港青年陷入了窮忙的怪圈，背後映射當下社會階層固化的無奈。在青年人考大學、讀書、工作的旅程中，無論是原生家庭帶來的教育資源不平等，還是與學歷市場錯位的勞工市場，又或是單一的產業結構、病態的房價等等，這些社會問題都進一步阻礙了社會流動，讓舊時白手起家的香港夢難再尋。當人們批評這一代青年人「唔捱得」之前，我們更應想想，政府有否為陷於這一汪死水中的青年人做過些什麼？此文章為「青年困境」系列報道之一
談到青年人的困境，貧窮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今年4 月，扶貧委員會公布最新的貧窮統計，2017年青年貧窮人口為12.2萬，貧窮率為12.4%。在與貧窮密切相關的失業問題上，青年也面臨着不小的困擾。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2015年5月至7月，本港15至19歲青少年失業率達18.3%，為各年齡組別中最高，亦是近年來最高水平；在此之後，雖然隨着整體就業市場改善，但仍維持在10%以上，今年4至6月臨時數字為10.2%，遠高於勞動人口整體的2.9%失業率，20至29歲青年失業率僅次於15至19歲，今年4至6月臨時數字達5.2%。
由此可見，青年人的失業風險偏高。問題不止於此，相比於上一代，或相比於這一代青年自身，青年貧窮情況都在不斷惡化。從青年收入變化方面考量，2001及2011年，全港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由2001年1.1萬元，微升至2011年的1.2萬元。然而，青年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皆為8,000元，呈現零增長，2006年更一度跌至7,000元。若將其間6.1%的物價增幅考慮在內，年輕人的實質薪資出現倒退。根據2018年出版的《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下稱《2016青年報告》）顯示，2006年青年工作人口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為全港工作人口的七成，而報告中的歷史數據也顯示，自2006年後，這個比例始終低於七成。同時，若將低於每月收入中位數一半的人士界定為低收入人士，那麼2001及2011年少於4,000元可被視為低薪青年。低收入青年的比重，由2001年的8.5%，升至2011年的17.6%。僅從這些數據可見，年輕一代低薪問題似有惡化迹象。
令人更加絕望的是，這一切有如身陷沼澤，無論如何奮力掙扎都無法擺脫。2006年，日本經濟學者門倉貴史出版研究著作《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以數據分析及訪談資料，對「窮忙族」現象做深入分析與探討，在日本引起廣泛迴響。書中所指的「窮忙族」，就是在職貧窮，意指一些每周工作40小時或以上，但所得薪金及不上最低薪資（最低月薪標準）或貧窮線的員工，即「無論如何拚命工作，仍然無法擺脫最低水準生活的一群人」，後來泛指在可見的將來職位和薪酬也幾近提升無望的基層工作者。
香港也同樣存在着窮忙族。2017年整體貧窮人口為100.9萬，當中有 16.7%（16.9萬人）為在職人士。「窮忙」消耗着年輕人的時間、精力，卻又不能回饋以足夠的資歷和金錢，讓他們投資未來，提升自我，最終只能陷入窮忙的怪圈。貧窮固然可怕，更加可怕的是無法擺脫貧窮的深淵。年輕人擺脫貧窮的希望，來自「向上」流動的機會是否足夠。這裏的「向上」包括在收入、職位、社會地位等多方面的更上一層。因此，年輕人愈來愈窮，努力工作也無力改變的這種情況，實際是香港社會階層固化，欠缺社會流動性的縮影。
社會停止流動從校園開始「靠父幹」
社會學把由於經濟、政治、社會等多種原因形成的，在社會層次結構中處於不同地位的群體稱為社會階層，各階層之間的流動就是社會流動，可以包括經濟、職業、社會聲望等等。社會流動可以是向上、向下、或是橫向平行移動。同時也可以是相比自身產生的變化（代內流動），又或相對父母輩而言的（代際流動）。
由於社會階級的差異難以完全消除，保持社會流動就顯得尤其重要。社會流動能激發社會成員的潛力，紓緩社會不平等的現象。當一個社會各階層可以自然流動，就意味着上層的人沒有外在因素保證他永享優越的資源和地位。同時，下層的人有平等的機會向上移動，憑個人努力在財富階梯及職位階梯向上流，改善社會地位和生活質素。這樣的社會環境更能調動個體工作積極性，推進社會的平等。反之，若社會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也即階層固化，則意味着上層社會牢牢把持優越資源和地位，下層階級無法通過個人努力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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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階級固化 青年難以逃脫窮忙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