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二】是物質主義，還是後物質主義？
「傳統的香港社會有許多框框——長大後工作、買樓、供樓、結婚、生仔……這是典型平淡的生活模式，不是說許多人很抗拒，但亦有人開始反思為何一定要跟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認為，有部份年輕人開始對生活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傳統的人生成就，為何在今天的社會變了份量？
早年的香港奇蹟故事是這樣開始的—戰後國內大量人口南移，惟這些移民僅視香港為臨時居所，期望有朝一日重回故土；隨着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移民歸屬感雖有所上升，但仍形成一種短視的、只為「家庭」而非「社會」拼搏的「功利家庭主義」。時至今日，力爭上游的「獅子山精神」是上一代引以自豪的記憶，但在當下卻變成年輕人無法掙脫的圍城。
上月中，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批評示威者破壞中產及自己的安穩生活：「我儲咗咁耐，而家點解你要來破壞我的收成期？」這也許是上一輩人的心底話，當中的潛台詞是什麼？「他收成了什麼？捱到終於收成……據我了解，他的收成是很物質的（層面）。」李立峯回應道。
李立峯2016年的研究《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指出，在貧窮及物資匱乏年代長大的人，價值觀會傾向物質主義，強調經濟得益，追求經濟發展、控制通脹、社會秩序等物質目標；而在較安穩和富裕的年代長大的人，則傾向後物質主義，較強調民主發展、表達自由、環境保護、歷史保育等非物質目標，而隨着世代更替，社會也會傾向後物質價值。
以反修例浪潮為例，李立峯認為，大學生是運動中最為活躍的一群，但他們並非最弱勢，當中有不少年輕人亦非出身草根階層，這反證了抗爭成因並非個人生活資源匱乏所致。不過，他亦補充，處於後物質主義的青年也有基本物質需要，例如滿足基本衣食住行及建立安全感。
李立峯的研究還指出，在社會發展的問題上，最年輕的一群最傾向後物質價值，但同時，在個人生活上，他們又認為自己需要更多金錢，因為一些後物質需求或需要更高程度的物質基礎，如愛好攝影的人可能希望擁有先進的器材。他強調，後物質價值不是對物質價值進行批判，而是在物質需求被滿足後有更進一步的渴求，而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
今天青年的基本生活條件與上幾代人相比，絕對比下有餘。那麼，社會層面的後物質追求與個人生活層面的物質追求如何並存？李立峯表示，這與青年人對社會的批判態度有關—如果青年假定社會經濟發展與個人經濟狀況有直接關係，當他感到個人物質生活困乏，便會寄望社會高速發展，以改善他的物質生活；但隨着對財富分配不滿的加劇，加上社會聚焦於制度缺憾的討論，當他們不再假定個人生活與經濟發展有必然關係時，其追求個人生活的優先順序便可能與社會層次的優先順序脫鈎。
李立峯曾邀請年輕人以財務策劃為題進行訪談，要求他們因應不同背景分配收入予衣食住行等開支範疇，結果每組都出現「旅行」這個項目—這正正反映世代之別，「起碼意識上他們覺得是必需品，但以前香港人不是這樣。」他分析，儘管該結果或涉及經濟及全球旅遊業發展的轉變，但曾幾何時「旅行」絕非必然，甚至是奢侈品，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實在難以讓上一輩有餘暇追求這種個人享樂。他續指，這些成長經歷塑造了今天的上一輩，因此很難批評他們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們的經驗與現在年輕人的經驗沒有辦法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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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從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