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五】反修例示威現場：一個社工對政權的拷問
在上月26日包圍警總的示威中，有那麼的一幕讓人記憶深刻：一個揹着紅色背囊，穿着白衣，沒有口罩沒有頭盔的女子，就這麼面對白衫督察張開雙手，一邊勸警員離開，一邊又勸她身後的青年離開。她，便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對於青年如斯勇往直前，她說不希望媒體聚焦在青年，只因這等同把責任推卸在他們身上，壓力也會倍增。對於政府，在2014年佔中時也熱切參與其中的她說，社會一直在進步，只有政府，只有當權者不斷倒退。
「不要把所有焦點放在年輕人身上，他們真的會有很大壓力。」聽許麗明的語氣，是眼看青年被逼長大的心痛感。「所有人都說青年人很辛苦……今次不同佔領運動，佔領有留守的場地，每人若需要支援隨時身旁便有人。」許麗明比較2014年的佔領運動與今天，她解釋，每個示威者各自回家後，或是面對四壁，或是面對不理解的家人，身邊缺了可分擔壓力及無力感的「戰友」，在這種情況下，人的情緒很易往負面方向走，壓力也因而增加。
真的，我是不想把責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該負的承擔，我們（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們丶聆聽他們。
特別是，當從新聞看到官員不置可否的回應，心裏或覺得那些才是應解決問題的人，到現在一刻仍然選擇冷處理，投入運動的都會沮喪，都會產生很大的無力感。許麗明再說了一遍，「真的，我是不想把責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該負的承擔，我們（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們丶聆聽他們。」
作為社工，作為情緒支援者，許麗明與同工最近常常收到「求救」信號，但這些信號非來自有意尋死的人，而是他們周遭的朋友，「在現場，（示威者）若發現不開心的朋友，也會叫社工去幫忙……如果他們發現有人『出事』，他們會立即聯繫搜救隊。」有一次是深夜時份，當所有社工都在休息的時候，又有人「出事」（企圖輕生），青年便自發去找，不斷找不斷找，終於找到時，許麗明便一直用電話教他們如何處理，如何安撫對方的情緒。最後，成功救回一條生命。
社會福利署早前向旗下的社福機構發信，指因應近日社會氣氛，歡迎機構就此撰寫關於增加青年情緒支援服務的建議書，署方會提供額外的支援。許麗明身處的社總就此發出回應：「政府實際上拒絕回應青年人的核心訴求，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卻將責任轉移至本身有恆常工作的同工身上……我們認為社署高層應已知道，抗爭者的訴求清清楚楚，政府毫無迹象作出制度上的回應，這只會讓人更感絕望，把絕望的年輕人再推向更黑暗的深淵。社署高層更要做的，就是向政府施壓，叫他們直接回應訴求。」
訪問的前一天，正是有防暴警察手持長盾，深宵到大埔「連儂牆」撕走有警員個人資料的單張；政府多次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只強調目前的監警制度足夠，推搪了事。
社會一直愈來愈強壯，但政府是一直倒退。
「社會一直愈來愈強壯，但政府是一直倒退。」在許麗明眼中，社會強壯在於今次的遊行成功做到社區總動員，不再局限於過去只有一小撮人熱衷運動，示威者之間對「行動」有商有量，即使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仍能在示威現場有討論的空間，示威者之間互相支持丶配合，然而，政府的倒退在於不解民情，不接受人民的訴求，只聽偏向自己一方的意見。
「我去看整場運動，不是看政府有做到什麼，而是看我身邊的人做到什麼……青年互相愛護，真的是一班很叻的年青人。而我想做的事情是想告訴青年人，他們已經很厲害了。」
青年向社會發出重重的怒哮，對於當權者期望以溝通和解，他們不以為然，這是一種對政權完全失望的表態，也是對政權發出的災難性警號。社會對立，誰才是在青年身上刮下一道道傷疤的始作俑者？
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示威現場 他們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