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反思公民抗命　戴耀廷、陳健民：已影響大多數港人

「佔中九子」案上周二（4月9日）判決，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在內的九名被告全部罪成，分別干犯串謀、煽惑或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至少一項罪名。主審法官陳仲衡聽取陳情後，准許九名被告保釋至下周三（24日）再判刑。陳官在判詞中提到，普通法確認「公民抗命」原則，但這不能構成刑事罪的抗辯理由；他又指，「認為政府會在彈指之間讓步，推行三子提倡的普選方案，這個想法是天真的。認為如果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一場數萬人的大型示威會在一夜之間散去，是同樣天真。」在判罪前夕，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及剛退休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接受《香港01》專訪，重新整理這場由「公義」、「非暴力」和「承擔罪責」等關鍵詞構成的「公民抗命」——與陳官所言的「公民抗命」不盡相同的思緒。

「公民抗命本來就不會一次便成功，不會的。」回首佔中以降香港社會的風風雨雨，對於如今仍遙不可及的「真普選」訴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卻看得很開。他認為，制度改變是個漫長過程，普羅百姓日常為生活奔走，難免忽略公共事務，而一次的公民抗命運動雖改變不了現有制度， 但如能讓冷眼旁觀的大眾開始關注，繼而慢慢影響整個體制，就已達到運動的目的。

「公民抗命本身並不能改變不公義制度，它沒有辦法改變的，它只能影響人心。」 戴耀廷再次強調。他回憶當時與陳健民、牧師朱耀明的計劃，表示他們設想的佔中應是很有秩序的公民抗命行動，這與警方丟擲催淚彈引爆的雨傘運動，多少有些出入，他們也因而遭受非議， 甚至被批評過於軟弱。儘管如此，他仍堅信，公民抗命的理念已經影響了絕大多數的香港人。確實，雨傘運動作為香港歷史上最大型的公民抗命，歷時79天，參與人數達120萬人，佔香港總人口六分之一。雖然運動爆發後由香港學生專上聯會及學民思潮（下稱雙學）等學生組織主導，但在2013年1月便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號召民眾力爭真普選的戴耀廷，已為港人爭取民主的路徑提供了不同的想像空間。

「其實公民抗命也不是我第一個說的啦，長毛（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他們講很久了。」戴耀廷有點尷尬地笑說，公民抗命雖然被提過很多次，但並非香港社會的主流想法，如果不是由他們「這種人（有一定社會聲望、原本不熱衷參加社運的知識份子）」去推動，可能很難成為主流。

回到當年提出公民抗命的初衷，他認為多數香港人所期盼的真普選，恐無望在香港落實，而過去遊行、絕食、民間公投等做法已無法動搖北京，在那個當下，或許只有站上街頭「違法達義」，才有一絲機會對中央政府施壓。

「公義」性質難定義　抗爭者須審慎衡量

「我們提出的公民抗命概念是什麼？是抗命者為了爭取他認為公義的事情，公開做出違法行為，並且原則上是非暴力、願意承擔罪責的。公民抗命本身只是工具，為了爭取人們同情與支持，進而達到追求公義的最終目標。」何謂追求公義？戴耀廷認為，在上世紀的美國或許是爭取平權，在獨立前的印度是脫離殖民統治，在當時的香港，佔中所追求的「公義」，無疑就是落實民主化。

但是，公義一詞看來總是既正當又抽象，每個人認定的公義都未必相同，這不禁讓人疑惑，是否只要高舉「追求公義」的旗幟，便能為公民抗爭賦予足夠正當性？對此，同為佔中發起人的陳健民指出，除了民主、選舉權、平等權等基本人權之外，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議題，都是公義的一部分，但是否與「公義」相關便能抗爭，就需要考量諸多因素。

「公義可大可小，貧民窟水管一直沒人維修，同樣是公義問題，是不是因為我們窮所以政府不願意來處理？這也可以去做一個公民抗命，但如果因此去佔領市中心79天，那可能就有點超過了。」陳健民強調，公共的意義不在於影響的人數多寡，而是每個人都有權去享受的待遇；要採取多大的抗命行為，必須考慮比例原則和訴求的利益有多大。一旦比例失衡，公義的性質可能隨之減弱，而判斷是否失衡的關鍵，很大程度視乎公眾的支持而定。

「這個支持不是一定要大多數人，而是有足夠多數量的人理解你的行為。足夠多的人數是多少？25%夠嗎？還是要45%？這就要靠抗爭者自己去掌握。」陳健民表示，如果認同的民意明顯不足，或是愈來愈少的話，抗爭者便要思考，公義的性質是否不夠強烈、運動的行為是否不符比例，此時就要考慮是否終止或是調整抗爭。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2013年4月僅25%的民眾支持佔中、51%反對，其後支持率都在25%至30%之間徘徊，直到2014年10月初雨傘運動爆發後，支持與反對的比例來到接近黃金交叉的36%比38%。比起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最初爭取平權時，只有5%黑人願意一同參與公民抗命，陳健民對於佔中運動的民意趨勢，還算相對滿意。「一開始我們的支持率確實不高，但社會運動不是民主投票，如果要超過50%才能做的話根本沒有社會運動，很多時候是小部分的人提出來，經歷一段過程後才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佔中造成）不便或是擾民，需要花時間去理解及認同。剛開始我想20%至25%是我們的底線，只要不往下掉，而且能預計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就好，後來也確實如此。」

從少數人支持到支持與反對幾近一半一半，陳健民認為這代表佔中所走的路線還是正確的，已經引起不少民眾關注，雖然期間也增加了很多敵人，但公民抗命便是如此，如果未能引起爭議，難以突顯抗爭訴求的嚴重程度。

然而，一場「盛大」的街頭運動，或許能成功博得眼球，但要在引起關注的同時又獲得民意支持，僅靠公義的理念並不足夠，還須思索在當時社會情境下，何種方式最易激起大眾共鳴與同情。戴耀庭認為，以香港的情況，非暴力抗爭會是最好方式。

何謂「非暴力」　內部意見分歧難消

「公民抗命是不是一定要非暴力？很多學術理論確實這樣認為，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這不是基本定義，只是爭取人民支持的因素，在極端情況下，某程度的暴力反而會爭取到同情。」戴耀庭解釋，公民抗命是否應該非暴力分成兩派，一派是完全的和平主義者，認為一定要非暴力；另一派則認為應取決於何種方式最有效，但「大部份情況」仍以非暴力為原則，兩者雖然有手段上的差異，但目標都是為了爭取最大民意支持。

陳健民坦言，當時內部針對這個問題曾經有激烈爭辯。他們最終採取了較高的標準，不但不能推鐵馬、砸玻璃、連用語言侮辱警察都不行。「你可以說我們挺極端的，但我是放在香港的脈絡下作出這個決定。」陳健民表示，在別的地方可能認為既不涉及人命、也沒有危害人身安全，光是損失財產或推擠並不算暴力，但香港是一個較為保守，強調守法、產權的社會，唯有用最嚴格的非暴力標準，才有可能獲得最多民眾認同。

除了社會民情對非暴力抗爭接受程度最高、最容易予以同情之外，陳健民也提出他認為公民抗命應堅守非暴力的另一層因素。他說：「過去四十年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過程中有很多民主化的方法，但成功的例子接近70%是非暴力的，因為現在國家擁有的武力，民眾已經沒有與之抗衡的可能，就連南韓這種學生抗爭時如此勇武暴力的國家，到最後民主化時，還是要政府與反對派談判才能成功，南非也是這樣，這些經驗香港要參考。」

陳健民強調，現今社會跟法國大革命時已大不相同，人民很難擁有與國家對等的武力，體制之所以能夠改變，更多時候是靠民眾非常和平的抗爭，讓警察、軍隊在關鍵時刻陷入猶豫、分裂，覺得不可能對和平示威者開槍，當權者如果失去對武力的控制權，就只能被迫改革。

然而，有意見認為非暴力抗爭方式過於軟弱。整場雨傘運動，民眾與政府僵持79天，卻沒有實質成果。佔中三子如何解釋？請繼續閱讀：【佔中九子案】堅持非暴力公民抗命　戴耀廷、陳健民自我犧牲感召大眾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佔中九子案判決後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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