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三】香港的政治困局? 年輕人該悲觀以對或樂觀以待
羅健熙認為,在不論是港獨、自決,甚或相對溫和的民主派,都已在與爭取民主的過程中盡過一份力後,結果卻仍不盡人意。如今的香港已經陷入了一個難解的政治困局,只能等待某天被迫改革之時,香港仍守住自身的獨特性。但民建聯的劉鎮海卻不如此悲觀,他認為在現行的體制下政治人物仍大有所為,且民主的過程不會倒退,只會越來越好。
承接上文:【雨傘運動 . 二】如何帶給年輕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確實,不同地區、不同選民所關注的議題有異,選戰操作也不盡相同。在台灣或香港,「統獨」、「親中」、「反共」等會成為炒作的話題,但在美國,則可能是針對槍械管制、移民議題等政策進行爭辯。然而,不論在何時何地,對各個政黨而言,主打「民生經濟牌」總是既安全又必要,這也解釋了為何高雄市長韓國瑜「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口號能獲得共鳴,因為人總是要吃飽飯後才能談理想,沒有生活品質,什麼「統獨」、「反共」都太過不切實際。只是,政治人物是否真能擺脫政治因素,將經濟民生與意識形態切割處理?這同樣得打上一個大問號。如同韓國瑜在當選後大呼「沒有『九二共識』,很多政策無法落實」一般,很多民生問題最終仍得回到政治的前提下;在香港,同樣有人認為政府沒有民意基礎,與其對民眾負責,不如對中央政府唯命是從、位子坐得更穩固。因此,沒有人會提出民眾真正在乎的民生政策。
「沒法將『民主』與『民生』作一個很好的聯結,這其實是民主派失敗的地方。我們自己要承擔這個責任。你不能去怪民眾不關心政治、沒有想到民主的好處。民主派有責任去說服選民,(讓大家明白)民主跟民生有很大的關聯。譬如說有了民主體制,就不會有那麼多地產商的利益在體制裏,可能大家的生活就會有所不同。」羅建熙坦承,民主派曾嘗試過,但一直沒能很好地將這些理念融入民眾生活,從結果來看成效也不是太好。「很多時候,民主派都被一個最激烈的觀點給…… 挾持?說難聽一點就是被騎劫吧。」當再度問他,民主派能否重新提出一個漸進式的政制改革方案,務實地向前踏出一步,讓香港不至於陷入一灘死水的僵局,也能使年輕選民看見希望、重燃熱情,羅建熙思索了一陣子,似乎想挑出一個最精準又相對委婉的字眼來形容,但最後總結的這說法,或許才是民主派既清楚又難以面對的真相。
「民主派有一個包袱,會擔心如果你提出的是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改革,而不是去爭取政黨提名、公民提名,那支持者就會覺得你變了,覺得你背叛了他們。再者,過去我們曾提出比較激進的方案,如果現在反而去爭取相對溫和、妥協的訴求,那選民會怎麼看待我們?」從高呼「不是滿分的民主我不想要」,到現在回過頭來,必須放低姿態詢問「不然60分的民主有沒有得商量」?這對許多民主派的人可能難以啟齒,更愧對自己「追求民主」的招牌。但回憶政改當時,許多聲音都聚焦在「公民提名」上面,這四個字成為正反方主攻的戰場被掐住不放。但是,沒有公民提名就是不民主、就是背棄民主嗎?60分的民主比起現在的一灘死水,是不是已踏出了一小步?這是民主派歷經激情與沉寂過後,必須冷靜下來思考的問題。
「民主黨可能稍微好一點,畢竟我們在2010年就已經做了所有人都覺得不應該做的『妥協』。」羅建熙苦笑道,民主黨於2010年就政改問題與中聯辦會面之後,就已被批評「背叛」、「出賣民主」;所謂「死豬不怕滾水燙」,現在倒也不怕再去提出一些比較溫和的想法,只是整個泛民有沒有這樣的共識, 北京又有沒有意願去放寬,這些都還需要再做考量。羅建熙說:「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現在能先給年輕人的,應該是提出如果未來二十年都沒法達到普選,應該如何裝備香港?不要讓內地的影響過分在香港發酵,我覺得這是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向。」他續說:「我最近一直在說,所有反對派系都是殊途同歸,不管是溫和的民主黨在2010年去談判,或是激烈的本土派在雨傘運動裏有比較強的對抗,『港獨』的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每個派系在向中央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都嘗試過、發揮過,但它不給就是不給,大家只能等到一個被迫要改革的時候,而到那天出現的時候,香港還是不是香港呢?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等到被迫要改革的那天出現時,香港還是不是香港呢?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將香港的未來取決於內地的改革進程,這個結論聽起來似乎略顯被動。但羅建熙認為,這一代的年輕人在身份認同上已經走不了回頭路,他們只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在這個前提下,只能幫助他們抵禦來自內地的負面影響,以確保當改變來臨時,在法治、資源及生活方式上,香港仍是保有自己特點的地方。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去年中所做的調查可見,巿民對身為「香港人」的認同感評分最高,10分滿分計有8.54分,其他依次是「亞洲人」、「中華民族一份子」及「中國人」;當中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感最低,僅5.85分,創下歷史新低。對年輕人而言,這種身份認同感真的「回不去了」嗎?死結無法解開只能靠翻天覆地政制改革?在這現實上與中國難分難解卻又貌合神離的窘境下,羅建熙無力地表示,自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但對於能給年輕人什麼樣未來與願景,他也真的樂觀不起來,因為在他們眼中香港已陷入了無法解開的死結,在僵局被強行打破之前,能做的似乎只有拼命撐住眼前殘餘的光景。然而,現實的情形是否如此絕望,真的只能殘喘地等待他人主動將死結打開?又或者,一次翻天覆地的政制改革,真的就是那解開香港死結的解鈴人嗎?26歲的民建聯社區幹事劉鎮海,對此抱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能改變香港的一切?還是要看選民的質素,如果民主走向極端變成民粹的話,那香港一樣不會改變。而且你要說香港是不是沒有民主?我覺得不是,香港其實挺自由的,很多問題是地產商、高地價的問題,這些不一定是民主制度能改變的。譬如土地問題,現實就是很多地是地產商的,就算今天特首由一人一票選出來,一樣要去跟地主妥協、商量。民主就是鐘擺的,就像台灣一樣,你以為支持民進黨會有希望,結果覺得被騙了,又跑去支持國民黨,結果還是令人失望,但問題有沒有解決呢?事實上根本沒有解決。民主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方法,如果為了追求民主而影響、破壞民生,我覺得這個民主就不一定是好的。」這些話聽在近年來灑熱血抗爭、極力追求香港民主的年輕人耳中,或許有些刺耳,劉鎮海在傘運期間也因為政治立場與朋友不同,在通訊軟體中被同學踢出群組,在Facebook上被解除好友。即使早已習慣了在同齡人中不被理解,但他仍澄清,並非認為民主不重要,只是香港的問題未必是「真普選」就能解決的,就算要追求民主程序也要有適合香港的步調。
「你說立法會是不是真的很沒用,在我看來也不是啊,行政長官還是要向立法會交代,也要向香港的選民交代,如果立法會不通過(撥款、立法)的話,政府很難做到它想要的措施。可能很多人覺得,立法會多數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行政長官的投票機器,其實不是的。我們也不是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支持,很多議員都是民選出來的,他們也要向選民交代。如果年輕人更多參與政治,他們也會有渠道去進入體制或傳遞他的想法。」劉鎮海認為,想改變香港社會,可以反對政府的措施,但不應該什麼政策都不提出來,只是一昧的反對,而沒有具建設性的建議。他承認,香港政府很多時候很怕事、魄力不足,也沒有良好的宣傳,但如果代議士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所提出的建言自然會比較有力,這時候提出一個夠好的政策,就有可能影響政府決策。
「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政治人物,還是應該不斷提出好的政策來說服政府、說服選民,而不是說『我講什麼政府不聽怎麼辦』。如果政府確實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對香港很有幫助的一件事嗎?很多如果怎樣、如果怎樣,但你什麼都不做,就連如果都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提一些理性、現實、有建設性的建議。所以我只會想,如果這個政策可行,那就努力往這個方向去解決問題,如果總是想着這個不行、那個怎樣,也很難讓選民有信心。」對代議士的功能仍抱相對樂觀的態度,面對香港未來的政治想像,劉鎮海一樣充滿信心:「我覺得你要讓年輕人知道,民主一定會改進,民主不會後退的,走了一步很難再走回來,民主只會一步一步前進,就像當時提出的『831政改』,我相信那只是第一步,也不會是最後一步,(將來)只會有更具有民主內涵的選舉出現,對中國大陸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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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8日)《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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