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三】香港的政治困局？　年輕人該悲觀以對或樂觀以待

羅健熙認為，在不論是港獨、自決，甚或相對溫和的民主派，都已在與爭取民主的過程中盡過一份力後，結果卻仍不盡人意。如今的香港已經陷入了一個難解的政治困局，只能等待某天被迫改革之時，香港仍守住自身的獨特性。但民建聯的劉鎮海卻不如此悲觀，他認為在現行的體制下政治人物仍大有所為，且民主的過程不會倒退，只會越來越好。

承接上文：【雨傘運動 . 二】如何帶給年輕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確實，不同地區、不同選民所關注的議題有異，選戰操作也不盡相同。在台灣或香港，「統獨」、「親中」、「反共」等會成為炒作的話題，但在美國，則可能是針對槍械管制、移民議題等政策進行爭辯。然而，不論在何時何地，對各個政黨而言，主打「民生經濟牌」總是既安全又必要，這也解釋了為何高雄市長韓國瑜「政治0分、經濟100分」的口號能獲得共鳴，因為人總是要吃飽飯後才能談理想，沒有生活品質，什麼「統獨」、「反共」都太過不切實際。只是，政治人物是否真能擺脫政治因素，將經濟民生與意識形態切割處理？這同樣得打上一個大問號。如同韓國瑜在當選後大呼「沒有『九二共識』，很多政策無法落實」一般，很多民生問題最終仍得回到政治的前提下；在香港，同樣有人認為政府沒有民意基礎，與其對民眾負責，不如對中央政府唯命是從、位子坐得更穩固。因此，沒有人會提出民眾真正在乎的民生政策。

「沒法將『民主』與『民生』作一個很好的聯結，這其實是民主派失敗的地方。我們自己要承擔這個責任。你不能去怪民眾不關心政治、沒有想到民主的好處。民主派有責任去說服選民，（讓大家明白）民主跟民生有很大的關聯。譬如說有了民主體制，就不會有那麼多地產商的利益在體制裏，可能大家的生活就會有所不同。」羅建熙坦承，民主派曾嘗試過，但一直沒能很好地將這些理念融入民眾生活，從結果來看成效也不是太好。「很多時候，民主派都被一個最激烈的觀點給…… 挾持？說難聽一點就是被騎劫吧。」當再度問他，民主派能否重新提出一個漸進式的政制改革方案，務實地向前踏出一步，讓香港不至於陷入一灘死水的僵局，也能使年輕選民看見希望、重燃熱情，羅建熙思索了一陣子，似乎想挑出一個最精準又相對委婉的字眼來形容，但最後總結的這說法，或許才是民主派既清楚又難以面對的真相。

「民主派有一個包袱，會擔心如果你提出的是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改革，而不是去爭取政黨提名、公民提名，那支持者就會覺得你變了，覺得你背叛了他們。再者，過去我們曾提出比較激進的方案，如果現在反而去爭取相對溫和、妥協的訴求，那選民會怎麼看待我們？」從高呼「不是滿分的民主我不想要」，到現在回過頭來，必須放低姿態詢問「不然60分的民主有沒有得商量」？這對許多民主派的人可能難以啟齒，更愧對自己「追求民主」的招牌。但回憶政改當時，許多聲音都聚焦在「公民提名」上面，這四個字成為正反方主攻的戰場被掐住不放。但是，沒有公民提名就是不民主、就是背棄民主嗎？60分的民主比起現在的一灘死水，是不是已踏出了一小步？這是民主派歷經激情與沉寂過後，必須冷靜下來思考的問題。

「民主黨可能稍微好一點，畢竟我們在2010年就已經做了所有人都覺得不應該做的『妥協』。」羅建熙苦笑道，民主黨於2010年就政改問題與中聯辦會面之後，就已被批評「背叛」、「出賣民主」；所謂「死豬不怕滾水燙」，現在倒也不怕再去提出一些比較溫和的想法，只是整個泛民有沒有這樣的共識， 北京又有沒有意願去放寬，這些都還需要再做考量。羅建熙說：「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現在能先給年輕人的，應該是提出如果未來二十年都沒法達到普選，應該如何裝備香港？不要讓內地的影響過分在香港發酵，我覺得這是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向。」他續說：「我最近一直在說，所有反對派系都是殊途同歸，不管是溫和的民主黨在2010年去談判，或是激烈的本土派在雨傘運動裏有比較強的對抗，『港獨』的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每個派系在向中央爭取民主的過程中都嘗試過、發揮過，但它不給就是不給，大家只能等到一個被迫要改革的時候，而到那天出現的時候，香港還是不是香港呢？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等到被迫要改革的那天出現時，香港還是不是香港呢？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將香港的未來取決於內地的改革進程，這個結論聽起來似乎略顯被動。但羅建熙認為，這一代的年輕人在身份認同上已經走不了回頭路，他們只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在這個前提下，只能幫助他們抵禦來自內地的負面影響，以確保當改變來臨時，在法治、資源及生活方式上，香港仍是保有自己特點的地方。從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去年中所做的調查可見，巿民對身為「香港人」的認同感評分最高，10分滿分計有8.54分，其他依次是「亞洲人」、「中華民族一份子」及「中國人」；當中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感最低，僅5.85分，創下歷史新低。對年輕人而言，這種身份認同感真的「回不去了」嗎？死結無法解開只能靠翻天覆地政制改革？在這現實上與中國難分難解卻又貌合神離的窘境下，羅建熙無力地表示，自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但對於能給年輕人什麼樣未來與願景，他也真的樂觀不起來，因為在他們眼中香港已陷入了無法解開的死結，在僵局被強行打破之前，能做的似乎只有拼命撐住眼前殘餘的光景。然而，現實的情形是否如此絕望，真的只能殘喘地等待他人主動將死結打開？又或者，一次翻天覆地的政制改革，真的就是那解開香港死結的解鈴人嗎？26歲的民建聯社區幹事劉鎮海，對此抱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能改變香港的一切？還是要看選民的質素，如果民主走向極端變成民粹的話，那香港一樣不會改變。而且你要說香港是不是沒有民主？我覺得不是，香港其實挺自由的，很多問題是地產商、高地價的問題，這些不一定是民主制度能改變的。譬如土地問題，現實就是很多地是地產商的，就算今天特首由一人一票選出來，一樣要去跟地主妥協、商量。民主就是鐘擺的，就像台灣一樣，你以為支持民進黨會有希望，結果覺得被騙了，又跑去支持國民黨，結果還是令人失望，但問題有沒有解決呢？事實上根本沒有解決。民主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方法，如果為了追求民主而影響、破壞民生，我覺得這個民主就不一定是好的。」這些話聽在近年來灑熱血抗爭、極力追求香港民主的年輕人耳中，或許有些刺耳，劉鎮海在傘運期間也因為政治立場與朋友不同，在通訊軟體中被同學踢出群組，在Facebook上被解除好友。即使早已習慣了在同齡人中不被理解，但他仍澄清，並非認為民主不重要，只是香港的問題未必是「真普選」就能解決的，就算要追求民主程序也要有適合香港的步調。

「你說立法會是不是真的很沒用，在我看來也不是啊，行政長官還是要向立法會交代，也要向香港的選民交代，如果立法會不通過（撥款、立法）的話，政府很難做到它想要的措施。可能很多人覺得，立法會多數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行政長官的投票機器，其實不是的。我們也不是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支持，很多議員都是民選出來的，他們也要向選民交代。如果年輕人更多參與政治，他們也會有渠道去進入體制或傳遞他的想法。」劉鎮海認為，想改變香港社會，可以反對政府的措施，但不應該什麼政策都不提出來，只是一昧的反對，而沒有具建設性的建議。他承認，香港政府很多時候很怕事、魄力不足，也沒有良好的宣傳，但如果代議士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所提出的建言自然會比較有力，這時候提出一個夠好的政策，就有可能影響政府決策。

「作為負責任的政黨或政治人物，還是應該不斷提出好的政策來說服政府、說服選民，而不是說『我講什麼政府不聽怎麼辦』。如果政府確實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對香港很有幫助的一件事嗎？很多如果怎樣、如果怎樣，但你什麼都不做，就連如果都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提一些理性、現實、有建設性的建議。所以我只會想，如果這個政策可行，那就努力往這個方向去解決問題，如果總是想着這個不行、那個怎樣，也很難讓選民有信心。」對代議士的功能仍抱相對樂觀的態度，面對香港未來的政治想像，劉鎮海一樣充滿信心：「我覺得你要讓年輕人知道，民主一定會改進，民主不會後退的，走了一步很難再走回來，民主只會一步一步前進，就像當時提出的『831政改』，我相信那只是第一步，也不會是最後一步，（將來）只會有更具有民主內涵的選舉出現，對中國大陸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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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8日）《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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