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堅持非暴力公民抗命　戴、陳以自我犧牲感召大眾

就算在香港這個普遍守法和保守的社會，一樣有意見認為非暴力抗爭方式過於軟弱，整場運動，民眾與政府僵持79天，卻沒有實質成果，到運動後期許多人在疲憊之餘不免質疑，這種方式是否無法達成訴求？眼看民眾浮躁不安不斷上升，雙學終於在2014年11月30日宣布行動升級，希望包圍政府總部以阻礙政府運作，進一步加大了警民之間的對抗。

【佔中九子案】反思公民抗命　戴耀廷、陳健民：已影響大多數港人

其實學生跟我們（佔中三子）一樣是非暴力，我們主張靜坐等警察逮捕，但他們不要坐在那裏等人抓，覺得太被動，（認為）應該可以用身體去堵警察，只要不出手去打就好。

「其實學生跟我們（佔中三子）一樣是非暴力，我們主張靜坐等警察逮捕，但他們不要坐在那裏等人抓，覺得太被動，（認為）應該可以用身體去堵警察，只要不出手去打就好。所以他們舉雙手跟警察對峙，我也贊成這是非暴力，他們沒有打人，包括後來的升級行動，學生戴頭盔衝過去，他們沒有打警察，是衝過去給警察打，但這種姿態別人看到只會認為你在挑釁，你得不到社會同情的。」回憶起當時的情境，陳健民無奈地嘆了口氣。他再次強調，公民抗命最重要是獲得社會同情與理解，最重要的精神是自我犧牲，學生衝向警察雖然也是自我犧牲，但一般人看後會覺得，是該行為引發警察還擊，這種犧牲就得不到效果。

嚴守非暴力　才能緊握民意

「很多人不一定認同公民抗命非暴力的做法，譬如社會運動出身的人是比較激進的一派，你要怎麼去說服他？我只能說這是個策略，是當時香港爭取民主最有效的方法，他不需要同意你的理念，他只要認同（佔中）這個方法有效，願意參與行動就好。」戴耀廷表示，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一定堅守非暴力原則，但不會要求所有人也抱相同信念，只會告訴參與者這是比較有效的方法，因為香港社會較為保守，守法概念深植人心，想爭取市民支持，前提必需是非暴力。

「在多元社會裏，大家很難想法一致，但至少在目標沒有分別，都是為了爭取民主，只是方法上有分歧。也很難說哪個方法必然正確，每人有不同信念，而我堅持的是和平、非暴力抗爭，我就只推動這個，不會參與贊成暴力的公民抗命運動。」戴耀廷如是說。

依陳健民等人原先的計劃，佔中運動設計了很多規矩，參加者必須簽署協議書，確認接受非暴力原則、理解行動目的、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等條件，不願接受的支持者可以在一旁圍觀，同樣能對政府施加壓力。不過，雨傘運動爆發時已非「佔中三子」當初設想的抗爭模式，也造成抗爭者對行動內涵與宗旨沒有共識。戴耀廷承認，若依照他們原先的計劃，可能不會有那麼多人參與，影響力將隨之減弱。陳健民認為，在無法假定原先計劃的成效下，雨傘運動已成功掌握非暴力原則。

然而，公民抗命的概念，並非只須符合公義性與非暴力，在刻意違法後，抗爭者不應逃避法律後果，以表達尊重法治社會及體現自我犧牲精神。從印度聖雄甘地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在法庭要求法官對他判處最重刑罰，到馬丁路德金呼籲抗爭者「塞爆監獄」，均能看到面對刑責是公民抗命的重要條件。除了對非暴力方式有分歧外，參與群眾和「佔中三子」對於承擔罪責的認知，同樣存在不小差距。

學生領袖是願意接受（刑責）的，但很多參與者其實不想承擔法律後果。

「學生領袖是願意接受（刑責）的，但很多參與者其實不想承擔法律後果，他們覺得這太軟弱了，為什麼要留下來給警察抓？這樣做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讓強權者這樣懲罰我們？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會留下來被逮捕。」陳健民強調，被逮捕並接受法律制裁並非懦弱表現，而是在承擔法律責任的過程中引起更多關注和同情，讓公民運動的精神延續下去。

承擔罪責——自我犧牲的最高體現

在「佔中三子」的想法中，公民抗命最基本、也最崇高的原則便是「自我犧牲」，並藉此感召社會大眾。這種精神該如何體現？兩名佔中發起人均認為，在抗爭過程中保持非暴力，遭到警方武力對待、驅離，最後還能坦然承擔法律責任，便是自我犧牲的最具體表現，也最能激發民眾同情。

「但學生不認同啊，他們覺得有什麼好同情不同情？我要改變，就用力去改變，不需要社會更多的同情跟理解。我們已經有100萬人上街了啊！這樣還不夠嗎？為什麼還要爭取更多人同情我們？」陳健民苦笑道。他說，有些人不清楚、不理解承擔刑責的概念，但很多人是打從心裏不認同這種做法，覺得只是白白犧牲。

理論上我們在法庭是要認罪，但這個案子我們沒有，因為我認為檢方是根據政治需要選了一些工具控告我們。

從承擔刑責能體現自我犧牲精神，繼而爭取更多市民支持，讓公民抗命理念在社會延續的角度視之，戴耀廷跟陳健民都認同，在違法行動後不應該逃避法律追訴。但是否代表不對檢控的罪名做出任何抗辯，兩人卻有不同看法。

「理論上我們在法庭是要認罪，但這個案子我們沒有，因為我認為檢方是根據政治需要選了一些工具控告我們。我們到警局自首並承認違反了《公安條例》、未經申請集會遊行等罪名，但政府檢控時卻用了公眾妨擾罪，什麼是不合理的妨擾？這個解釋空間是很大的，對之後的社會運動有很大限制，所以我們才要抗辯。」戴耀廷表示，如果檢方選擇正確的罪名來控告，他一定不會抗辯，法院也不用浪費時間多做審理，但他無法接受檢方以公眾妨擾罪檢控，質疑當局明明有更具體的成文法對他們究責，為何偏偏選擇一個概念模糊、空泛的普通法罪名？

陳健民則認為，檢方的控罪涉及對運動本質的定性，影響到歷史如何記載、後人如何看待這場運動，若貿然接受不合理控罪，不單牽涉個人處罰的輕重，更會深遠影響整個公民社會。

「公眾妨擾罪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把這個社會搞亂了，檢控我違反程序、參加沒有申請的集會，甚至組織集會我都沒有意見，你把整個運動定義成負面的性質，我就不能接受了。更何況檢方說我們煽惑他人參加非法集會，這是假定人是沒有自由意志的，如果這也算煽惑，我只能說北京的決定（831政改框架）才是最大的煽惑。」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於2014年10月及11月分別在金鐘及旺角兩個「佔領區」進行民調，詢問在場民眾參與運動的原因。結果顯示，89.1%受訪者勾選「為保障香港的自由」，排名第一，勾選「爭取無篩選的普選」有85.3%，排第二，僅6.5%是響應「佔中三子」而參與運動，在14個參與運動原因中排名第十。

民調結果固然讓三子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呈現了某些事實，民眾的確從他們身上擷取了公民抗命的想法，但是否完全認同或理解其內涵，三子實際上又能對群眾有多少號召力，從上述民調，以及2014年9月28日三子在金鐘添美道台上宣布提前佔中，卻引來台下部分群眾不滿，紛紛離場抗議的情況看來，或許能略見端倪。

而從「九子」中有數人被判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可知，法官確實認定抗爭行為已侵害公眾利益。這也是反佔中方對運動的最大批判，認為抗爭者長時間侵佔市中心、堵塞交通，不只令周邊商家無法營業、民眾通行不便，影響了香港原有的經濟繁榮，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惟法為大」的社會，一夕之間竟變成可「違法達義」，嚴重打擊香港法治基礎。

法治與公民抗命　不應有矛盾衝突

對於這些指控，戴耀廷認為，法治與違法的公民抗命，不存在互相對抗、相斥的關係。

「比較低層次的法治就是講守法，用法治當政府統治工具，例如中國傳統的法家，這比不用法律好，至少還有根據，大家起碼知道為什麼，但這法律只為當權者服務。比較高層次的法治是一種制約，是規範當權者的權力，這才是西方世界所講的法治。再推進一點，法律本身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有些地方司法獨立什麼都有，看起來有法治，但那些法律可能是很嚴苛的，未必對公民權利有所保障。」

戴耀廷舉例道，馬丁路德金推動黑人平權時，美國不僅是民主國家，也有獨立的司法體系， 但法律本身有種族歧視問題，大家卻沒有關注到。而公民抗命的角色，便是讓公眾正視法律制度或內容不足之處，成為推動法治完善化的動力，因此雖然違法，仍符合法治的精神。但他強調，如果有合法的方式能爭取改善，那就要先循體制內的管道解決，公民抗命必須是合法途徑用盡，仍無法達成目標的最後選擇。「香港情況就是這樣，我們爭取民主二十多年， 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但都沒有成功。」

陳健民也認為，法治跟公民抗命不應對立，違法的行為不一定代表破壞法治，承擔罪責的行為就是表明對法治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人民、政府與法治間達到平衡，進一步替法治打下更好基礎。

他說：「法治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依法而治），法律可以讓政府用來管治社會，也要讓公民能利用法律去控制政府。在香港沒有民主的情況下，法律是誰制定？它不是人民授權的，人民是不是有權不遵守未經自己授權的法律？這種時候法治的基礎就很動搖，公民抗命雖然是以違法方式爭取民主，但有了民主以後制定的法律會更有權威、更符合民意。」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佔中九子案判決後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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