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二】如何帶給年輕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傘運之前，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公布「亞洲10地青年快樂指數」，顯示香港青年的快樂指數倒數第三，只贏過馬來西亞及澳門，而不快樂的主因則是「對前途感到憂慮」。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於香港未來要往哪走，年輕人確實感到迷茫與恐慌。那麼，政治人物又能帶給年輕人什麼樣的願景或想像呢？

承接上文：【雨傘運動 . 一】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立法會功能有限代議士欲振乏力？

「真的很難啊，我都不敢說我能幫年輕人改變些什麼。」談到怎麼幫年輕人找到出路，經去年311補選晉身立法會的區諾軒顯得欲振乏力。他自嘲道，就算是立法會內最年輕的代議士，他也沒有自信能得到廣泛年輕人的支持，因為在畸形的體制內，議員能做的事真的太少了。「政府、北京中央常批評我們，說民主派只懂反對、不懂建設，我就好奇了，在這個政治體制下我們能建設什麼？你提什麼政策都沒有影響力，香港政府根本不會聽你的，這就是香港的瘋狂。」區諾軒舉例，去年「土地大辯論」，民主派提出「棕地先行」政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贊成有關主張，但政府聽取小組報告後，卻仍堅持要開發人工島，「連自己委任的小組所作出的結論都不認帳，你覺得政府會聽民主派的話嗎？」區諾軒表示，年輕人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很正常，因為政治體制不能達到他們的期望，政策也與他們的想法背道而行。

「民主派能做到最基本的，至少要跟年輕人同一個鼻孔出氣，同時也要檢討我們的主張究竟是孤芳自賞，還是年輕人真正期望的？民主派應該多把人民的委屈說出來，民生政策要做得比政府倡議更好，儘管未必有用，但至少別人會知道你說的有道理、政府說的沒道理。民主派也要團結，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現在太愛分板塊了，沒有做到很好的整合，別人看不到你是一個團隊。如果年輕人投票給你，卻看不到有最多民主派能進入議會，他會對結果感到失望。」區諾軒說。即使對目前的政治現狀提出了些許建言，區諾軒仍認為，這些只是在現行困境下能先行改變的部分，並不能真正打開香港的政治死結；要讓年輕人重新關心政治，仍需寄望於整體政治體制的改變，因此民主派除了在政治的議題上團結、做出更好的政策研究外，還要在政治路線中不斷的施壓，以求政治改革能再次啟動。「說起來好簡單、好合理，但我們卻連這點都沒做好過，很多民主派的議員在立法會裏都不知道自己要提出什麼樣的倡議。」

代議士提什麼政策都沒有影響力，香港政府根本不會聽你的，這就是香港的瘋狂。

再提政改？民主派卸不掉的包袱當下的政治文化對香港而言顯然不夠健康，政黨的功能僅止於監督問責，而無法影響行政體系的運行，選民的投票邏輯變成「投給一個反政府反得好的人」，而不是投給會做事的人。代議士對民眾心聲的傳遞及影響有限，就難以說服選民投票會有什麼用處，到頭來，一切似乎又回到政制改革這原點。「我們不能過分地脫離現實，說我們現在去對內地做些什麼，香港就會有普選，這個不太現實。」對於政制改革的可行性，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顯然也充滿了悲觀。他尤其認為，「831框架」的出爐，等於是給香港的民主政治宣判了死刑。

「2010年民主黨去跟中聯辦談判時，是希望尋求一個『中途方案』，不是以後就不變了，那時候也是在找往中間走一步的方法，但是『831框架』看不到將來改變的可行性，我們一直的理解就是，如果定下了，以後就不會有任何改變了，中共會覺得這已經了滿足香港普選的承諾，它就沒有責任去讓香港達到更高程度的普選。我覺得他們的思維是這樣子的。」羅健熙回憶，當年討論政制改革的方向時，連偏向保守的建制派所提出的方案，都比「831框架」還要寬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曾提出擴大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至60萬人的方案），由此可見中央政府面對政改所需的安全系數之高；當其所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狀態下」的普選，就可以確定其方案不會是真正民主的普選，而這結果對民主派而言顯然不能接受。「不是說民主派不想談，而是在這個強硬的底線下再拿出來談也沒有意義，你無法期望它能變得更寬鬆一點，沒有比2014年更嚴格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奇蹟了。」很多人問，能否在「831框架」底下提出一個另類的政改方案，羅健熙說，如果是開放去討論各種可行性，民主派當然樂見，但他堅持，北京若有意開放討論，就不會提出如此沒有彈性的方案，徹底抹滅香港人對真普選的期望。

深怕上述說法太過模糊，他又拿出手機舉例：「就像你今天去逛夜市看到這支手機，你問老闆這支手機怎麼賣？老闆看了你一眼後開價20萬港元，這代表什麼？代表不用談了，根本沒要跟你談。」回到政改之初，不少民間團體、政黨組織及特區政府都提出各自認為合適的方案，而最大爭論點，則聚焦於「公民提名」與「政黨提名」是否能成為與「提名委員會提名」並行的特首提名管道；這三軌進行的方式，又是否違反《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對中央政府而言，答案顯然是後者。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經指出，條文訂明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而「民主程序」的主語是「提名委員會」而非其他組織或個人。

倘若中央政府那「不可踰越的底線」，是特首候選人僅能交由提名委員會來提名，但市民又對提名委員會缺乏信心、認為其代表性與廣泛性不足，那是否能夠退而求其次，透過本地立法修改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讓特首人選更具代表性，以達成香港的「間接民主」？對此，羅建熙同樣有所憂慮。「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以很開放，也可以很小圈子。如果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是民眾普選而來，那他們在想法上或許會有所不同，畢竟民選的委員要對選民負責，他必須忠實地提名選民支持的特首人選。但實際上，政改方案不會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說得很清楚，之前討論政改時就有人提過類似的方案，但中央政府的回應很模糊，只說這部分交由香港立法會去處理，不在政改方案中討論。對民主派而言，不可能去冒這個風險。」他認為，在僅有提名委員會有提名權的情況下，其組成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須在討論時就定義清楚。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831框架」的提名委員會組成方式，顯然對建制派更為有利——由25萬名來自38個界別的選民，投票選出1,2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以2011年選委會選舉為例，建制派穩佔當中逾八成選票。因此，若回到立法會上進行修法討論，建制派是否願意顧全大局「自我閹割」，對民主派而言自然成了風險難以承受的豪賭，故而不敢、也不願作政治妥協。民主派之所以會有此憂慮，源於建制派在立法會上始終佔有多數的主導地位，儘管現行選舉制度的確相當有利建制派，但若以政制改革或改變提名委員會組成作為號召，是否更有助於泛民政黨在選舉中獲得更多選民支持，進而能在立法會上更有底氣地提出相關訴求？羅健熙也不看好：「香港人一直以來都比較現實，除了在政改那一年以外，大部分人最關心的都不是政治體制。我說的現實是指，在香港人心裏總覺得，他們的關注對這件事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家每天都在面對很多生活上的問題，譬如說香港的樓價，在這個看似富庶的社會，很多人都忙着為生活奔波、為住屋煩惱，有錢一點的看樓價的問題，沒錢的人看租屋的訴求。很多民調都說明，經濟、民生才是香港人在意的重點，政改是排在很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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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8日）《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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