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40年前的深圳　沒有錢下殺出一條血路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代表規劃，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比上海浦東更早上路，難度更高。鄧小平當年一句話概括當中艱困：「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座規劃出來的城市，經常把「適度超前」與「滾動規劃」掛在口中，它的規劃歷史與展望，又有什麼值得香港借鑑？

鄧小平說先讓部分城市富起來時，第一個受惠的便是深圳，但具體怎樣做，他謙虛表示不懂經濟。事實是，就算是精通經濟發展的人，望着一片荒涼，也只能束手認輸。1978年，寶安縣經濟生產總值1.9億元；縣城深圳鎮人口2.3萬，建成區面積2.9平方公里，房屋建築面積109萬平方米，最高建築物樓高五層，可通行道路8公里，小工廠十餘家。當時的羅湖，基本上就是一座小農鎮。

要為這農村帶來顛覆性發展，就需要擺脫一切時代桎梏而大膽想像。在鄧小平的巨人身影下，有落實改革開放政策框架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而真正在前線貫徹執行「50號文件」的，則是不少人心中真正的「深圳之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谷牧受命考察港澳、西歐。歸國後提出建設寶安縣、引進西方剩餘資金等開創性建議，後來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重要部分。吳南生到廣東傳遞十一屆三中「改革開放」決議及精神後，與習仲勛等人共同建議由廣東做改革開放的先驅，習更提出向中央「取權」。谷牧在中央決議後，來到深圳協調蛇口及羅湖的發展，真正展開改革開放試驗。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發被譽為「特區準生證」的「中發（1979）50號文件」，准予廣東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強調「給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改革開放正式開展。「頂層設計」對深圳的影響，除了見諸規劃，更見諸這系列決策文件。

谷牧等早期領導為深圳定下「適度超前」的發展原則，對於何謂「適度」和怎樣量度，他們非常辯證地看。廣東省委在1979年1月決議成立深圳市，定位「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香港不再是資本主義的「煉獄」，而是可促進國內發展的資本來源。以當時的任何政治尺度來量度，這都是「嚴重超度」，但以「因時制宜」看，就是「適度」。

1979年5月20日，谷牧在廣州珠島賓館進一步為香港定性：「那裏已沒有發展餘地，廣東從香港引進技術，搞來料加工……很有前途。我們應當很有信心利用港澳的條件，加快我們的建設步伐。」對香港放下敵意，是當時深圳最大的思想解放，帶來發展所需的物資條件。深圳既是規劃出來的，更是思想解放而新生的城市。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總結數十年來的城市建設經驗，把制度開放與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歸納成「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單論深圳，把鄰近和富裕的香港視作敵陣防範，並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相反，盡可能吸引港資，成就了深圳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才是尊重城市發展規律。而要確切掌握城市發展不斷變化的需要，則要求有高瞻遠矚的人才。

談起深圳發展規劃，不得不談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干峙，他在大陸規劃學界可算是權威的代名詞，北京、上海、蘇州總規，唐山、天津震後重建等，都有他的影子。周干峙等專家明白，發展深圳本質上是要規劃一座與香港遙相呼應的「新城」，既要利用香港的資金技術，更要利用香港勞工密集型工業退場的歷史契機。某程度上，早期深圳可以看成是香港的衛星城市。但「飛地式」發展，難度往往比順延式高出很多。

破格帶狀組團佈局　定發展基石

上世紀七十年代國際能源危機後，香港工業急速轉型。谷牧針對這個局勢，多次組織專家會議策劃深圳建設，而周干峙一直參與其中。參與、指導並調整深圳特區第一份總體規劃（《八六總規》）的過程中，周干峙與團隊在東起大鵬灣，西至蛇口、南頭鎮，北沿寶安縣山嶺、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的狹長荒蕪土地上，以「滾動、靈活、深細、誘導」理念，大膽想像，定下「帶狀組團」式的多中心發展路徑，以期對香港及自身條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發展羅湖、蛇口、沙頭角三個重點區域。這個《八六總規》的空間佈局原則，影響深圳規劃發展至今。

深圳的「帶狀組團」式發展，既是適應性的，也是破格性的。它適應的是城市空間特質。深圳的狹長地貌，難以沿用單核心，再向外一圈圈擴張的發展模式。「帶狀組團」式發展，是先發展7至8個小中心，再由各個小中心擴張發展，較適合深圳的成長。組團之間，則利用各種「留白」地——包括今日逾3,000公頃的高爾夫球場作隔阻，留待日後發展所需。

在周干峙的主張中，組團是相對獨立的「量子」，其城市功能相對綜合及完善；新建的城區除具一般城市功能外，更負責發展原有舊城所未需應對的新用途。發展新城的同時，擴充整體城市活力，也保障了舊區不會衰落，增量、存量、減量發展，融於一爐。這種城市結構後來被概括為「組團─躍遷模式」。大部分研究深圳城市發展的學者，都將城市土地及空間利用成功應對難以預料的超高速發展、經濟升級轉型，歸功於組團佈局的靈活性，更有學者稱之為中國規劃史上「最偉大的傑作」。

順應規劃發展　推動產業升級

理念上非常清晰，實踐上又如何？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強調，深圳經濟重心的西延，也伴隨着產業升級的發展。現時深圳的兩大核心組團中，羅湖─福田組團是商業中心區，羅湖的發展比較有機，也更接近港式較密集的城市佈局，到規劃福田時則更為貼近國內主流商業中心區的發展，以道路寬度來說明二者之別，羅湖區的深南大道路寬只有30米，福田區中心的路寬便擴闊至150米，較羅湖更「以車為本」，也突顯了福田區更為濃厚的資本味道。再往西進入前海組團，那種極為寬闊的路面設計，四周摩天大樓林立的氣勢，更是明顯。南山除了有金融業發展，也是現時中國科技、互聯網企業發展的重鎮，尚在發展的前海，則以五種併合功能——「金融、科技、資訊、現代物流及專業服務」集中一體。這就是適應時代特徵的「滾動規劃發展」。

組團─躍遷式規劃以外，深圳早期規劃最大的特點，就是讓道路先行。這曾經引起爭議。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羅昌仁主張「以規模促速度」，通過修路吸引資金，以及區分居職區域，即使未有投資項目，也須先建道路。他的主張受到不少攻擊，但市委最終壓下反對聲音。

周干峙雖然認同道路先行，設計時按穩中待變原則，主張先建18米寬的北環大道，確保建設運輸道路通暢，再謀劃以「景觀大道」方式發展深南大道，以利將來城軌系統建設。確保建設上「擼起袖子努力幹」，同時強調規劃上做到「時刻保持頭腦冷靜」，是深圳政府推動基建發展時的兩大要素。

若只以港府常掛在口中的「成本效益」來量度深圳的發展，大概只會覺得它不斷違反「城市發展的規律」。在規劃深圳初期，中央或廣東省政府雖然財力有限，但根據調研結果推進的深圳建設，還是小心估算，放膽建設。1979年編製的《深圳市城鎮發展規劃》中，估算遠期人口至2020年為20至30萬（最終為700萬）。至1980年編製的《八六總規》，到2000年的遠期人口推算也只60萬，預設用地49平方公里。深圳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前院長王富海笑說，在建設中，基建的實際處理能力多是遠超總規上的設想人口。規劃要滾動，建設要適度超前，關鍵是冷靜思考、深刻認識現實變化，既不作空中樓閣式妄想，更不墨守陳規。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四十年不斷自我超前　深圳神話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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