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一次溫柔的革命

撰文：蕭少新

在部分日本國民，尤其右翼份子眼中，自《誰知赤子心》（2004）起，導演是枝裕和已非常「令人討厭」。

今年，獲譽為其集大成之作的《小偷家族》（下稱《小》）揚威海外，是枝裕和卻變成「賣國賊」，更有網民指他「抹黑日本」，是「日本之恥」。連每次有日本人揚威海外都會即時祝賀 （如男子花樣滑冰奧運金牌得主羽生結弦和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愛「耀武揚威」的首相安倍晉三政府也一反常態，對《小》獲獎冷處理。不過，日本民間卻一於少理，電影在超過300個銀幕放映，首兩天入場人次已達35萬，票房收入4.45億日圓，預計《小》最終票房會逾30億日圓，有望打破是枝自己的個人紀錄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總票房為32億日圓）。

數度征戰康城，是枝裕和終憑《小》奪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對上一次日本電影獲此項殊榮，已經要數到21年前今村昌平的《鰻魚》了。紀錄片導演出身的是枝裕和是影展常客，履歷彪炳︰首部劇情片《幻之光》（1995）入圍威尼斯影展、《那麼遠，這麼近》（2001）和《誰知赤子心》（2004）先後入圍康城影展。《誰知赤子心》的14歲男主角柳樂優彌更擊敗一眾強敵，勇奪最佳男主角獎，也成為康城史上最年輕的影帝，《援膠女郎》（2009）再度入選康城；《誰調換了我的父親》（2013）獲康城影展評審團獎，《海街女孩日記》（2015）及《比海還深》（2016）再次進軍康城。今次勇奪大獎，是枝裕和可算是守得雲開了 （其實我最愛的是他的《奇跡》）。

挑戰傳統家庭價值觀

是枝的電影有紀錄片的細膩觸覺，能精準捕捉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中導演彷彿缺席，鏡頭寫實、細膩、平淡，有着濃厚的紀實和人文主義色彩，藉此多次探討血緣、相處時間和原生家庭的羈絆（血統）的關係。然而，在悠長平穩，慢慢流逝的鏡頭下，卻隱含對日本傳統家庭價值及政府制度的挑戰和批判。

看看《小》的一家，全是日本最低端人口，不但生活質素低，而且「品格差劣」（有點像早前上映的《歡迎光臨夢幻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爸爸（Lily Franky飾）是小偷，閒時教兒子偷雞摸狗，向兒子灌輸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媽媽（安藤櫻飾）是政府新勞動法下的受害者，被僱主以「work share」（指僱員一起分擔工作）為由裁掉，終日在家無所事事，婆婆（樹木希林飾）就以情感勒索前夫女兒一家金錢度日，少女（松岡茉優飾）時常到夜店，隔着玻璃向外面的顧客性感「搖乳」（真是奇怪的職業），又讓顧客睡大腿賺快錢，兒子（城檜吏飾）沒書讀，周圍偷竊，也教撿回來的小妹妹（佐佐木光結飾）偷東西。

這東拼西湊的「家人」，靠騙政府的老人年金，作為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這向外輸出國家醜陋一面的日本家庭，跟平時日本人展示的溫文、守規矩、路不拾遺的形象大相逕庭，這正正刺中日本政府和右翼份子的神經。

批評「令社會制度敗壞的人」

而最「過分」的，是電影中竟然沒有一個角色被塑造成壞人（甚至有點可愛）。爸爸受工傷沒有合理賠償，媽媽被裁後也沒有任何福利保障，與其說他們是寄生蟲，其實更像一班被社會遺棄/遺忘的人；當日本經濟急速發展，沒有技能的他們卻被時代遺留下來，除了偷呃拐騙，彷彿沒有其他存活方式。

諷刺的是，當外人看到「貧賤家庭百事哀」，在是枝溫婉的筆觸下，角色們對困境卻不以為然，日常生活中沒有半點仇恨世界的情緒，也沒有呼天搶地的悲哀，只有細水長流的相處 （沒血緣但看來還很溫馨）。正正是他們這種面對絕望的態度與現實的強烈反差，隱然勾起觀眾活在安逸的罪疚感，也對國家社會制度的弊漏發出深沉的控訴。這瞄準政權的幾近直線抽擊，都令日本政府十分尷尬。

其後，是枝的態度更令事件一再發酵。他推卻文部科學省的祝賀邀請，表示電影與國家利益及政治靠攏，曾招致重大災難。因此身為文化人，就算處於現時的和平時期，也希望與公權力保持距離。這無疑是向重面子，重形象的日本政府再摑一大個耳光。

《小》的創作緣起，有點像《誰知赤子心》，由是枝讀到一宗關於子女隱瞞父母死亡而繼續不正當領取政府年金的欺詐案而起，誘發是枝探究當事人的內在處境。他在訪談中曾表示：「每當有子女欺詐亡父亡母的年金，都會惹來輿論公審和公眾抨擊，但公眾卻輕易放過社會中更壞的人。」在他的電影中，不會對角色作道德批判，着重的最本質的問題︰什麼樣的社會，才迫使角色作這樣的抉擇？對無權者同情，對有權者批判，是枝口中社會上更壞的人，就是指「令社會制度敗壞的人」。

漫不經心流露悲憫情懷

人有選擇，才算有真正的自由，資本社會是殘酷的，窮人生產力低，只會「享用」社會福利，因此往往被標籤為寄生蟲，失敗者陷入絕望，是因為生命中沒有選擇，一切所謂「自主」，都是為勢所迫。電影中稍為呈現自由意志的只有兒子，而他最後卻無奈「選擇」離開父親，寧住孤兒院，也要告別以前無意義像寄生蟲般的生活。

電影中有幾場戲看得令人心碎：一家人探頭到屋外，望着一片小小的天空「聽」煙花，成為他們即興的天倫之樂；不育的媽媽在拘留室內，被警察問「媽媽」的意義是什麼（安藤櫻令人肝腸寸斷的演出非常出色）；電影尾段的一個鏡頭，小妹妹從陽台隙縫中看街景，在強行被收窄的視角中，她失去與小偷家族相處的自由和快樂。她雖然重返原來的家，卻從此失去神采，失去靈魂了，隨鏡頭慢慢拉遠，她再深陷孤寂的輪迴之中。

這些像漫不經心（實情很刻意），對弱勢充滿憐憫的每個畫面，都不禁令活在繁華的觀眾去想，誰是元兇？誰扼殺了他們的生存抉擇？而且，誰是幫兇？

獲日本媒體譽為「新小津」的是枝，在訪問中談到自己沒有刻意模仿小津安二郎雋永含蓄的風格，他的精神偶像只有台灣導演侯孝賢（話說有次侯孝賢在紙上寫下「天若有情」四個字，這四個字就一直激發着是枝找尋生命的美好和人情）。

與堅盧治遙遙呼應

其實，他自覺更像英國左翼導演堅盧治（Ken Loach）。不過，他倆雖然都擁抱左翼思想，電影語言卻不盡相同：怒火中燒的「堅叔」注重戲劇感染力，傾向用樸實無華的影像，粗獷猛烈，明刀明槍地炮轟僵化的制度（看《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的戲名多火爆）；而沉穩文靜的是枝則常以平緩、留白的情節，製造反差強烈的情感衝擊，悲憫來襲後，曲終人散，依然餘音繚繞，久未消散。

然而， 如果藝術本身就是獨立、挑釁，反抗主流，對抗建制，憎惡權貴的堅叔曾斷然拒絕大英帝國勳章，理由是「大英帝國是剝削和征服的象徵，以此名義授勳，我極之鄙視」，跟刻意與公權力保持距離的是枝，兩位仁兄的理念和脾性，倒是惺惺相惜。堅叔有句名言︰「若你不憤怒，那你算是什麼人？」（If you are not angry, what kind of person are you?）而是枝的散文集《宛如走路的速度》中也提到：「媒體都應該立志成為遊牧民族，當即任務是從外部持續批判內部，讓公民社會更成熟。我相信，那才是報道媒體該有的立場。」一個英國，一個日本，兩位金棕櫚得獎者，對拍電影這回事，都充滿使命感。

將出任《十年》日本版監製

2020年日本將主辦奧運了，可以預計官方形象工程會一浪接一浪，日本會向世人展示其經濟和城市高度發達下的正面形象。然而，物質再豐富，再注重外表、包裝和秩序，也掩蓋不了日本人，尤其年輕一代的壓抑、迷失，以及對天災、核能源和未來社會失陷崩解的危機感。

且看日後，日本政府會否對揚威海外的藝術工作者（哪怕是挑釁性的），展示應有的氣度。下一部，會是內容有關環保、老年人、科技等社會議題的《十年日本》嗎？恰巧電影也是由「惹火」的是枝裕和擔任監製。不過，可幸的是，日本政府畢竟是民選的，而且黨國分離，國家不被自民黨所騎劫。安倍晉三本人再小家，他也沒有權擅自將《小》列為國家禁片，判是枝裕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上文節錄自第12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16日）《是枝裕和《小偷家族》　一次溫柔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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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少新由電影看人、看家庭、看社會、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