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法國電影《逆青春》以青春塗鴉 逆青春獵鯊
在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的新浪潮經典《四百擊》（The 400 Blows）結尾，少年茫然對着大海，海濤聲滾滾而來，正如他要面對成長的焦慮、家庭的問題、生存的目標、社會的變化，時刻在衝擊他的心靈。來到艾利耶（Hélier Cisterne）導演的《逆青春》（Vandal），雖然兩部作品相隔了50年，主角同樣是十四五歲的少年，青春之路卻彷彿變得更為困難，更為茫然。
這是艾利耶的首部劇情長片，選擇青年成長題材，無疑是受到《四百擊》的影響，欲追隨前輩的步伐（杜魯福當時28歲，艾利耶32歲），呈現這一代的外在困境和內心世界。不過，《四百擊》與《逆青春》只是題材相近，內容卻大異，單看兩位主角的名字，已能見出不同︰前者安坦（Antoine），後者謝里夫（Chérif），一個拉丁語源，一個來自阿拉伯；前者與家人住於巴黎，讀文法中學，後者因母親無力管束，迫令他到史特拉斯堡的舅舅家寄宿，讀職業學校學建築。安坦雖然叛逆，卻與犯罪份子沒有來往；謝里夫則始終位於社會邊緣，是偷竊慣犯，後來更結識到一群愛好街頭塗鴉的少年，從此拿着噴漆，每夜犯禁，表達自己的憤懣。
《四百擊》與《逆青春》的不同不僅如此。杜魯福帶着攝影機與安坦走到街頭，半自傳的故事使他總是帶着同情的視角，童真的心靈看到的是成年人遺失了的新奇和喜悅；艾利耶鑽到深宵的暗角，窺見的盡是更灰慘的世界。當安坦在街頭遊蕩時偶然發現母親鬧婚外情，謝里夫一開始就父母離異，母親無力照顧他，生父新妻則身懷六甲，不能與他同住。更甚者，謝里夫生父是阿拉伯裔基層工人，只能帶兒子入行做水泥活，身邊工人雖多是同鄉，然而，謝里夫自小只說法語，阿拉伯語僅勉強聽得懂，對穆斯林文化也毫無感覺。他雖住在歷史名城，卻只曾在起重吊臂上短暫覽賞過全城的美麗，沒有餘暇像普通人般遊逛，而他在學校又被白人同學排擠欺凌，這般飄浮無根、兩邊不是人的處境，實比安坦艱難得多。
這是杜魯福少有拍過的邊緣世界。事實上，法國影壇也是到近年才多了注視這群常受忽略的青年。上年5月，《香港01》曾與法國文化協會合辦《足夢少年》（Comme un lion）放映會，電影講的就是一塞內加爾少年被「賣豬仔」到法國，以為有機會去大球會試腳，豈料被騙財又無法歸家，流落到汽車工業城市蒙貝利亞（Montbéliard）當黑工，幸獲得球會賞識的故事—可是，現實並沒有多少這樣的「足夢」，影片反映的其實是足球大國底層的黑暗。榮獲康城影展最佳電影金棕櫚獎的《流離者之歌》（Dheepan）則講述曾為泰米爾之虎士兵的斯里蘭卡男子與不相識的婦人假結婚，到巴黎尋求政治難民身份的悲歌，電影的主角雖然不是青少年，但是他們所住的是龍蛇混雜黑幫盤據之地，當地青年常與毒品、械鬥、竊案為伍，死亡如影伴隨；謝里夫如流離於此，很可能會成為一份子吧。
不過，以上說的主要是這些影片中的家庭關係、社會背景、種族議題，艾利耶並非只欲為可憐少年控訴，一味呼喊或揭隱，他的電影筆觸，有三分像比利時的戴丹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and Luc Dardenne），樸素而生活化，既聚焦於社會議題，也藉此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其實，《四百擊》的結尾根本可視為《逆青春》的開頭︰安坦因竊取打字機，最後被抓去教導所；謝里夫一開始因偷「揸大膽車」被捕，警察與家人協議後將他送（或逐？）去遠方。安坦在終幕時逃了出來，如果穿越時空來到今天，會否成為另一個謝里夫呢？
若說不會，除了社會背景不同，大概是因為性格差異吧。安坦畢竟沒有謝里夫骨子裏的憤怒，也未如他成熟。安坦即使在生活上有無窮煩惱，他還能從巴爾札克的文學世界中得到一點安慰；謝里夫卻像戴丹兄弟的《單車男孩》（The Kid with a Bike），比較衝動、躁進，不擅表達自己，他不愛閱讀，小時候喜歡玩魔術和聽音樂，現在都已厭棄，做什麼都提不起勁。寫了大半篇，還沒怎麼提到塗鴉—這其實正是此片有趣之處，雖以主角加入塗鴉黨、追蹤謎樣塗鴉天才為故事骨幹，然而，謝里夫對塗鴉有多少熱誠、他到底有沒有這方面的才華（如有，又到了什麼水平）？卻似不是導演最關注的。也許謝里夫為戀上邊緣少女而生的煩惱，比起塗鴉對他更重要；也許塗鴉之於謝里夫和踏單車之於「單車男孩」一樣，是荒悶生活的救命稻草，不願放手而已。
因此，這絕不是《輕狂歲月》（Basquiat）那樣的故事，電影完結後，謝里夫的發展大抵不會像傳奇黑人塗鴉藝術家巴斯基亞（Jean-Michel Basquiat），將來能被像安迪華荷等高人發掘，獨當一面，甚至能為自己的身份、族群發聲。艾利耶眼中的塗鴉少年，是注定永遠不為主流接受的，既要躲藏、逃避警方追捕，也要像黑幫般霸佔牆壁地盤，為此，他們可能會坐牢，甚至招致暴力與死亡；他們沒有英國街頭藝術家班克斯（Banksy）衝擊社會固有價值的藝術自覺，只有一腔憤怒—謝里夫所屬的塗鴉黨名為「ORK」，意為「殺人鯨」，他們在牆上塗的往往是「ATTACK」一類口號，有嗜血、叛逆、成群結隊破壞的意味。
當然，謝里夫的躁進不是崇尚暴力，不像皮亞拉（Maurice Pialat）名作《赤裸童年》（L'Enfance nue）的男孩，只能以拳頭與破壞行為（vandalism）表現其「無因的反叛」。也許今天社會政經的牢籠更壓迫、更封閉，青年們連反抗也不如昔日義無反顧︰謝里夫等曾說，自己塗鴉犯禁不是要成為「超級英雄」，在外人看來只是如狗隻般留下小便記號而已。如果謝里夫真的聽女朋友的話讀了名詩《獵鯊記》，是否能得到心靈的慰藉？可惜純真的童年一去不返，難如謝里夫小時候愛聽以清潔工喻流水的童歌歌詞，垃圾也可獲重生︰「好好看那掃地的人/流水，他以熱情掃去的，走過的，帶來的，都是夜裏的夢」。成年人要記得不要成為無情的流水，掃走年輕人的夢啊。
陳廣隆（Horace Chan）中學教師、影評人、香港粵語片研究會成員
上文刊載自第11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9日）《以青春塗鴉 逆青春獵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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