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星人求學記．一】能說不能聽　聾人高材生：曾和聾人劃清界線

聾人Toby從小到大都在主流學校讀書，成績優異，也有一群健聽朋友，可是，她並不快樂，總覺生命有所欠缺；聾人Aaron和Kenny從小在聾校讀書，讀不成書，也不能說是快樂──投身職場更不快樂。為何這些聾人的求學路會充滿挫敗與自卑？聾人是否注定無法擁有快樂的校園生活？後來，Aaron與Kenny因修讀手語授課的課程而重拾學習的樂趣，考上大學；而從小到大以手語、口語兩種語言一起學習的高中生雪盈，成績很好，也很喜歡上學。求學歲月有沒有手語，如何影響聾人的成績與成長？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視手語為聾人的人權，寫明聾人的求學環境必須有聾人同輩、聾人成人榜樣和手語。惟據政府統計處2013年資料，香港15萬聾人之中，只有不足4,000人懂得手語，其中常用手語者只有2,300人，而15歲以下的1,300個聾人，有1,200人不懂手語。如果手語對聾人的學習如此重要，為何只有那麼少人使用手語、以手語教學？本專題通過不同背景的聾人的求學路，希望與讀者一起思考：甚麼是公平？如何保障少數群體獲得公平的機會？知識與教育的作用和意義？以及一個人有公平機會發揮潛能所帶來的社會意義。此為《聾星人求學記》專題報道之一攝影：鄭子峰

Toby畢業於理工大學生物科技系，公開試成績優異，從小到大成績極佳，聰明，健談。她是聾人。這天沒有手語翻譯員一起訪問。記者還在擔心如何與Toby溝通，Toby卻憑讀唇完全明白記者的說話，並以流利口語對答。Toby說，她從未聽過自己的聲音，她是深度聽障，也聽不見這世界大部份聲音，而你幾乎無法從外表與溝通相處知道她是聾人。你也無法從最表面的學業、事業履歷看見她的「差異」，她正在一間中學教書。她的故事，大可書寫為一個「聾人狀元」的勵志故事，用來證明主流學校長大的聾人也可以克服自身障礙，獲取健聽人可獲取的成就。也許是幸運，Toby的家人與學校從未大肆宣揚她的成績，讓她避開了鎂光燈，過了一段真正安靜的學習歲月。不然，年紀少少的Toby要如何應對外界對自己的評論與詮釋？她的讀書歲月並不快樂。

小學、中學、大學，她都在主流學校讀書，全校只有她一個聾人。她清楚記得，小學第一天上學，她在早會集隊時，細看每個同學的耳背，愈看愈焦急，為甚麼所有同學的耳朵都是空蕩蕩的？只有她的耳背掛着一個助聽器。她仍記得那種孤獨無助的感覺。她是先天聽障，父母都是健聽人，看見一條艱難的人生路在女兒面前展開，父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把她送進主流學校讀書，條件是帶她學口語，另一選擇是學手語，但女兒從此要在特殊學校讀書。兩條路都是不歸路，不能走到一半不適合又回頭再選。而母親與當時大部份聾人健聽家長無異，認為學習手語會阻礙女兒學習口語，手語與口語，主流與特殊，都必須二選一。

母親為她選擇了主流社會。從此辭去工作，陪伴女兒天天學讀唇、學發音。吃飯、睡覺、上學以外的所有時間，幼稚園生Toby都用來學習她永遠無法聽見的聲音溝通。她的母親負責確定她每個發音是否準確，今天教完的讀音，今天必須全部學懂，否則，女兒就無法如正常學童的時間，六歲，升小學。可是，「美國」──「蘋果」？「爸爸」──「媽媽」？口型是一模一樣的，Toby只能猜測別人的說話：「一個溫柔的人，應該是媽媽；一個帶我到公園玩的人，是爸爸媽媽也可以，到底老師是說爸爸還是媽媽？」

同學指着她的助聽器，問：「這是什麼？」──同學真是這樣問嗎？為什麼她答了，同學還在問？她的發音正確嗎？此時，身邊已有三數個同學圍觀，向她張開好奇的眼睛。小孩子只知道跟這小女孩說話是九唔搭八，而且她的發音不準確，紛紛笑她黐脷筋，是鄉下妹。好不容易捱到放學，回到母親身邊，此時，母親非常緊張地與其他家長交換聯絡方法，又核對女兒與同班同學的家課冊是否一模一樣，確定沒有遺漏任何學習訊息，便匆匆帶女兒回家，開始當天的校外學習。

首先是補習老師逐項教導Toby原本要在今天學校學到的知識，晚飯後，母親陪她做功課、溫習，或是練習口語。如果明天有默書，即使是讀默，Toby也要整篇課文背下來，因為她一低頭寫字，就看不見老師的口型。小學生Toby最渴望自己有四隻眼睛，這樣就可以邊默書邊看老師讀誦，或是邊抄筆記邊看老師講書的口型。

小學中學的生活全是讀書。Toby成績極佳，升上地區名校，母親稍稍鬆一口氣，一直怕她升讀不夠好的學校，便會被嚴重欺凌。既為女兒辛苦，但也不得不努力催谷她的成績。升中後，課程更深，一些從未接觸過的名詞如「光合作用」，她根本無法單憑老師的口型而知道這堂課在做什麼，放學後，立即又是補習時間。她從未參與課外活動。

唯一的社交時間是午飯。一群同學一起午飯，七嘴八舌，她不知道誰在說話，也難以追看一群同學的口型。記者認識Toby一個中學同學，偶爾與她一起午飯，卻不知道Toby是聾人，一直以為她有鄉音，「Toby太強大了，口語非常流利。」但強大的背後就是老師同學都沒有為意身邊有一個「隱形聾人」，因為她用頭髮遮掩耳背的助聽器。一個老師約見她的母親，說她上課心不在焉，聆聽測驗又漏空很多（Toby把所有選擇題填了答案），學習動機較低，母親便對老師說：「我的女兒聽不見。」

她一直知道自己和健聽同學面對的世界不一樣，她有知己，但知己無法完全明白她，「我感覺是我們之間欠缺了一塊。」

從小到大，母親教Toby向人解釋她的助聽器的說辭是：「你就說戴耳機跟戴眼鏡是一樣的，你看不清，我聽不見。」但Toby知道這個比喻不對，因為近視的人戴眼鏡可以看見一個完全清晰的世界，但她戴了助聽器，也只是聽見一些模糊的聲音。她仍遺漏這個世界絕大部分的聲音資訊。

放學後，她要立即回家，父母不准她使用電腦，也不能打電話聊天。幸好她在中學認識了一班好同學，會寫信給她帶回家。晚上9時，補完習了，她拿出信件，逐封閱讀、回覆。Toby說，她中學總是遇上幫助她的小天使，同學對她很「包容」──當她描述她與中學同學的相處，常常是用「包容」兩字。她也一直知道自己和健聽學生面對的世界不一樣，她有知己，但知己無法完全明白她，「我感覺是我們之間欠缺了一塊。」她的自卑，她的恐懼，她無窮無盡的壓力與自我質疑，全是健聽人聽不見的心聲。

她非常孤單，自覺在成長過程裏從未遇見同類；她也對自己的身份深感迷失──她是聾人嗎？她極力否認，但她與健聽人一起成長就是健聽人嗎？她知道她不是，她只是一直追趕着與健聽人溝通無礙，「看起來」一樣。

為何Toby要在中小學獨力面對一切困難與情緒？主流學校對一個聾生可有額外協助？她回想，教育局會有職員年年到學校與她聊天，問問她的上學情況、成績如何，「聊天後沒有下文，沒甚麼特別改變。」高中了，Toby鼓起勇氣束起馬尾，讓老師與同學看見她的助聽器，也主動向老師爭取坐在最前排，要求老師講書時要儘量正面看着她。老師都答應她，但主流學校對她的協助也僅僅如此。

其實，Toby非常健談，這大概是她口語流利的主因。可是當她與中學老師談及夢想，她說自己喜歡與人溝通，想做社工，老師立即勸她放棄：「你想幫人，萬一他不開心打電話來說想自殺，你聽不到電話，怎樣幫他？」她立即放下社工夢，不敢再想夢想，只敢找一份按時出糧的工作，大學選讀科學實驗也是因為「溝通較少，不會害到人」。

我覺得聾人教育和自己很有關係，自己經歷了這麼多困難，如果可以拿出來幫助聾生就好了，這份工作好像更有意義。

Toby升上大學了，可是大學沒有教科書，老師和同學都是每個學期更換一次，她無法熟悉任何老師的口型，也沒有固定一起上課的同學供她長期求助，唯有更刻苦更努力，長駐圖書館自學。她不敢奢望成績好了，她只求畢業。但一畢業，就要面對求職。她寄送履歷表，卻無法接聽約她面試的電話。這有兩個解決方法，一是在履歷表的電話旁聽括着「要用Whatsapp，因我是聾人」，但這些履歷表全無回音；另一方法是寫下母親的電話，由母親假裝成她約好面試時間，她再即場告訴僱主她是聾人──原來這樣更難受，她實在不想面對僱主那錯愕、尷尬的表情，她很難堪。但這樣仍是沒有回音。

她同時獲得兩份工作的聘用，一份是化驗工作，另一份是手語老師。她選擇了手語老師，「我覺得聾人教育和自己很有關係，自己經歷了這麼多困難，如果可以拿出來幫助聾生就好了，這份工作好像更有意義。」

Toby在大學開始學習手語，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其實她早在幼稚園已很想學手語，在街上看見聾人用手語聊天就定眼看着，可是母親怕學手語會影響她的口語能力，只說，她讀到大學就可以學。她終於可以學習這種視覺溝通的語言，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有能力學習一套完整的語言，而不像英文，她再努力也發不到「ed」音、發不準「s」和「t」音，也不像講得再流利也時常懷疑自己發音的廣東話。她也終於接觸到聾人社群，認識了聾人文化，原來這世上有一群人，與她面對相同的生活困難。她從聾人朋友身上找到她與中學知己之間所欠缺的「一塊」。

「我找回了我自己。原來我從小到大都有聾人文化，如我洗澡時，耳機不能濕水，不會帶耳機進去，當媽媽想說我未開熱水爐，就會不停開燈關燈，我就知道外面有事；我很喜歡與人面對面聊天，喜歡一群人圍着圓桌坐，這樣我會看見每個人的樣子。這些都是聾人文化。」

她是聾人。她不再介紹自己為聽障或聽得不清楚，而她曾經極力和「聾人」兩字劃清界線，以為聾人就是很粗魯、無禮貌，這源於她從小到大看見電影提及「聾人」，都是用來鬧人，如「你係咪聾㗎」，這令她認定了「聾人」是一個貶義詞。但不承認聾就不是聾人嗎？長久以來，她很自卑。現在，她會在youtube、facebook追看聾人blogger的生活。

「我聽過一個講法說聾人不是殘障，而是少數族群，令我很大衝擊。我一直用醫學角度看待聾，覺得是一種病，但用文化角度，聾人有自己的族群、文化，甚至聾成為殘障是因為社會沒有配套，如果（學習）有筆記抄寫、有手語翻譯，已經是無障礙。在這情況下，我就不是殘障，我沒有缺失。」

聾成為殘障是因為社會沒有配套，如果（學習）有筆記抄寫、有手語翻譯，已經是無障礙。在這情況下，我就不是殘障，我沒有缺失。

現在，Toby是一間中學的手語老師，該校是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學計劃」的伙伴學校，全校共27個聾人，他們與健聽學生一起上課，從小到大接受手語、口語並用的教育，即課室裏除了一個科任老師，尚有一個手語老師即場翻譯及協助學習。重回中學校園，看見一群聾生在一間學校一起成長，且有可以溝通交流的手語老師，Toby只覺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她的學生差天共地。她的聾人學生，有自信，有夢想，社交圈子既有聾人，也有懂手語的健聽學生，他們課後與其他同學一起參與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放假也結伴外出，生活彷彿不再因聾受限。原來，「現實」可以改變，聾人不一定要向「現實」低頭。不像從前，她以為外在環境必然如此，她唯有改變自己才能在主流社會與教育制度生活。

「我會看見原來以前不是我做錯事，聽不見不是我的錯，不再把所有責任攬上身。我以前把自己看得很低，現在觀念不同了，我覺得聾人和健聽人是平等的。聾人不需要過多的同情，而是需要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學習無障礙，有很開心的回憶，這才是中學生應有的生活。」

「很多人說公平就是每個人都要分得一樣的份量，但我看公平是按照一個人的實際情況去給予。就好像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高都不一樣，如果前面有一道牆，大家都想看牆後的風景，你給我們每人一個高度一樣的台階，矮一點的人有了台階還是看不到風景，這其實是不公平；公平，是台階可以配合每個人的高度，令大家最後都可看見牆後的風景。」

關於聾人的統計資料：

Toby以外，還有他們的聾人求學故事：

上文刊載於第11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1日）《手語撫平傷口　聾星人求學記》專題中的〈能說不能聽 聾人高材生：曾和聾人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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