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30年】曾鈺成：修法不能避免　倡7草委牽頭、中央推諮詢

適逢《基本法》頒布30 周年，曾擔任特區籌備委員會成員的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香港01 》訪問時指出，《基本法》實踐過程中矛盾重重，不足以應付近年中國、香港政治局勢變化，斷言一國兩制要行穏致遠，修改《基本法》是不能迴避的事，中央政府不應因為害怕處理爭議而「斬腳趾避沙蟲」。
曾鈺成提出，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成員組成專家團帶頭，就《基本法》作研究，向中央提出修法建議，再由中央提出修改的初步構想，並在香港展開大咨詢、大辯論。他認為，可以先討論爭議性較細的條文，例如廢除行政會議，以及在基本法中的列明中聯辦的設立及職能，相信民主派議員亦不會反對以上修訂。

基本法實踐中的三大矛盾

曾鈺成解釋，當年中央無法預測香港幾十年後的情況，所以鄧小平指示《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採用「宜粗不宜細」的原則，留下迴旋空間，供將來在實踐過程中把條文完善和具體化。「本來，要完善基本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修改。你很難想像90年代頒布的《基本法》可以一成不變應付到當前的問題。」但發展至今日，要為不合時宜的條文提出修改，卻會觸發社會極大爭議，換言之，當年設計基本法時本留下空間給未來修改，但現在卻變成無法修改，此為第一大矛盾。

據曾鈺成理解，中央當年是抱着最大的善意、最好的期望來寫這部《基本法》，亦很着意想爭取港人對回歸祖國的支持，所以寫得很「寛鬆」，例如列明特區應就23條自行立法，但沒有提及如果香港沒有就23條立法又怎辦？例如中央可透過附件三把某全國性法律涵蓋香港實施（現行例子是國歌法），但沒有提及倘無法完成本地立法、無法在港實施有何後果？因為「當時內地有良好意願，覺得既然回歸了，香港怎會不與中央合作。」不過現實是確有《基本法》條文無法落實，卻沒有機制處理，此為第二大矛盾。

而第三大矛盾，就是中央與香港就政改問題的各自理解、各自演繹。曾鈺成憶述，當年撰寫《基本法》時民主思潮正盛，「當年陳方安生講過，相信一國兩制最終會變一國一制，而且是變成香港這一制，當時內地亦不少人是如此想法。」在這種背景下，催生了普選的目標。惟無論中央或香港都無法預計30年後中港關係演變成今日局面，造成政改推進無期，「泛民覺得中國不守信用，提出他們認為的假普選；中國又覺得明明基本法寫明有提名委員會，你為什麼要弄出一個公民提名？」曾認為，香港政局爭鬧不斷，根源就在這裏。

他指出，不計去年發生的反修例風波，香港回歸23年來發生的三次政治危機完全未有解決，人大831事件、23條立法、國民教育被否決，每件事都衝擊特區和中央之間的關係。他斷言修改《基本法》是不能迴避的事，「中央政府不能斬腳趾避沙蟲，覺得不敢踫，不去解決，否則矛盾只會愈來愈大」。

專家團研究後作建議  中央提初步構思諮詢香港公眾

那麼，要解決這「三大矛盾」，應如何着手？雖然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權提案修改基本法，但門檻極高，因要滿足「香港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成員同意」、「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同意」及「行政長官同意」三大條件，其後再交予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提出。曾鈺成笑言，這個方案「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他續指，除了香港，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都有權提出修改基本法，「國務院隨時可以提，沒有人可以阻止，所以中央如果有決心修改，沒有人能阻止。」換言之，中央必須做推手。曾又補充，雖然中央有權做，但必須做足功夫，充份諮詢，充份評估在香港社會造成的反響，充份準備拆彈，「不要像特區政府推（修訂）逃犯條例般」。

曾鈺成倡議，應該乘着《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勢，由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至今仍健在的7名委員組成專家團帶頭，就基本法的實踐作研究，然後向中央建議，再由中央提出修改基本法的初步構想點，並在香港展開全民大諮詢、大辯論。「這裏一定會很多爭議，但沒有問題，大家做好準備面對爭議，問題不等於你不拿出來就沒有。」

爭議性少修改可優先討論　包括廢除行會制度 

曾鈺成建議，可以先討論爭議性較細的條文，例如廢除行政會議，「好不合理，完全與時代脫節，又可以黑箱作業，行政長官話事誰可以入行會。」他指其他英國殖民地獨立後若干年即廢除相類似制度，惟香港仍然保留。

他又提出，在基本法中的列明中聯辦的設立及職能，指中央三大駐港機構，即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後兩者的職能都由《基本法》第13條和第14條作出規定；唯獨排在最前面的中聯辦，卻找不到任何《基本法》條文提及它的設立和職能。

「中國欲贏回台灣 須先贏回港人信心」

曾鈺成認為，中國政府依然希望朝一日和平統一台灣，而和平統一的基礎就是一國兩制，因此他預料中央在未來必會繼續堅持一國兩制，「現在台灣人看不起一國兩制，被蔡英文拿來造文章，他們不相信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給不了他們信心。」故此中國為贏回台灣的信心，定要先贏回港人對一國兩制以及對《基本法》的信心，「唔做呢場大騷點得呢?」

社會氣氛劍拔弩張，如此環境下主動提出修改基本法，無疑於投下另一枚政治炸彈，為何認為民主派願意奉陪「做場大騷」？曾鈺成認為結果視乎如何修改，「如果是按他們的意願來改，為什麼不參加？他們不參與是放棄自己發言權。」

冀北京和泛民先重建溝通渠道

談至最後，曾鈺成自嘲，預計自己的提議即使在建制派圈子中亦不受待見，「對我比較好的，就說我是一廂情願，書生論政。」他嘆氣反問，「但不這樣做，又可如何？我看不到有第二條路。」

2015年「8.31」政改方案方案被否決，佔中事件爆發，中港關係跌至冰點。曾鈺成指，當時起北京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溝通路途徑自此堵塞，如果中央要啟動修改基本法的大討論，便須先與民主派建立正常溝通渠道，重點是中央最以最大誠意與民主派溝通，「無論你如何看待泛民這些人，他們的確有得到香港相當一部份市民的支持，不跟他們溝通，一國兩制又如何走得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