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對華投資，美國資本會答應嗎？

美國總統拜登近日剛剛通過的行政令——關於限制對華投資這事已經吵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人說吵了兩年多，但其實更早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來過了。大家如果還記得一個叫班農（Steve Bannon）的人，在「懂王」政府任內，他曾設過一個專門的職務——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就是靠他在競選中作出的「巨大貢獻」獲得了這一職務。

班農當時就有個觀點：如果允許中概股在美國股市上市，納斯達克就是資敵。當時納斯達克給出了兩篇非常正面的回應文章，強調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班農的結局大家都知道，就在提出這個講法之後，大概1-2個月的時間他就離開了白宮，並且從此正式失業，沒有任何正式的美國企業僱傭他。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

後來是一個通緝犯搞了一個基金會，請班農到那邊當主席，他2/3的收入就來自這個基金會，接着慢慢跟電詐那些東西混在一起，通過造牆去搞非法集資。

到了拜登政府時期，他沒有像人們之前預期的那樣，校正特朗普任內那些明顯有問題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反而開始變本加厲，限制對華投資就是他的一個選項。

第二個背景，我們可以結合沙利文所謂的「小院高牆」策略來理解。有人說，我們在解放戰爭時期就有這樣的區分，從全面進攻變成重點進攻，拜登政府現在就是這麼做，他不是像特朗普那樣針對中國到美國去的所有產品進行無差別徵加徵關稅，只是非常精準地聚焦於其中一小部分。所謂的「精準」聚焦，就是與美國國家安全以及軍事實力和應用相關的前沿技術，比如晶片、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

但這裏面有兩個問題，首先大家要有個常識，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那些嚴格意義上涉及軍用的技術、產品、材料等等，中美之間從來沒有過所謂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狀態，在不同時期始終是存在限制的。也就是說，美國在軍用技術上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始終是存在的，這是第一。

第二，在此前中美關係相對比較正常的時候，中美之間實際上是基於非常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開展包括技術出口、轉讓、商品貿易、投資等行為的。

大家各自都有比較優勢，就拿這次涉及到的先進技術領域來說，美國的比較優勢越來越明顯地集中在資本和投資環境，所以經常出現一些擁有非常好的天才想法和創新的中國初創企業，從美國獲得天使投資或者到美國上市，獲得資本支撐，然後回過來催生這個企業做大，快速實現技術產品化、產業化，這類案例很多。

而且說實話，這個過程不是雙贏，而是多贏。第一，對於技術創新者來說，獲得了充沛的資金支持，相對而言更加容易將自己的創新轉化成可以實用的技術產品，進而創造出新的獨角獸企業，乃至拉起一個行業的發展。第二，對於投資者來說，獲得了豐厚的投資回報，甚至會推動美國金融市場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事實上起到了鞏固美國在全球的領先優勢、甚至是鞏固美國金融霸權的作用。

因為大家越來越覺得在美國那裏獲得資本的條件比較良好，所以越來越多有價值的公司會跑到美國上市；然後，美國資本市場因此為投資者提供更高的回報，讓更多的投資者、更多的資本覺得美國的金融市場是非常好的，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同時，對全球用戶來說，在這個過程中，理論上會獲得以更低的成本，更早享受到新技術、新產品所帶來的便利和收益，這是一個多方共贏的局面。

當然你說這裏面一定要講輸家，或者說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對於美國這個國家來說，如果像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Neal Waltz）所言，是一個關注相對收益的國家，要求在包括技術創新等方面持續處於一種領先地位的話，這裏面確實有一個問題。也就是，美國能不能保障自己在這些前沿技術領域持續具備創新優勢？前沿技術領域是一個競爭度很高的體系。當然，如果用熊彼特的概念來講，這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種競爭非常有活力，能夠推動創新。

但現在美國不幹了，所謂的「小院高牆」策略就是結果。

之前《紐約時報》有一篇關於「晶片戰爭」的文章中提到，在晶片制裁問題上，美國和中國處在一種戰爭狀態。文章引用美國工業與安全局（BIS）的報告稱，其實他們也知道這不是一種正確的辦法，因為所謂的晶片戰爭等同於大家在田徑場上跑馬拉松，曾經領先的選手發現後面的人追上來時，不是靠自己往前跑去拉開差距，而是回頭拿根棍子把對手敲翻在地，或者去絆他一跤，贏取對手摔倒了爬起來的這段時間繼續往前跑。美國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美國自己也知道關鍵問題在於自身創新能力的持久發展，但你發現他還是選擇了這樣一種策略。這種策略所帶來的後果也是非常明顯的：這等同於要求美國資本從全球投資最豐厚的領域之一撤退，而且美國政府還不保證能給美國資本提供一個有同等回報的替代性投資新環境，也不能保證給出一個明確的時間表。

比如，這種限制措施只要持續一個、兩個或四個財政年度，中國就會放棄抵抗，然後你們這些資本就可以用更優厚的條件把這期間的損失以多少倍的收益補回來，所以基於成本和收益核算，你們還是合算的，等等。

美國政府之前對一些在通信技術行業資本體量有限的中小企業，給過這樣的承諾。但這次他們要面對的是華爾街資本。對華爾街整體利益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損害，這種博弈就會變得非常微妙。

曾經有過一個案例，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在今年7月31日，來自美國的全球最大投資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和摩根士丹利，收到了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問題調查委員會的傳票。這個委員會的領導是反華的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要求他們到國會來過過堂講講清楚，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是不是資敵，因為這些投資流向了中國的國防企業，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貝萊德的回應非常簡單清晰明瞭，它說我們在中國的投資業務是合規的，也是合法的，你這種咖位和檔次的角色，敢用這種態度跟貝萊德講話？知不知道自己姓什麼？摩根士丹利的態度要恭順一些，寫了一份措辭婉轉、但同樣清晰直接明瞭的解釋投資的合規性情況說明。

戲劇性的是，這之後大概24小時內，惠譽國際出了一份報告，把美國的信用等級往下調一檔，從雙A調到A。不僅如此，惠譽國際還發了一份很長的聲明，解釋為什麼要下調：

第一，美國是有優勢的，美國的經濟生態、商業生態充滿活力，但美國的缺陷是什麼？政府治理能力，表現出來的就是華盛頓的政治鬥爭。

從現在開始到一個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債務所超出的比例——不管是在政府財政支出當中的比例，還是在GDP中廣義債務的比例，已經和相應評級的中位數相去甚遠。在我看來，這給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直接、明朗的政治性信號。

為什麼這樣解讀？在美國這個地方，金融市場是對預期和信心的管理，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美國資本，或是像惠譽國際這樣的評級機構，都非常關注這一點。所以惠譽國際下調美國評級之後，市場是有足夠的韌性去消化的。

反倒是美國政府跳的比較急。耶倫很着急，說惠譽是基於錯誤數據給出了一份不當評估報告等等。有人也指出，惠譽沒有在美國國債上限兩黨吵得最兇的時候下調評級，說明它不是為了打擊美國國債，不是為了讓資本市場承壓，而是要給華盛頓的政治人物一個明確警告——一切的行動和言行不要觸及美國自身的實體性利益，尤其是不要觸及資本根本利益的邊界或紅線，資本要求的是賺錢。

當然，圍繞資本還有一個更加有趣的報道，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大概是在2014年前後，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是講高盛和金磚國家組織的，當時主要是為了唱衰金磚。但有一位美國官員對高盛說過一句話，你們這些資本根本就不介意屋頂上飄什麼國旗，你們關注的是自己的利潤是否最大化。

對於熟悉馬列主義的人來說，這幾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資本當然是關注這個東西，而且在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本質上是為謀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去服務的，這是一個核心遊戲規則。不一定事事都如此，但很明顯你不能觸及這個邊界。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美國出台的相關政策，正在靠近這條邊界。很顯然，一些微妙的信號已經出現。

回到拜登政府的對華投資限制令上，你會看到這個投資限制令很有意思。很多人誤解，覺得這個投資限制令不是從頒布之日起即日實行，立刻馬上切斷所有投資。其實不是，這份投資限制令就是從現在開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有足夠權限，宣布很多進入緊急狀態的情況。根據拜登的理由，他認為現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問題很重要，對國家安全產生了影響，所以行使總統權限進入緊急狀態；並且任命財政部長耶倫牽頭去做這個事，從現在開始花一年時間討論清單和相應政策工具，也就是說離限制令具備一個可執行、可落地的方案至少還有一年時間。

但是一年以後，到了2024年8、9月份，美國國內正忙着選舉，那時候拜登是不是還有充分時間和精力去做這件事？而且很明顯，這個限令中的主張會成為選舉時民主、共和兩黨激烈攻防的議題，會引起資本市場的激烈反彈。在明年的選舉背景下，他會去做這件事情嗎？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耶倫、雷蒙多、沙利文反覆強調的那樣，這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清單。這麼一個小的、清楚的、有限的清單，能夠產生多大實質性效果？它的表演性比實質性是否要更多一些？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

現在可以評估的一點是，這份限令可能會讓那些初創企業在獲取風險投資時，面臨一個更加嚴苛的環境。這裏的獲取資本指的是美國的資本。仔細想想，對於中國來說，這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

如果這些企業不再到美國的資本市場上去獲利，而美國並沒有壟斷了全球資本來源，那些原本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辦法獲得這種投資機會的資本，是不是反而因此獲得了一個更加寬鬆和靈活的投資機會？一些原先被美國金融市場排斥在外，沒有辦法成為這些企業籌資的金融平台，是不是因此會獲得相應的機會？顯然，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如果我們把拜登這份投資限令放在今天中美戰略關係博弈的框架下，看到的是這屆美國政府的一個明顯特徵：它在持續發送相反信號。一方面拜登派國務卿、財政部長，未來還要派商務部長到中國來，給中美關係施加護欄，維持中美關係良性發展，推動中美合作。而且給出了相當多的承諾，願意跟中國討論，在基於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新的指導原則下，推進新時代的中美關係。

但另一方面，從行動上它持續給出相反信號，甚至還要給出一種讓中國感到非常困惑、簡直像在侮辱我們智商的一種政策，就是說你要讓我相信你對我最重要的先進尖端行業的制裁，不是為了限制我的發展。如果這不是限制，那什麼是限制？也許在美國看來，我沒有衝過來把你摁死就不是限制。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指望中美關係以一種美方一廂情願的方式回到所謂良性發展的軌道上去，我們必須做好長期持久鬥爭和博弈的準備。同時，我們要理解其背後的主要動力機制，它和美國國內政治結構是密切相關的。今天的美國既沒有尼克松的政治勇氣，也沒有基辛格的政治智慧，雙方都是看着眼前這一點點的收益，同時又極度脆弱，不想給對方以任何攻擊自己的口氣。因為美國自己的領先優勢也就是4%或者5%這種非常小的優勢，並且政客把自己的持續當選和連任看得無比重要。

在這樣一個整體大背景下，中美關係就是因為華盛頓那一側沒有辦法給出有智慧的解決辦法，只能繼續朝着不斷加壓、不斷碰壁、不斷失效，但堅持加壓、持續碰壁和碰撞發展，幾乎是一種必然結果。

對於這種結果，我們也不必感到過於悲觀。這可能是中美關係戰略性調整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通過有效的或者堅定的意志和堅持自身有效的發展，繼而讓那些深層次的經濟和金融規律去發揮作用，最終這個階段一定會過去。

在此過程中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中國將繼續變得更加耿直、清晰、坦率，用美國能夠理解的語言向美國表達自己的意見，指出美方這種行為的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僅是口頭指出，還包括行動，讓美國確實感覺到這種錯誤並承受這種錯誤政策所帶來的實際後果。

這些後果，包括像台積電在建廠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美國財政政策——發了很多錢，但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等等，從而在一段時間之後對中美關係進行實質性校正。這也是中美在走向全新的更加對等、對稱、公平、公正的雙邊關係和良性互動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信心、定力和耐心去期待這個最終結果的出現，併為此而共同努力。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