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拜登拉攏，東盟的最優解是保持中立（下）｜專家有話說
【導讀】 2022年11月，東盟峰會、G20峰會、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連續召開。對此，有評論指出，東盟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正變得更加重要——這不僅源於當前東盟各國工業發展的內情，更源於中美競爭的國際背景。
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通過梳理東盟歷史，清晰地指出：東盟並沒有統一的自然條件和文化背景，它是因為特殊時期的特殊目的而人為塑造的，但在今天的國際中，卻可以擁有獨立自主的一席之地。本文原載《南洋問題研究》2022年2月刊，原題為《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東盟》。
作者：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香港大學前校長
（三）中國建設海軍是為了防禦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威脅
幾十年來，許多人將不斷髮展的中國海軍視為世界強國的主要威脅，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不值一駁。中國人確實建造了很多軍艦，但他們在現代時期還從未打過一場海戰;實際上，他們在其整個歷史上還從未贏過一場真正的海戰。所以，中國是否算一個海軍強國，着實存疑。中國在現階段發展海軍的最主要目標，是希望確保自己可以完全防禦自己的海疆，保護其對海上貿易的經濟依賴免於敵視中國發展的勢力的威脅、封鎖或完全遏制。
對東南亞來說，在思考世界的整體權力結構時，房間裏的大象不是中國，而是存在了兩百年的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因為，困擾東南亞的並不是大陸力量———當然，雙方在湄公河、中緬邊界以及越南問題上有一些爭吵，但這些都不是對東盟的真正威脅。對東盟及其自主決定權的真正威脅，以及影響東盟未來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實際上都取決於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大洋之間的地理位置。因此，海上霸權是東盟未來的關鍵。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南亞不能逃避自己的地理和歷史，因為過去幾百年的歷史真相是，這裏由一個大國的海軍統治，現在實際上仍是如此，即美國海軍支配。
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如今以澳英美同盟（AUKUS）的形式出現。澳洲、英國的加入對於美國來說最為舒適，這3個國家自1945年以來一直在所有的戰爭中並肩作戰，總是同呼吸共命運；它們同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思維方式也相同，因此彼此間最容易打交道。所以，他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成本就能聚合在一起，且可靠性很高。相比之下，美國不確定能夠完全理解、也不確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日本，因此總是心存疑慮。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建設海軍主要是針對「房間裏的大象」，即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而非東南亞本身，因為中國並不害怕東南亞的任何國家。中國人在南海並不需要造島來對付越南、菲律賓或馬來西亞，但是在面對美國在家門口的海軍力量威脅時，他們不希望南海被視為美國海域的一部分，因此認為造島是防禦性的。
中國曾在19世紀被英國從海上攻擊，他們永遠不希望這種情況再次發生，而當下唯一有能力這麼做的只有美國的航空母艦，這就是當中國人說「房間裏的大象迫使我們做某些事情」時其所指的語境背景。不幸的是，這讓較小的國家感到震驚，但他們並非針對較小的國家。
中國的態度很可能是真誠的。要對付越南、菲律賓或馬來西亞，他們並不需要在這些島嶼上填海造陸，但如果看到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海軍力量———美國人在那裏的所有地方(都有存在)，至少在中國人的眼中，他們對此感到不舒服。因為這意味着在任何時候，美軍都可以威脅中國，這是筆者所能看到的他們思維背後的潛在邏輯。
中國主觀上不會直接對抗和挑戰美國，原因有三：其一，中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中國人知道他們永遠無法真正挑戰美國及其海軍盟友的海上霸權。美國本身就足夠強大，再加上盟友的力量，中國永遠無法與之匹敵。其二，回顧歷史，筆者沒有看到過任何中國想要主宰或管理世界的例子，他們不會愚蠢到認為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
其三，中國能看到美國試圖統治世界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且從中無法獲得多少真正的好處。中國能夠真正接觸世界、市場和資源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商業航運進行經濟貿易和連接；中國能做的是不斷擴大貿易聯繫和商路的連通性，以便在各地進行買賣，使自身的經濟發展可持續。因此，他們需要思考如何保護這些商船。
新「海上絲綢之路」與歷史上的海上貿易路線確實有諸多不同。如前所述，舊海上貿易線路是非常和平的，它的參與人數有限，因為進行海上長途貿易仍然是個相當不穩定的行業。總貿易量小，船隻也很小，容易在海上沉沒或失蹤;以現代標準來看，船隻數量也較少。這種情況直到18世紀後才真正改變，特別是當蘇彝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縮短了全球市場經濟的航線，促進了發達的西北歐工業經濟體和大西洋對岸的美國經濟之間的連接，將包括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在內的所有海洋真正開放給一支統治全球的強大海軍時，世界就真的改變了。
全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人在談論現代之前的全球化，但那只是陸地全球化，且非常有限。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控制了海洋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那麼整個地球都處於控制之下。對海洋的全球性控制從英國人開始，其後被美國人接手。
如今，很明顯，英美仍然認識到這種海上優勢對他們的利益至關重要。這使其獲得如今的強大，使其能夠讓全世界接受他們制定的普世價值，並定義一條唯一的現代化路徑，任何試圖走上不同道路的國家都是錯的。
這便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人領導的世界格局，但永遠不要忘記的是，美國人繼承了英國的海上力量，並進一步鞏固發展、使其無可匹敵。不像英國被限制在一個遠離大陸的小島上，美國身處一個缺乏敵人的大洲，於是可以集中幾乎所有資源來建設一支能夠控制世界的海軍。他們首先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自從中東戰爭和過去幾年的行動以來，很明顯又控制了印度洋。這是全球最強大的海上霸權，英國人曾如此夢想但又缺乏實現這個夢想的能力，而美國人替他們達成了目標。
當今世界是由最強大的海軍主導的海洋世界，如果中國想要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海上絲綢之路」是一種可行的路徑。但我們必須意識到，它的新特點在於，這條新的海上航線依賴於那些可以實際控制和扮演警察角色的他者的力量。
全球海洋經濟並非一個真正國際化的社會，其背後是英美海上霸權。此前美國允許中國進入海洋，開展貿易並發展自身經濟，但在改變中國體制的想法失敗後，它認為不能再讓中國繼續發展，轉而開始遏制中國。至少中國人肯定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海上霸權非常強大而難以對付，中國領導層中的明智者永遠不會想要挑戰它。
中國海陸大國的雙重身份與「一帶一路」
如今的中國不僅是個陸上大國，海上貿易也是它的經濟命脈。他們的大陸力量十分巨大，且在大陸方向上面臨巨大的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仍然面臨着作為歐亞大陸國家的古老戰略問題。在海上，中國想要確保的僅是在自己的周邊和後院擁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來保證安全，因為他們仍然面臨大陸的問題：他們在陸地上有14個不同的鄰國，所有關係都必須小心處理。所以，海上安全及海軍影響力，只是他們需要處理的龐雜問題的一部分。
筆者認為中國人認識到了這一點。非常有趣的是，在冷戰結束後，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這體現了他們對大陸需求的充分理解。他們在冷戰結束時選擇優先保護大陸邊界的意識，絕對是中國地緣戰略思維的經典做法。直到今天，當我們考慮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中亞未來問題以及與伊朗和中東跨越中亞的聯繫時，這一點仍然意義重大。所有這些都與英美海上霸權所能應對的世界截然不同。
事實上，美國在冷戰結束時成為了全球單一的超級大國，它原本希望能夠掌握更大的陸權，如果他們能夠進入中東，完全控制中東局勢，就可以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為此，美國採取了非常危險的行動，它進入了北非和中東，最遠到了阿富汗。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普遍的想法：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就不能僅僅侷限於海上利益，而必須同時參與陸上利益。但很明顯，美國在大陸上的冒險並沒有成功，最終不得不承認陸地不是他們可以輕易控制的，現如今，它甚至更加依賴海上霸權。
中國別無選擇，它必須是一個擁有足夠海軍防禦的陸地強國，以照顧其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生存利益。如今的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陷入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既要參與大陸事務，又要參與海洋事務。找到正確的平衡是中國人的核心議程，為此，他們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
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宣佈「一帶一路」倡議之時，實際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情況已持續了至少15年。他們的經營很多時候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其結果總的來說成敗參半。此前，當中國資本開始走出去時，不論是國企、私企還是混合制企業，實際上都在進行對外投資，特別是在西方人不感興趣的領域。這些領域在西方人眼中要麼是無利可圖，要麼是盈利機會非常不確定，建立穩定運營過於困難，然而，許多非常具有冒險精神和創業精神的中國商人冒着巨大的風險進入這些領域。
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裏，中國企業的所有冒險還沒有一個總的名字。中國政府意識到了企業出海有成有敗，並對其中一部分企業採取鼓勵政策，但並沒有形成聚焦。筆者認為，本屆中國政府已經徹底認識到中企出海可以愈益整合成一項以國家為中心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事業。從2013年開始，中國決定採取化零為整的方式，以「一帶一路」為大旗聚集起中國出海的企業，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決定將其變成每個中國人都感興趣的大事，每個省都必須有「一帶一路」項目。
中國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更有效或更具指導性的方式，但它沒有意識到這個巨大的建設實際上會引起他國的警覺，令很多人感到震驚。局面不再是無數冒險的中國企業家散落在各地試圖賺錢，而是中國共產黨突然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幕後推手。美國人認為，中國的成功將使得人們遠離自由資本主義而轉向中國，這將完全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
因此，美國人藉機聲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對整個自由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真正挑戰，中國推行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是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接管。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是中國利用債務將各國與中國聯繫在一起的極度複雜的國家戰略，其最終目的是主宰世界。筆者認為這一切都是言過其實。也可能會有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他們能夠將企業出海推進到這麼遠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巴基斯坦或亞非其他國家，已經有很多專家為政府統計了中國對外投資的情況。坦率地說，總體而言，人們發現中國人並沒有從中賺到錢。很多時候中國企業只是在為了繼續維持經營、確保不虧本而掙扎，很多時候他們的經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在談論新的「海上絲綢之路」時，不能把它與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分開。「一路」主要是由商業利益發起的，在中國政府舉起大旗後，一些戰略因素被納入其中。相比之下，連接陸地貿易的「一帶」，從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戰略和政治意涵。從冷戰結束後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開始，中國人就認識到他們需要以某種方式發展其西部地區，並發展與從蘇聯分裂出來的中亞各國的關係。
現在，中國人意識到海軍力量可以在南海對中國進行封鎖、圍堵和遏制，但坦率地說，中國這個巨人對此幾乎無能為力。中國人沒有忘記這樣一個事實：依賴海洋本身並不安全，他們必須有多種渠道來接觸市場和資源，他們必須學會如何運用不同於過去的方式處理陸地問題。他們仍然必須學會如何做到這一點，不能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海洋這一個籃子裏。
所以，他們需要進入印度洋的額外通道，這當然是通過陸地而非海洋來實現。中國既通過緬甸的若開邦通往孟加拉灣，也通過巴基斯坦進入印度洋，以方便獲得伊朗和中東的石油。他們還試圖通過陸路進入黑海和地中海，再往北完全通過陸路抵達歐盟市場，最遠到達歐洲北海。甚至在我們東南亞地區，「一帶一路」也有一條從老撾到泰國、再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純陸上路線，還有進入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的其他路線。它們都不依賴於海洋。
甚至可以說，他們可能希望從新的海上航線中賺到錢來支付非常昂貴的、不會讓他們賺錢的陸上線路。那種穿過整個緬甸進入若開邦的做法，或是保衛從興都庫什到印度洋的巴基斯坦路線，這不僅昂貴，而且地形非常危險。中國人很現實，知道這不會是一項有利可圖的事業。筆者不清楚它們最終是否會有回報，但這是一項對他們自己的戰略承諾：如果遭遇海上封鎖，仍有渠道進入印度洋。無論他們有多少資源投資於新的海上航線，都必須與所有的投資和成本及其他投入的資源進行權衡，以使陸地道路變得可行和有價值。這一切最終是否會產生積極效果仍然未知，但這條新的海上航線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置於海陸聯動的大背景下。
結語
這條全新的「海上絲綢之路」需要面對一個全新的東盟，因此東盟的內部事務及其他國家如何看待東盟，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在中美競爭中，雙方都希望東盟傾向於一方或另一方，而東盟的最優解是保持中立、誰也不依靠，只要能保持團結和持續中立，那將是理想的。但這仍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美雙方將持續努力，至少多爭取一些國家支持自己，因此這對東盟來說將是持續存在的挑戰之一。
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當然他們也知道美國一直很感興趣，因為是美國人最早創造了東南亞這一概念。因此，如果中國人能夠確保東盟保持自主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們就會感到滿意，並將此視為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東盟的中立本身就意味着進步，因為中國與東盟的關係是從沒有任何朋友的狀態開始的。至於「海上絲綢之路」本身，如果中國人不賠錢，並能用他們在那裏賺到的錢維持其陸上「一帶」的巨大成本，就已經是非常幸運了。
中國在海洋方面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在外交上如何運用和回應國際法的問題。中國的一些外交話語實際上很笨拙，展現出他們對國際法缺乏基本了解———事實上，很多中國人基本上不明白國際法是如何被用於政治目的的，也不知道如何回應;當他們試圖回應時，他們的語言聽起來很沒有說服力。如何在海洋上劃出邊界，是中國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中國人很擅長在陸地上劃定邊界，但如果尚未認真考慮就用同樣的邏輯來解釋大海，就是在自找麻煩。當談論海上界線時，聲稱九段線是合理的，或是用歷史來解釋，說服力是需要考慮的。
當然，一些東南亞聲索者提出的類似說法同樣也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雙方提出的邊界都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劃出來的新線。事實上，沒有人知道如何劃線;那些試圖劃線者實際上都在製造同樣的問題，因為他們並不了解他們所引用的每條國際法的真正內涵。《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花了很多年試圖解決海上劃界問題，但實際上國際法本身對於立法者和國際法學家來說並不明確，國際法自身就構成了有爭議的問題，只會使原本突出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更遑論對解決爭議有所幫助。
國際法是西方基於基督教傳統而創立的，但西方人自己並不遵守。其最初目的是在歐洲各國都在向所有方向擴張時，需要制定一套法律體系來逐步減少彼此的衝突。因此，它只適用於被認為是「文明國家」的歐洲列強，而對於任何東方帝國來說都不適用。
對此，美國人比中國人有更好的理解，所以直到今天，美國人還沒有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因為他們知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某些部分實際上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東亞和東南亞都是在最近才開始學習國際法的，然而往往意識到它實際上構成了對自己利益的掣肘而非伸張。
1945年後成立的新國家大多在學習如何在這個國際法的世界中生存，但那些制定國際法的國家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它，當然也以某種方式定義了法律。因此，我們應以一種非常模糊的方式來看待國際法的功能，在使用國際法的方式上實則存在着各種各樣的潛在問題。例如，即使中國以完全合法的方式使用它，那些當初沒有參與這項國際法創制的國家，仍會感到十分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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