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連斯基接連炒高官　烏克蘭國內政局現計時炸彈？

最近幾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連解除了一眾高官的職務，當中包括情報機關國家安全局（SBU）局長巴卡諾夫（Ivan Bakanov）、其副局長Volodymyr Horbenko、檢察總長韋涅季克托娃（Iryna Venediktova）等等，還有多個地區的地方首長。政壇地震之中，外界不得不對澤連斯基的管治穩定擔到擔憂。

這並不是澤連斯基大炒下屬的首次。大約在一周之前，他就曾一次過炒掉駐德國、印度、捷克、挪威、匈牙利等五國大使，當中的德國大使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在戰爭以來以嚴詞批評德國政界領袖見稱，他的離任引來不少關注。

這也不是澤連斯基與政府高層似疑鬧分裂的第一次。此前在烏東盧甘斯克州（Lugansk）最後兩城戰事正濃之際，有俄媒就曾傳出澤連斯基與烏軍總司令扎盧日內（Valery Zaluzhny），就是守是退的問題意見相左。

到底澤連斯基的政府內部在發生什麼事？

根據澤連斯基的說法，近來的人事變動是出於清掃體制內親俄「叛徒」之舉。他並沒有指控被炒高官本身是叛徒，卻認為他們未有在部門內部有力清除親俄分子。澤連斯基稱有超過60位檢察官和國內情報人員正在俄控地區與莫斯科合作，而烏克蘭當局正對各種安全人員展開了超過650宗的刑事調查。

不過，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在炒人事件發生之後，就以「混亂政治露出頭來」為題作專文報道。文中引述基輔「反貪行動中心」的社會活動人士Tetiana Shevchuk指澤連斯基的行動「並非做對的事，而是奪取最高執法部門更大控制權的行動」。Shevchuk更稱，國家安全局和檢察當局首長被換之後，首先得益的將是被視為烏克蘭第二把交椅的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以及他的副手塔塔羅夫（Oleg Tatarov），似乎有着內部權力鬥爭的味道。

無獨有偶，出身烏克蘭、受過大學教育之後才移居美國的印地安納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斯巴茨（Victoria Spartz）7月8日也曾高調向拜登當局發信，矛頭向葉爾馬克、塔塔羅夫等人，提出兩人阻礙反貪、暗通俄國等多項指控，要求拜登當局向國會交代情況。

到底烏克蘭政府高層換血，是清掃叛徒之舉，還是內部權鬥浮面？

一方面，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局的確是俄國滲透與政治敗壞的溫床。

該局屬下有近3萬人，是歐洲最大的國內情報單位，人數上幾乎追得上美國的中央情報局（FBI）。國家安全局是蘇聯秘密警察KGB烏克蘭分部的後繼組織，局內人員一直有親俄傾向。同時，國家安全局也不止於情報工作，還負責經濟和貪腐罪行的調查和執法，其相關部門人員藉反貪之名勒索國內企業，或助富人總統打擊商業對手，幾乎是公關的秘密。2019年澤連斯基上台後，其政治素人身份所帶來的改革冀望中的一大重點對象，正正是國家安全局。

在周日（17日）被停職、周二（19日）正式由國會通過免職的前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原本就被視為澤連斯基改革該局的重要人物。巴卡諾夫2019年被委任為局長之前，從無管治經驗，他是澤斯連斯的幼時玩伴，其後也在澤連斯基的娛樂公司擔任高層，更是澤連斯基2017年成立「人民公僕」黨之時的創黨黨魁，可算是總統親之又親的親信。

面對編制龐大、貪污嚴重、被認為充滿俄國間諜的國家安全局，澤連斯基上任之初即指派這位經驗空白的心腹去主理該局，雖然曾引來各方批評，卻也是無可厚非之舉。

從今天的角度觀之，這幾年來，國家安全局的改革也的確從未到位。例如國家安全局就仍然擁有貪腐罪行的執法權，並未有按歐盟曾經提出的建議，將此權完全交到2014年成立的國家反腐敗局（NABU）手中。

赫爾松之失的罪魁禍首？

到本年2月底俄烏戰爭爆發之際，國家安全局的親俄「叛徒」更被視為從克里米亞出發的俄軍何以能迅速奪得黑海口第聶伯河（Dnieper River）西岸關鍵城市赫爾松（Kherson）的背後黑手。

當時，國家安全局的赫爾松分部主管Serhiy Kryvoruchko在俄軍未至就先行下令下屬撤離，其副手Ihor Sadokhin更被指向俄軍提供烏軍埋下炸藥位置的情報，最終導致烏方原有炸掉越河大橋的計劃失敗，使俄軍能迅速越過第聶伯河，奪得赫爾松——此城至直今天也是俄軍開戰之後拿下的唯一一個第聶伯河西岸據點、唯一一個州首府。

另外，主管國家安全局國內安全部門的Andriy Naumov也在俄國入侵前數小時離開俄國，6月初於塞爾維亞被捕，隨身帶有數十萬歐元和美元，以及一堆綠寶石。前兩者最終也在烏克蘭被捕。

從這些背景來看，澤連斯基「忍痛」踢走「兒時玩伴」巴卡諾夫，似乎果真是後者失職之故，上任以來一直未有解決部門內部的種種問題。事實上，在宣布解僱巴卡諾夫之際，澤連斯基也曾引述有關失職導致人員傷亡和其他重大後果的軍法條文。

但另一方面，澤連斯基的其他換人決定，卻是疑點重重。

首先，檢察總長韋涅季克托娃的免職，就讓外人不明所以。韋涅季克托娃一直被視為澤連斯基的親信，2018年成為他的法律顧問，後者當選後獲任命為檢察總長。戰爭爆發之後，韋涅季克托娃更主理了有關俄軍違反人道罪行的調查，在國際媒體上關注甚豐。

為何她會被炒？不明所以之下，有烏克蘭媒體和政客更猜疑這有可能是澤連斯基擔心她在國際關注上「喧賓奪主」之故。

如果我們將上文述及的美國眾議員斯巴茨對澤連斯基幕僚長葉爾馬克和副幕僚長塔塔羅夫的指控合而觀之，則似乎能看出一些所以然來。

澤連斯基包庇貪腐？

斯巴茨的指控，在7月8日曝光後，很快就得到烏克蘭政府回應。外交部指其指控只為賺取「政治資本」；總統府呼籲如果斯巴茨手握證據，則應該將之公開。

根據多個烏克蘭媒體的分析，斯巴茨對於葉爾馬克共有六項指控，包括2020年對白羅斯和俄羅斯洩露情報，導致烏克蘭失去逮捕33位俄國僱傭兵的機會；在2022年戰爭前錯誤處理俄烏和談；在俄國會否入侵的問題上誤導澤連斯基；破壞赫爾松的防衛；延誤國防部軍購；以及，透過塔塔羅夫阻礙獨立反貪檢察官的任命。

前五項指控都被烏國媒體普遍批為無中生有，最後一項卻是各界幾乎一致認為最為有力的指控。

值得留意的是，韋涅季克托娃任內一直被指是包庇塔塔羅夫免受貪腐檢控的人。

誰是「前親俄」官員塔塔羅夫？

塔塔羅夫早在前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2014年被推翻）之時，已是內政部高官。根據反對派國會議員、國會反貪委員會成員Yaroslav Yurchyshyn的說法，塔塔羅夫是澤連斯基當局掌控執法部門的核心人物，因為他對整個制度的運作非常熟悉。

相較之下，塔塔羅夫的上司、幕僚長葉爾馬克則是像澤連斯基一樣的政治素人。他此前是電影製片人，2011年與喜劇演員澤連斯基相識，2020年初才被任命為總統辦公室主任。從這些資料來看，塔塔羅夫很可能才是澤連斯基有效管理執法部門的工具。

塔塔羅夫早在2020年尚未擔任總統辦公室副主任之前，已被國家反腐敗局調查，同年以賄賂罪被起訴，然而韋涅季克托娃卻兩次換走負責起訴他的檢察官團隊。隨後，塔塔羅夫的案件在國家反腐敗局的反對下，被交到國家安全局之手。此時主管國家安全局的人，正是澤連斯基的「兒時玩伴」巴卡諾夫。

到2021年，烏克蘭的一個地區法院，則以控方長期未將案件送審為由，拒絕延長對於塔塔羅夫的調查。至此，塔塔羅夫可算已被免罪，引來烏國反貪民間組織非議。

根據自由歐洲電台的報道，塔塔羅夫甚至能親手揀選獨立反貪檢察官選舉委員會的親政府成員。去年底，這些親政府成員就多次拒絕提名得到評分最高的國家反腐敗局調查員Oleksandr Klymenko為獨立反貪檢察官——Klymenko卻正好是曾經負責追查塔塔羅夫賄賂案的官員，其後也曾表態若能得到任命，將更好地處理塔塔羅夫案。

事有湊巧的是，前檢察總長韋涅季克托娃正式被國會投票免職後，Klymenko又再次獲得最高評分，現正等待檢察總長的任命。雖然澤連斯基本人已為此發言，但檢察總長韋涅季克托娃剛被免職，有可能會使Klymenko的正式任命再遭拖延。配合美國眾議員斯巴茨7月8日為此事發難的事件來看，這難免讓人懷疑2018年才加入澤連斯基團隊的韋涅季克托娃在俄烏戰爭中獲得國際媒體青睞後，已不再願意包庇塔塔羅夫。

上文提到的反對派議員Yurchyshyn早在7月10日已撰文稱塔塔羅夫正謀求踢走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換上亞努科維奇時代的同事Vasyl Malyuk。到了本周，這些「預言」都一一應驗。同樣以澤連斯基原親信身分獲任要職的韋涅季克托娃難保不是遇上了同一命運。

韋涅季克托娃的繼任人Oleksiy Symonenko，跟Malyuk一樣，也是在亞努科維奇時代的國家安全局官員，被視為塔塔羅夫的親信。Symonenko在澤連斯基任內也曾以副檢察總長的身份將塔塔羅夫的調查轉交國家安全局，並在本年初戰爭爆發前協助澤連斯基當局啟動針對前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叛國罪指控——外人看來，這難免帶有澤連斯基清掃政敵的印象。

同樣是根據Yurchyshyn的說法，塔塔羅夫之所以能在沒有官方身分的情況下操控執法部門，主要是因為他手中很可能有不同官員的黑材料——自蘇聯時代以來，每一個重要官員都有一份黑材料，以供掌權者必要時所用。

到底澤連斯基突然炒掉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與檢察總長韋涅季克托娃，是不是就是為了保護塔塔羅夫這位貪腐調查的前主角？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

大西洋彼岸的政治把柄

從負面的角度來解讀，澤連斯基只是回到了烏克蘭腐敗政治的日常，塔塔羅夫有能力去幫助澤連斯基掌控國內執法部門，讓澤連斯基的親信（包括多次流出錄音指控疑有貪污和瀆職行為的葉爾馬克）可免於司法之難，並藉執法部門去對付政敵，當然是個值得留在身邊的人。

從正面的角度來解讀，澤連斯基以政治素人的身份上台，在體制內並沒有深厚的人脈，塔塔羅夫縱有貪腐問題，但亂世之間——不要忘記，俄烏之戰實際上在2014年已經開打——達成目標往往比手段的正當性重要，此刻戰火正烈，重用一個有「缺陷」卻具有執行力的人及其黨羽，是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

然而，在塔塔羅夫的黑色背景在美國也獲得關注之際，烏克蘭的骯髒政治就有可能變成未來美國政府轉向的基礎。此刻，美國共和黨選民明顯已開始對援助烏克蘭逐漸感到厭倦，民調指出只有大約四成的共和黨人（相對於民主黨的超過七成）願意為援助烏克蘭去接受更高昂的燃料價格和通貨膨脹。

民情轉向，共和黨親特朗普的派系已變成了反對援烏的大本營。在開戰之初曾着力支持援烏的斯巴茨，到5月已沒有再投票支持當時的400億美元援烏法案。被視為特朗普派草根代表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格茨（Matt Gaetz）等人更是高調積極反對美國援烏的政客，前者曾稱援助開支只是「洗錢計劃」，後者則站在美國本位主義而認為美國人的錢不應用於烏克蘭之上。

如果本年中期選舉後共和黨重奪國會控制權，塔塔羅夫在現實上有基礎的貪腐醜聞，將會與各種針對澤連斯基政府的陰謀論混雜在一起，成為共和黨特朗普派拒絕援烏的理據。

塔塔羅夫，也許會成為烏克蘭能否在戰場上堅持下去的計時炸彈。有烏國評論認為，澤連斯基最終也會剷除塔塔羅夫此人。但這卻有可能會大大打擊其對國內執法部門的管控能力。在此刻民望如日中天之際，澤連斯基若不把握機會妥善處理這一種計時炸彈，烏克蘭久已有之的政治敗壞或將成為烏克蘭的戰敗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