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急・三｜戰或不戰　美國的終極問題

如果大陸武統台灣，美國會否進行軍事幹預，干預之形式和程度又將如何？

對於這個中美關係的「終極問題」，美國多年來始終保持「戰略模糊」，從而對大陸和台灣實行「雙重威嚇」，即在不激怒大陸的情況下威嚇其勿武力攻台，在不明確承諾協防台灣的情況下警告其勿單方面尋求獨立，從而維持對己身利益最大化的現狀。

但隨着眼下局勢持續升温，戰爭節點似乎遠較原本預想的更為迫近，華府的政治精英不得不開始真正審視「戰或不戰」的靈魂拷問。而在兩者的代價都越發昂貴的情況下，這將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抉擇。

本系列文章共五篇，此為第三篇。

自拜登（Joe Biden）上任以來，台海局勢進一步升級，他在維持特朗普（Donald Trump）種種破格的對台政策之際，不斷在國際場合聯合盟友將「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寫入宣言，試圖抬高對中國大陸動武的恫嚇力。

而大陸方面固然仍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但也同時越發堅決地奉勸「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進入10月以來更是頻密出動戰機進入台灣空域，乃至與俄羅斯海軍高調穿越日本津輕海峽，逐步掌握局勢主動權。

至於台灣也在美國等盟友頻頻出言相助下更有底氣，蔡英文一面在《外交事務》等英文刊物投書，將台灣獨立政權的存續與西方自由民主價值捆綁，另一面在今年雙十講話中進一步將台陸分割，引起兩岸輿論場強烈反彈，助推危機升高。如此種種，反而使美國「戰略模糊」的「雙重威嚇」效果不斷減弱，是否為台灣而戰的問題也就變得越發迫切。

從現實主義視角出發，台灣無疑不值得美國冒險介入其中，因為安全和經濟風險遠超潛在收穫。同時現實主義者秉持的結果主義價值觀也認為，即使軍事干預出發點是為了捍衛民主和自由，但若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便不值得，因為「審慎」才是最大的政治美德。不過從自由干預主義的視角出發，「保衛民主不受威權侵蝕」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美國賴以生存的美利堅國際秩序的根基，因此為台灣而戰也是為美國的領袖地位而戰。

現實主義者的警告

現實主義者的觀點無疑是有力的。首先，台灣早已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就軍事角度而言，只有在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陣營因意識形態和革命擴張傾向對美國構成「存在性危機」時，台灣才因地處第一島鏈的冷戰前沿而享受軍事保護，以防止共產主義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擴散至亞洲各地。

而目前，雖然美國同樣十分警惕中國，但無論如何，中國並未像當年蘇聯一樣構成「存在性危機」，它並不尋求輸出意識形態和革命，所謂第一島鏈的防範效果已意義不大。事實上，當位於第二島鏈的澳英美聯盟（AUKUS）的核潛艇協議惹來位於第一島鏈的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高度警惕，已證明島鏈防衛圈這類冷戰術語在當今已是過時且破綻百出。

而就經濟利益而言，雖然疫情引發的半導體短缺危機使得美國對於台灣的重視程度大為提高，但由於美國正在積極本土建廠，加強關鍵供應鏈在地化，很可能在台海戰爭爆發之前就已減少對台灣依賴程度。同時，美國自身在中國大陸龐大的經濟利益與緊密的經貿關係，也使得中美在激烈競爭和遏制之下仍存廣闊的利益重合之處，為台灣完全犧牲中美關係無疑是因小失大。

特朗普一句「台灣是馬克筆的筆尖，而中國是整個桌面」，就道出了孰輕孰重。且如今在疫情影響下，深感通脹壓力的拜登政府本月早前就稱有意與中國「重新掛鈎」（re-coupling），這再次證明兩國的相互相關性。

在台灣並非美國核心利益之時，美國也再清楚不過台灣之於大陸的重要性。一旦大陸下決心武統台灣，便是賭上歷史使命，定會傾巢出動軍力，追求「只能勝不能敗」。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這種博弈一方主動縮小選擇自由、明確無誤給出行動路徑的「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會增強其優勢地位，讓缺乏同等決心的另一方感到退縮和猶豫。

顯然，美國並不擁有同等的決心，也會因此再三估量可能付出的代價。尤其是在中國海軍空軍迅速發展的當下，美國若要阻擋大陸攻台成功，絕不會像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機時調動兩個航母戰鬥群即可，勢必要投入大量人力與裝備，與中國軍隊面臨血腥而昂貴的消耗戰。

而在美國正聚焦於改善社會積弊、加強內政能力來鞏固全球霸主地位的當下，該國應會盡量規避任何可能的昂貴戰爭，以免延誤內政改革的時機。拜登政府從阿富汗的草率撤軍就已體現，其不願再為捍衛所謂「民主價值」而無止盡地忍受海外戰爭的流血與支出，以將精力和資源集中於國內改革。其也應當清楚，如果台海戰爭如同此前兩次反恐戰爭一般轉移執政者優先事項，吞沒大量資金，積重難返的民生問題將導致社會將越發撕裂，民主危機將從內部瓦解該國。

更可怕的是，一旦美國持久軍事幹預台海戰爭，可能不慎引爆中美全面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乃至核交換。屆時中國的洲際導彈將直接危及美國本土，使該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爭摧殘，而太平洋封鎖海戰帶來的經貿秩序崩壞，也或將根本動搖美元霸權地位。而在中美兩敗俱傷之後，屆時坐觀兩虎鬥、趁機發戰爭財的歐洲和俄羅斯將是最大獲利者，且蒙受恥辱的中國也會將持續敵對美國，這顯然遠非美國所願。

與現實主義互為表裏的理想主義

不過，美國的外交政策並非由現實主義主導，自由理想主義一直濃墨重彩。無論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還是美蘇冷戰，雖有地緣和實際利益考慮，但對美國選舉政治而言，都是典型的「捍衛民主戰爭」，使得自由而戰的理念成為多數美國人的國家認同核心，也鞏固了美國作為自由陣營領袖的地位。

例如朝鮮戰爭雖因存在感不強被美國人稱為「被遺忘的戰爭」，不過美國社會也一致認為自己打贏了那場戰爭，並深感值得。如美國紀錄片《長津湖戰役》（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末尾那個美國老兵所說，美國社會有一種主流認知，認為當年的干預阻止了韓國被吞併，在半島上保留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而今朝韓的發展差異，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與「獨裁 vs 民主」無關，卻也令很多美國人鞏固了這種認識。美國當年的迅速參戰也直接奠定了在冷戰的絕對主導地位。

因此，對於自由干預主義者而言，為台海而戰事關保衛民主的核心價值觀，更事關維護美國的領袖地位。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不斷給中美競爭賦上意識形態色彩，強調這是「威權」與「民主」的世紀之爭時，而蔡英文也在不斷試圖將台灣打造成亟需保存的民主火種、取得美國同情之時，如果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可以在軍事上佔領美國的「民主盟友」，武統節點又可能恰逢中國在經濟體量上超越美國，那麼將在美國內部引發對於民主體制認同的深刻動搖以及對執政者不作為的強烈反彈，更將在國際舞台上顯著削弱特朗普政府期間本已萎縮的信譽和向心力，甚或引發日韓等軍事盟友離心，加速瓦解美國的一強格局。

民主價值的道德優越性，以及建立在該價值觀之上的陣營領袖地位，都屬於美國核心利益，而消極對待台海戰爭可能一次性嚴重損毀以上兩個方面，這將是任何美國執政者都難以承受的代價。一旦美國窮盡貿易戰、金融戰、產業鏈戰和政治戰都無法遏制中國的發展速度，執政集團和國民越發焦慮，台海危機就已經與台灣無關，而可能成為事關美國保衛現有地位、釋放自身壓力的最後一擊。

而一旦美國打開了軍事幹預的潘多拉魔盒，就難再預料世界未來的走向。

軍工國會複合體的非理性傾向

如果說歷史上的戰爭教會了人類什麼教訓，那便是理性在戰爭中是脆弱的，且好戰鷹派分子與軍工利益集團往往會為私利將戰局推向未曾設想的道路。最典型例子莫過於胡里胡塗開打的一戰，因一連串的溝通不暢和誤判，本不願開戰的奧匈帝國國王、德意志皇帝、俄國沙皇和法國總統在國內好戰分子推動下走向戰爭，慘痛的結局更是埋下二戰的禍根。

另一代表案例是美國如今普遍後悔的伊拉克戰爭，當時美國為尋得開戰藉口，蒐集了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日前去世的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也因當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揮舞裝有「炭疽粉末」的小瓶子為開戰辯護，在歷史上永遠留下不光彩的一筆，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諷刺粉末實為洗衣粉的玩笑，也體現了美國戰爭決策的荒謬一面。

以史為鑑，一旦台海戰爭爆發，儘管中美雙方都無疑希望將戰爭侷限於台灣海峽，但具體走向可能遠超雙方預期。尤其是美國五角大樓、軍工企業及部分接受軍工企業政治獻金的議員組成的「軍工國會複合體」向來十分強大，存在推升及延長戰局的傾向。

例如實戰中大批擊沉的艦艇和戰機或會激化美國鷹派的復仇心態，軍方或給出更加激進的打擊方案，作為意見領袖的議員也在輿論場吹響戰爭號角而非號召理性討論，使白宮決策者揹負更大進攻壓力，缺少和談或撤軍的退路；同時，軍工企業的遊說可能會促使執政者採購和投入更多裝備，並如阿富汗戰爭一般拉長戰線，而延綿不斷的戰局恐將雙方拖下全面戰爭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漩渦。就算這是執政者初期竭力避免的道路，但在軍火商的無盡驅使下，在部分政客的「無知」和自身利益驅動之下，被多方裹挾的決策者未必有勇氣堅持初始的理性。

雖然現實主義者對此早已提前預警，但自由干預主義者往往有過於樂觀的傾向，例如小布殊政府認為可以輕鬆搞定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實際上是嚴重低估了局勢複雜性以及高估了改造當地的能力，如果這類人面對台海危機時也產生「中國軍隊不會血戰到底」或是「時間在我、中國體制難以為繼」的誤判，其進入戰爭也會更加草率。

綜上所述，隨着中國軍力不斷上升以及收復台灣的意願越發強烈，美國軍事幹預的代價將遠超台灣的實際軍事和經濟利益，並可能觸發全面戰爭乃至核交換的風險。但在美國誓言「阻擋威權國家戰勝民主」的大背景下，戰與不戰都有無比高昂的成本。而在美國複雜而極易外溢的內部政治環境下，戰與不戰的抉擇或許也未必會由理性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