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權」的現象與本質｜漫談國際

作為中國與歐美輿論爭執的主要議題，新疆人權近來又有相關國際新聞。

7月，歐盟外交官訪問新疆之行被中國官方拒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於7月30日表示，歐盟代表團之所以被拒，是因為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據徐貴相表示，歐盟方面將面見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被關押人士作為訪問新疆的先決條件，而中國拒絕在「這樣的思維和先決條件」基礎上安排訪問。

中西立場難以彌合

中國的立場自是情理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會接受這種以「會見罪犯」為成行前提的訪問。至於西方立場，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2020年7月講得很清楚——在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歡迎他去新疆看一看，去跟我們新疆各族人民談一談，了解一下新疆各族人民對他怎麼看」的邀約後，蓬佩奧直言這是「公關伎倆」，沒有參加必要。

眾所周知，歐美各國近年來屢屢就「維吾爾集中營」、「強迫勞工」等議題向中國發起批評和制裁，中國強硬的反駁態度，也令此議題曠日持久，至今還看不到任何解決的趨勢。

不過話說回來，即便該問題目前無法解決，又如何？裝睡的人，永遠無法被喚醒。西方不接受中國的敘述，不願「配合中國」去實地走訪新疆了解實況，亦不會停止以「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的指責和控訴，但這並不意味「新疆人權」這個國際輿論問題便無法解決。

現象一：歐美國家反對　伊斯蘭世界支持

一方面，歐美不願走訪新疆，自有人願意。截至2021年1月，已經有100多個國家的1,200多名外交官、記者和宗教團體代表親自到訪新疆，諸多穆斯林大國亦多次在聯合國支持中國的新疆政策。這也就牽涉到一個在Twitter、Quora等西方輿論平台經常出現的問題：為什麼這些穆斯林國家反而在此問題上不如西方高調？事實上，這些穆斯林國家很高調，只不過是高調支持中國。

畢竟譬如沙特、埃及、敘利亞、伊拉克、蘇丹等穆斯林國家，都同樣面臨宗教極端化、恐怖主義、國家分裂隱患等問題，而在他們參訪中國的過程中，親眼看到了這些「再教育營」和「技能培訓中心」所推行的「三學一去」（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識、職業技能和去極端化）的成效。

在見證了新疆的安定和就業提升之後，這些面臨類似挑戰的國家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新疆政策確實有效」——否則又該如何呢？難道用「反恐戰爭」的方式嗎？諸多批評中國新疆政策的國家，又有誰真實面臨同樣的問題？又有誰真正提供了解決的方案？對極端分子提供「再教育」和「技能培訓」，令其重新融入社會，難道不比「將其列為恐怖分子並擊斃」更人性嗎？

現象二：「可信度」危機

另一方面，歐美國家也並不掌握對「新疆人權」的輿論主導權，其權威性也因一系列主流媒體的失實報道及官方表態而受到侵蝕。

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英國廣播電台（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歐美媒體的新疆報道中，頻頻有「維吾爾受訪者」以英文流利對答。這或是證明受訪者在新疆家鄉受到正常教育，否則便是他們在海外受到教育及培訓。若為前者，那何來「剝奪教育權利」的指控？若是後者，他們對新疆居民又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適合作為受訪對象？

與此同時，諸如《紐約時報》「當維吾爾女性的面紗遭遇中國民族同化政策」等報道，既是將去極端化與「民族同化」相混淆，無視西方多個國家自己都在推動「公共場合禁止遮面」等政策的事實；又忽視了新疆本身的傳統：相較於其他穆斯林族群，維吾爾等族裔對服裝、蓄鬚等傳統本就比較世俗化，直至近幾十年因應原教旨主義的影響，才曾經出現愈發保守的短暫趨勢。

是以，雖然歐美國家拒不相信中國對「新疆人權」的敘述，控訴北京大搞「國家宣傳」，但歐美主流輿論自身在該議題上的操控與宣傳也越發明顯，路人皆知。以此為由控訴中國，以制裁限制新疆的發展，製造混亂的前提，這才是初衷。

由此而言，中國也着實不用一再向歐美發出邀約，願意來的人總會來，裝睡的人則永遠無法被喚醒。當自己眼中有梁木，又如何能去掉對方眼中的刺？而「新疆人權」作為一個國際輿論議題，即便中國與歐美主流輿論的衝突不會止息，但歐美內部已經有愈來越多質疑，中西之外的國家，更是自有定論。

伊力哈木案例：「新疆人權」源頭是什麼？

那麼，當我們回歸問題本質，剔除國際輿論的干擾，「新疆人權」作為一個人權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又能否解決？對此，回歸到文章起初提到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伊力哈木是一名維吾爾族學者，於2014年1月因涉嫌分裂國家罪被拘，9月被判罪名成立，判服無期徒刑。被拘前，伊力哈木居住於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學任職副教授，自2006年起創辦並經營「維吾爾在線」網站。其實早在2009年烏魯木齊市爆發遭致約197人死亡，1721人受傷的「7・5惨案」後，伊力哈木便曾因之前在大學課堂及網站屢屢發表煽動性言論，而短暫被拘留一個月有餘。之後又數次因類似緣由被拘，直至2014年被正式判刑。

雖然伊力哈木在判詞中被形容為「分裂國家」，但就事論事，他本人從來沒有表述過「分裂國家」的言論，而是多次呼籲中央在新疆落實「民族自治」。他曾在受訪時表示，「中國是維族人的祖國，維族的前途在中國」，「在維護國家統一前提下，實現自治，落實和完善自治法，這就是維族人的前途，也是國家的前途」，「通過暴力或者依靠西方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也是不可取的」——因此，伊力哈木被海外視作政見溫和的學者。

不過同樣是伊力哈木，也做過另外一些激進的表述，譬如「新疆是你漢人的嗎？不是，首先是我維吾爾人的，首先是我們中亞民族的」，「維吾爾人要用暴力的方式開展抗爭」，「對維吾爾族來說政府就像是鬼子，維吾爾人要像當年反抗日本侵略一樣反抗政府」，乃至將「4・23」、「6・26」等造成慘案的恐襲兇手定義為「英雄」。

有趣的是，即便伊力哈木做出這類表述，在2009年「7・5」慘案爆發之前，他卻從未受到過多麻煩。甚至是在那之後，他也依舊在中央民族大學教學，「維吾爾在線」網站也持續運營，直至新疆恐襲頻發，他才於2014年被拘。

很多時候，人們的言行所帶來的後果，並不會尊崇人們所設想的初衷。倘若方法錯誤，一腔熱血及善意，反而會帶來負面的後果。伊力哈木等人雖然嘴上表示「通過暴力或者依靠西方的力量來爭取獨立是不可取」，但他傳遞一系列「溫和表態」，又何嘗不是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反而造就了流血暴力和西方干預？

再綜合新疆固有的教育普及水平不足、交通困塞、就業不足，乃至分裂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等牽涉國內外的問題，便釀就了數年前一波又一波的恐襲慘案。

「新疆人權」給世界的詰問

這才是「新疆人權」的根本問題所在。而中國針對這些問題採取一系列方法，包括拘留伊力哈木等人、在新疆落實嚴厲安保檢查措施、大力推動「三學一去」等等……這些原本就令歐美皺眉的措施，也在中美衝突的大背景下，令「新疆人權」問題多了一層「國際輿論衝突」的側面。

或許有人會說，新疆所發生的暴動和流血，並不直接與伊力哈木的言論相關。此言不虛，無人能證明或證偽這過程中的因果關係，可是，當數百人無辜喪命於刀下，數千人忍受傷殘，無數人承受心理陰影，此時糾結於證明或證偽，又有何意義？而中共前幾年所採取的拘扣、嚴管和「三學一去」方式雖然充滿爭議，但現在的效果，確實就是新疆回歸了平靜，居民安居樂業，教育和技能水平都顯著提高，多年未再爆發暴力事件。

所以，拋開無謂而具有明顯政治目的輿論爭執，「新疆人權」這個問題，所代表的是一個更宏觀、且有普遍參鑒意義的倫理問題——政治究竟應追求成效與結果？還是講求正義和合理程序？究竟又何謂「正義」？何為「合理程序」？

這是個終極選擇，而每一個選擇，也都有其代價。中國所追求的是克定禍亂、立政安民；而其代價，也就是當下久而不絕、被蓬佩奧喚作「世紀污點」的「新疆人權問題」。值得與否，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