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全球治理 習近平諱而不言的隱喻？｜漫談國際
7月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舉行視像峰會。這是三國領導人今年第二次舉行三方視像峰會，相較於4月聚焦於全球氣候治理及新冠疫情的議程，這周的會議除了聚焦於經貿、人文、數字經濟等具體議題，更涉及中法德近年來頻頻提及的話題：全球治理。
兩年後的「不變」
關注國際時政的人們，一定會記得2019年3月底習近平訪歐時，受東道主馬克龍之邀，與默克爾及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舉行的「全球治理論壇」。
在那場會晤上，習近平於致辭中拋出的「四個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概念，而後也被中共黨媒描述為習近平「結合當前國際形勢，闡明中國對全球治理的看法和主張」，習同時提出的解決方案，也被拔高為「破解『四大赤字』中國方案」。
兩年時光荏苒而過，此次會議期間，馬克龍與默克爾一方面就新疆「強迫勞工」等人權問題對習近平表明了歐方的要求，象徵着歐盟近來一再強調的「價值觀原則」；另一方面也呼籲中歐投資協議盡快獲批，表明法德希望推動與中國的務實合作，昭示着這兩個歐盟大國對歐中合作的期待——分歧與共識並存的表述，本來也就是中歐關係辯證性質的真實刻畫。
而習近平方面，則一方面呼籲歐洲在國際事務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呼籲中歐共識及合作能為妥善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重要作用，堪謂因應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背景而向歐洲發出的橄欖枝。另一方面，其「堅持正確相互認知，擴大互利共贏合作，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的要點，又如何不是昔日「四個赤字/方案」的延續？
是以，中法德三方的表態與4月會議是連貫的，與兩年前「全球治理論壇」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這些都在期待當中，都是中歐關係乃至世界政治的「不變」。
那麼，變的又是什麼？
兩年後的「變」
回望兩年前，彼時的峰會除了中法德三國領導人，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場，而今容克的繼任者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卻並未出席——中國向來是講究外交規格的，既然習近平於兩年前向法德首腦及歐盟委員長講出「四個赤字」，那麼當今天習再次向歐洲拋出全球治理的相關呼籲，歐盟委員會主席何以缺席？
或許是性格原因？出身國防體系的馮德萊恩與中方分歧太多，她本人不願與習同時出鏡，而她也不足以習與之傾說？又或者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原因，催使歐盟委員會主席無法出席。
要知道，歐盟委員會主席通過督導各委員會，負責歐盟的具體執行工作。平日裏固是俗稱「歐盟總理」，可是只有在歐盟內部有共識之時，歐盟委員會才能推動其工作。而相較兩年前，歐盟內部更分裂了，尤其是中國問題，在拜登上任後美國極力拉攏的情況下，歐盟內部有極大的勢力拉扯和理念上的猶疑。
是以，歐盟委員會也就推不動什麼工作。歐盟政治的焦點，也因此匯聚到歐洲理事會（各國首腦的會議）和歐洲議會（各國選民直選的民意代表）。馮德萊恩作為歐盟委員會主席，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多戲份。
不過，「馮德萊恩參會與否」本來就是小問題、小變化，更關鍵的大問題與大變化在於，「四個赤字」確實比兩年前更險峻、更明顯了。
「四個赤字」之外的隱喻？
而今，在執政者和媒體輿論的「不言」乃至「胡言」下，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間存在嚴重的信任赤字；在經濟結構遲遲未改的情況下，疫情更令各國原本就面臨的發展赤字進一步加深；而和平赤字本來就持續未解決，而無論是阿富汗、伊核、烏東黑海乃至中美，一眾和平隱患隨時有可能擴散甚至失控；至於治理赤字，就更是寰宇之下無一地一國有資格言其與己無關。
其實，提到全球治理，西方總是會更慣於從具體的事務入手，譬如經貿、氣候治理、全球最低企業稅等等。可是，當國與國之間分歧過大、共識缺失、信任赤字顯著，又如何解決具體事務？最終下場不就是相互指責、推諉，乃至衝突加劇，令得問題進一步惡化？所以，在着手具體事務前，還是需要先磋成共識。類似兩年前在巴黎的那場討論全球治理的「務虛」會議，是有其巨大現實意義和作用的。
但是談及這個問題，又有個更根本的現況，縱然默克爾、馬克龍等人有意磋商共識，「擴大共識與合作」，但是在西方以選舉為核心的政治制度下，民眾也好，領導人也罷，天然地會更關註更具體的事務，因為這些触得到，握得着，選民也看得明，能很直觀地意識到與自己相關。反之，如馬克龍、默克爾等相對「務虛」的領導人，則常常被批作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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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這終究是個死循環。而當習近平陳述「四個赤字」時，或許還有一點諱而未言，也即「政制赤字」：在現有的西方政制下，選民與政治人士所追求的多是可見的、易明的、可於短期內被兌現、令人獲得當下滿足感的政治目標，而這本來就與政治的本質相悖，畢竟人們最初創立政府，本就是需要通過其實現長期的治理目標。可是習之所以諱而不言，也是為了避免進一步加深意識形態衝突。
不過更準確地講，而今全球治理的難題倒也稱不上是「死循環」，而是個很難解開的結，只能一點一點地拆解，在一次又一次峰會/部長會議，一件又一件合作項目，乃至一個又一個普通人的相識相交相互了解中趨近。當下之世事時勢所需的，也就是中國文化基因中固有的「逆流直上」、「知難而進」的精神。
當然，也或許單純就是筆者聯想過多：7月5日的中法德峰會所對標者或許根本就不是當年的全球治理論壇，習近平或許根本就沒有甚麽諱而不言，諸多國家面臨的政經難題或許根本並非源於選舉制度的「天然短視」——以上通篇之言，或許也不過是筆者一知半解的妄言、坐井觀天的癡辭、杞人憂天的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