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大環境」的嚴峻挑戰

匈牙利歐爾班（Viktor Orbán）政府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是西方政界及媒體批判的焦點之一，兩岸三地亦對此有着不低的關注。
上周六（6月5日）數千人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示威，反對復旦大學在該市的建校計劃。而後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據報將考慮推遲復旦落地計劃。
應認識到的是，縱然復旦建校的計劃仍未有定論，但這些波折所反映出的已不僅是中匈關係，乃至中歐關係的波折，更是中國的「國際大環境」正面臨幾十年未有之大挑戰的縮影。

對兩岸三地讀者而言，匈牙利近年來頻頻登上國際新聞頭條。這大多是因為該國在歐爾班政府帶領下，中匈合作取得了頗多進展。

中匈協作：獨樹一幟　頻受指責

早在2015年，匈牙利便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歐盟國家，並在2020年藉中國貸款的18.55億美元，興建連接布達佩斯和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之間的匈塞鐵路。

疫情爆發後，匈牙利率先採購中國疫苗，歐爾班本人亦接種國藥疫苗；

今年3月，時值中國與歐盟因新疆制裁而劍拔弩張，中國防長魏鳳和高調訪問匈牙利，兩國就深化雙邊軍事合作及新疆問題達成了重要共識；

4月，匈牙利政府與復旦大學正式開啟布達佩斯分校項目，總預算約為18億美元，其中匈牙利財政直接出資3億美元，並向中國國開銀行貸款15億美元，施工由中國建設集團承包，預計於2024年完工並投入使用。

而在5月和6月，匈牙利政府又兩度阻止歐盟發表涉及香港的聲明。

匈牙利街頭爆發聲勢浩大的反華遊行（點擊大圖瀏覽）：

一定程度上，歐爾班的傾向，反應了該國國民希望通過中匈合作改善自身經濟情況的訴求。否則58歲的歐爾班，也不會在2010年開始執政後，續於2018年國會選舉中再次大勝。與此同時，近兩年來中美關係惡化，導致西方對中國印象普遍轉惡，一路推進的中匈關係可謂其中特例。匈牙利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以及它和捷克、波蘭、斯洛伐克四國組成的維西格勒集團（Visegrad Four）在歐盟中的政治影響力，都令其成為中歐合作的積極力量。

可是，正如而今美國國內鮮有人公開提倡中美合作，匈牙利國內反對中匈合作的聲音也在迅速聚集。

2019年匈牙利地方選舉，執政黨在首都布達佩斯敗北，隨後上任的市長卡拉松尼（Gergely Karacsony）以反對派領袖之姿，力圖在2022年大選中擊敗歐爾班。卡拉松尼攻擊歐爾班的策略之一便是指責政府「親中」，如今也是反對復旦建校計劃的主要倡議者。卡拉松尼在反對建校之餘，還宣佈將為擬定校址周邊的四條街道改名為「達賴喇嘛街」、「自由香港路」、「維吾爾烈士路」、「主教謝仕光路」，藉此凝聚反對者的支持。

「互惠互利」在落實過程中的兩個問題

以上都是匈牙利的內政，是該國國內執政黨與反對黨相互爭權的表現。不過，這也是中國外交。

中國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務，就是承認各國在意識形態、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差異，從而避免衝突，着眼於共同利益較多的經貿、安全、科技等領域，並通過這些領域的合作進一步構建共識，以此為中國的發展構建長期穩定而有利的外部環境。可是在現實情況下，無論是中國與匈牙利的關係，還是中歐關係又或中國與東盟或中美關係，都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雙邊合作固然對兩國互惠互利，但各國因其各自的政經社會結構，其國民未必能體察到這些好處。選民未必能理解一間世界級高校在自己城市落地對自身就學就業機遇的影響，選民也未必能理解兩國貿易規模的擴大於自己的收入有何直接關係。

第二，在此上背景下，執政者沒有做，或是沒有能力做好宣介工作；反對派無論是出於負責心態，還是出於政治奪權的考量，時而發表失實的控訴；至於媒體和網民則在公共輿論場上發表真假參半、甚具情緒化的表態，都令很多原本互惠的項目，難以獲得推遲。

一定程度上，如今復旦布達佩斯分校計劃被推遲，匈牙利總理辦公室主任古雷亞斯（Gergely Gulyas）的表態便很值得思索。據匈牙利新聞雜誌Mandiner於6月6日刊布的與古雷亞斯的訪問，古雷亞斯表示，之所以考慮將復旦建校計劃延遲至2022年的公投共同決定，是因為「即便目的是施展善政，我們也不想違背人民的心願」。

人們固然可以說，所謂「善政」是古雷亞斯的自我標榜；但他所描述的「雖善政猶不可為」之境況，何其不是正在全球各地發生？又何嘗不是中國「國際大環境」嚴峻挑戰的縮影？

國際政治即將迎來大危機

究其根源，各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僅愈發不均，且市場與政府的分配渠道和分配能力都發生了結構性問題，否則G7這幾日也不至於討論「全球最低稅率」（題外話，按G7方案，15%的最低稅率即便設立，也僅會在跨國企業利潤超過10%之時才會徵收——企業的遊說力量顯現無疑）。

由此而生的是嚴重的社會撕裂，致使各國面臨嚴峻的政治亂象。貪腐裙帶舞弊尚為其次，黨同伐異、詭詐反智、利用選民負面情緒炒作民粹等現況，着實堪謂亡國之兆。而當這在全世界各國政壇上演，往往就是戰亂與蕭條的前奏。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由上至下以改善生活、民族復興為念，逐步興盛。對此，外有美歐等國因自身的困境和中國的崛起，即便因現實需求不與中國徹底走向衝突，中西尤其是中美關係也將長期不穩，頻頻出現波蕩乃至危機事件；內有中國的長期發展愈發難以仰仗一個穩定的國際社會，「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既是因中國越來越成為最大且最具活力的市場，又庶幾不是一種「世人皆醉我獨醒」般無可奈何的必然？

當然，恰是因為國際社會亂象叢生，各國陷入嚴峻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中國就更要保持現實的預判，推動國際社會往務實發展的方向發展。13年前面臨金融危機的中流砥柱只是21世紀的開場白，面對即將到來的更大全球跌宕，中國需要成為那根定海神針。

這不僅是因為「國際大環境」直接關乎中國自身發展，更是因為，相較於西人求火種於憐憫的普羅米修斯、見洪災而遵循神意遁入方舟，國人推崇的則向來是知難而進、危中尋機，是「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