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　西方正在覺醒？｜漫談國際

近來，西方政界針對中國所採取的措施可謂越來越頻密。無論是此前的香港、新疆，還是最新的「網絡襲擊」指控，都昭示着西方對於中國，已然形成一套共通的認知。
是以，簡單而言，面對中國，西方確實正在覺醒。複雜而言，卻是說來話長。

對華方案猶尚缺　對華共識已成型

首先，「中國」愈發成為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話題，無論是中國在場的G20和聯合國，還是中國不在場的G7，中國似乎都在左右議題的設定。

在歐洲，既有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人一再表示「我們要找到統一的對華政策及方式」，亦有一幫民意代表在各國及歐洲議會裏為「中國威脅」和「中國市場」各說各話。至於布魯塞爾的歐盟高官們，則忙着起草一份又一份「歐中關係」文件，且頻率已然從之前的幾年一份，發展到如今恨不得一年數份——至於這些高官誰人真心憂慮歐盟圍繞「中國問題」的撕裂，又有誰人為了交差人云亦云，則只有親近者方知。

在美國就更是好一幕熱鬧場面。談及「中國」，驢象二黨的人為了不落下把柄，恨不得使勁一切手段力證自己的「清白」，大有重演「麥卡錫式紅色恐慌」的意境。昔日對蘇聯或俄羅斯的指責，如今只需將「被告」改為「中國」，便可全部適用。面對此情此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2020年9月11日的一句感慨甚為令人莞爾：「美國政界人士常被問及誰對他們的選舉干預更多。一直以來，我們都習慣了當第一，可是如今中國已然排名第一，這實在太令人遺憾」。

其次，在西方世界的「邊緣地帶」，日本、澳洲等國政客正加倍頭痛——以往幾十年間，只需搞好同美國的關係，便可高枕無憂，如今卻需同時搞掂中美，難免焦頭爛額。以至於菅義偉、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內閣成員們，既要高喊「抵抗中國的擴張」，又要伺機做出「我們很重視與中國的關係」等在中國看來「兩面三刀」的表態，以確保自己的對華商貿不受影響——畢竟這牽連着數以千萬計的就業與生計。

不過，對西方政壇而言，縱然對「該如何應對中國」仍感頭痛，縱然內部也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共識卻已形成，也即「中國這個修正主義國家，正對『以規則為準繩、以自由民主為價值』的世界秩序，造成巨大顛覆性挑戰」。

而這種於近年形成的、西方共通的對華認知，既是值得商榷的，也是正確的。

不能打你，不能無視你，罵你總可以吧？

其值得商榷之處在於，當中國愈發成為「規則」的參與者和制定者，中國並不是要無視規則——相反，中國珍視規則，只不過珍視的是聯合國的規則，而非西方國家口中的「普世規則」；當中國以十四億人之規模、以「你們沒資格說從實力的地位與中國講話」之語氣發聲，西方即便不乏掩耳盜鈴者，整體而言也逐漸意識到，中國似乎並非不認可自由民主——中國只是在聲稱，西方對「規則」的界定很雙標，對「民主」的認知很狹隘。

西方對中國這種態度很惱火，卻也無可選擇，只能傾聽。畢竟今日之中國不是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之蘇聯，不是卡達菲（Muammar Gaddafi）之利比亞，不是薩達姆（Saddam Hussein）之伊拉克，不是阿薩德（Bashar al-Assad）之敘利亞，不是金氏之朝鮮，不是葉利欽（Boris Yeltsin）和普京（Vladimir Putin）之俄羅斯，乃至不是北洋政府或蔣介石，甚或毛澤東與鄧小平之中國——對西方而言，如今這個中國很惱人沒錯，卻既無法顛覆，亦無法忽視。

既然如此，那麼西方所能做的，可不就是擺足聲勢，聯名批評抗議？不能打你，不能無視你，罵你總可以吧？在我們自己的議會中、自己媒體的頭版上、自己智庫或論壇講會上大談「中國威脅」，總可以吧？總不能讓我承認「中國要顛覆的是『西方威脅』」，讓我承認自己才是錯的那一方？

中國：西方眼中的「修正主義」

另一方面，西方近來形成的對華認知，其正確之處在於，中國確實是個「修正主義」國家。

這個帶有強烈20世紀歷史印記的詞彙，曾被中共用來形容鐵托（Josip Broz Tito）的南斯拉夫，以及「去史太林化」的蘇聯，認為二者皆背離了馬列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及至鄧小平於1989年5月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表示「當時（中蘇）雙方都講了很多空話，我們現在也不認為自己當初說的都是對的」，「修正主義」一詞才畫下一個句號。

可而今，當這個詞再次出現於國際輿論場，卻是被西方用來形容中國，認為中國要修正「以規則為準繩、以自由民主為價值」的世界秩序——事實也確是這樣。

只不過，細究中國歷來的講話，乃至其多年來的作為，中國要修正的並非「以規則為準繩」的設定，而是西方口中的「規則」本身。譬如，憑什麼全由資本設定規則，對西方資本保持開放態度的才是「自由市場」？憑什麼西方企業有優勢時，便要求他國開放市場，他國企業有優勢時，又要以「國安」之名封禁？憑什麼歐美在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兩百年，完成產業升級之後，要讓剛開始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用真金白銀去買「碳排放量」？憑什麼加拿大扣押商務人士便是「司法獨立」，中國扣押情報人士便是「政治人質」？

中國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應對，令國民自信大大增強。早在2020年4月，連北京等內地疫情相對嚴重的地區也已基本恢復正常：

中國要修正的也並非「自由民主」價值觀，而是告訴世人「自由並非放任自流」，公民責任與公民權利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中國的民主也並非僅限於選舉，而是要讓國民活得舒適、有尊嚴、有保障，讓國家前進的方向符合人民利益，是為「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也認為自由與民主並非手段，乃是目標，且並非全部目標，乃至並非最重要的目標——中國所圖者，是於國家層面力圖「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於社會維度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並於個人維度推崇「愛國、敬業、誠心、友善」。

這充滿濃郁官話色彩的「24字」，傳承自中國仁政德政的價值觀；總結於「國之不存，民將焉附」的慘痛歷史認知；奠定於中國勉堪謂「足」，未敢稱「富」的客觀發展現況——關乎中國的官方口徑，乃至絕大多數國民對官方口徑的認可程度，中國之所以不惜在當下仍以西方為主流的輿論場中與西方激烈對抗，乃至不介意為「戰狼」辯護，是為要告訴世人，中國認為，各國本就應該因地制宜，根據自己不同的國情與文化，去設定不同的政制。

「被革命者」與「擔憂自己將被革命者」

有鑒於中國這樣的認知與立場，對西方而言，中國不是「修正主義」，又是什麼？中國要修正的，是西方過去數百年所建立的「規則」，是以西方基於其自身歷史文化背景而建立，並施於全球的「普世價值觀」——而當西方面臨這個因應中國而逐漸改變的世界，這可不就是西方的「存在危機」嗎？

回望數十年前，中共通過革命，改變了彼時只對少數國民有利的政經文化秩序，在改善絕大多數國民的物質和生活面貌的同時，也「革了少部分國民的命」；而這些被「革了命」的少數國民，又多逃往香港台灣，間接形成了今天港台兩地對內地/大陸的心理隔閡——連同種同文的香港台灣國民，在「被革命」之後，都對內地/大陸心有餘悸，那麼又何怪得今日西方對中國、中共的芥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