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邊疆問題專家吳啓訥：經濟才是新疆的真正核心議題

當新疆成為國際媒體聚焦的中心，當新疆議題成為中西角力的主戰場，人們不免疑惑：為什麼是新疆？真實的新疆究竟是怎樣的？撥開喧囂輿論的迷霧，背後的核心與本質又是什麼？
《多維新聞》就此專訪了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啓訥，吳啓訥長期關注中國邊疆問題，並30多次前往新疆調研走訪。訪問內容經編輯後於《香港01》轉載。

記者：從「再教育營」風波到抵制新疆棉花，新疆一再成為中西輿論戰和政治衝突的中心。很多人也很疑惑，為什麼是新疆？您一直從事中國民族問題研究，也多次去過新疆調研走訪，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您怎麼回答「為什麼是新疆」這個問題？

吳啓訥：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新疆的宗教議題。首先是傳統面向，新疆現在看上去是一個伊斯蘭化的區域，可是新疆的伊斯蘭化在七世紀以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特徵是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説在阿拉伯人看來，那裏的伊斯蘭似乎沒有那麼正宗，在現實生活當中有很多的世俗化因素。

信仰伊斯蘭教最主要的族羣——維吾爾人，他們的日常生活裏面更多的傳統不是伊斯蘭的，而是維吾爾的，比如説他們有很多薩滿的傳統，還有熱情好客、能歌善舞，男女的交往有相當大的自由度，他們穿衣也都是花花綠綠的，這與伊斯蘭對於服裝的規範是不同的。還有新疆的離婚率，從清朝到現在，從近代來看是非常高的。在日常生活裏還有一些現象聽起來也是不太符合伊斯蘭教規的，比如説維吾爾的男性依照教規是不能飲酒的，可是在日常生活裏，喝酒也並不少見，當然近年來在年輕人當中逐漸減少。

我們把這些現象放到清朝到毛時代的這段時間裏，新疆的伊斯蘭宗教本身是不是和中國以漢人社會為主的社會發生過根本性衝突？在我看來，真正因為宗教原因發生衝突的例子並不多見，真正的衝突發生在原型民族主義之間和現代民族主義之間，這也是我要講的第二點。

新疆突厥語族穆斯林的原型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設想是跟整個中國的國族主義──中華民族主義的目標對立，突厥語穆斯林和漢人乃至整個中國的民族利益也是衝突的。不過民族主義在新疆發展的結果卻是走向了與突厥語穆斯林民族主義者原來設想的不同方向，原因是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民眾，它的主要部分就是後來所稱的維吾爾人，逐漸發現他們的利益和整個中國的利益不見得有那麼大的衝突，甚至在大部分的情形下是一致的。

回到新疆，和中華民族主義對立的維吾爾族民族主義，他們的參與者最後都發現了一個相同的結果，也因為這相同的結果，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所謂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這個政治運動，在新疆受到的支持並不那麼強烈。其實在今天的新疆，抱有比較強烈的民族情感的維吾爾知識分子所訴求的目標還是要保存民族文化，包括伊斯蘭，也包括維吾爾傳統，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他們能夠適應並且生存，能夠和中國的所有族羣取得一個共同發展的機會和地位，這是他們的訴求。

記者：説到底，不論是漢族還是維吾爾族，人們對經濟民生和美好生活的訴求才是根本，而且這也具有普遍性、普適性，卻往往被政治口號和民族議題所淹沒。

吳啓訥：由此就講到第三個話題——經濟。新疆真正核心的議題其實在於經濟，我們在麥金德有關於地緣政治的論述裏面可以看出新疆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它位於世界島的核心，在麥金德看來，誰控制了世界島的中心，誰就控制了世界。但在現實裏面，新疆自己人感受到的是否是這樣一種情形呢？實際上他們感受不到，對他們來説，現實裏面最重要的一個事情是生存和生活質量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新疆的面積非常大，有16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45個台灣。在這樣大的面積裏，今天新疆的人口只有2,000多萬，比台灣還要略少一點，可耕地面積只有36,000平方公里，這些可耕地非常分散，分散在新疆的邊緣。新疆的核心地區是由兩個大的沙漠組成的，這些邊緣的綠洲的生態是依靠雪山的融水來灌溉的，生態非常脆弱。在這裏面，新疆不管是農業的發展還是後來工業的發展，都受到了自然環境的重大限制，如果新疆要發展自己獨立的農業、工業和產業鏈，在現實當中其實並不存在這種可能。

新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是在1950年代以後才開始的，整個建設裏有一個核心內容，就是鐵路建設，鐵路是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修的，到了1960年代初修通。我們知道，蘭新鐵路後來還繼續延伸，已經貫通南疆、北疆，連接中國和前蘇聯中亞地區，這樣等於繼續延展到歐亞大陸西部和整個歐洲。鐵路的修通，是新疆經濟發展有了真正動力的關鍵。也因為有鐵路的修通，我們才看到新疆的傳統農業逐漸發展到以棉花種植和西紅柿種植這樣大規模經濟作物為主的農業，然後由農業再擴展出紡織業和蕃茄醬加工的大產業鏈。而且這個產業鏈是新疆今天能夠擺脱貧困狀態進入小康狀態的一個核心內容。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新疆和整個中國經濟發展脱節，那必然會中斷自身發展，也就是説這些棉花種出來沒有地方可以賣，西紅柿也只能爛地裏，沒有辦法進一步加工，葡萄和哈密瓜市場的擴展，也只能自給自足，沒有辦法真正產生經濟規模，也就是説它跟中國的國家整合、經濟整合進程連在一起了。所以中國的國族整合、經濟整合有利於促進維吾爾和其他突厥語穆斯林的福祉，這個核心內容當然還是突厥語穆斯林各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記者：您提到「現代與傳統交織」的問題，現在中國國家戰略的總體方向就是現代化，也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但在少數民族不少人看來，似乎現代化本身意味着對民族傳統的侵蝕，現代化步伐越快，傳統被侵蝕的也越快，這一矛盾尤其突出地體現在內蒙古教材風波中。

吳啓訥：當代新疆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我覺得這裏面的核心問題還是由全球化所帶來的議題。傳統新疆所面臨的問題和西方所面臨的伊斯蘭議題並不一樣，可是當代新疆所面臨的社會議題和西方所面臨的伊斯蘭議題完全相同，就是由全球化帶來的對於伊斯蘭社區的一種排擠效應，這種排擠效應從歷史角度看。我們知道伊斯蘭改革運動從十七世紀就已經發端，但是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為止，伊斯蘭的改革運動一直都沒有那麼成功，所以在整個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全球的伊斯蘭社會都不同程度的成為受害者，他們在全球化裏面被邊緣化了。

具體放到新疆，這種邊緣性呈現三個層面：第一，在中國還沒有進入市場化、全球化過程的時候，維吾爾和其他突厥語穆斯林社區受到實行公有制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這個保障包括對少數族羣的特殊照顧，包括參政權、經濟權益，具體來説還有生育、教育、住房、考取公務員、拔擢等這些方面的權益，少數族羣都是受到保障的。

可是當市場化和全球化到來之後，伴隨着私人企業在中國經濟當中比例大幅增加，在新疆一些私人企業的企業家，比較喜歡僱傭漢人勞工，因為不管是在語言應用方面還是技術訓練方面，還有老闆所認知的所謂工作倫理方面，覺得漢人勞工和他比較接近，這樣就使得突厥語穆斯林勞工的工作機會相對縮小。儘管在公部門還是很有保障，但社會變遷後，公部門恐怕就沒有辦法完全滿足少數族羣的需求了。

第二，因為新疆突厥語穆斯林作為中國公民，他們也很希望和其他中國公民一樣得到發展機會。中國的經濟是從哪裏發展起來的？

東南沿海。所以過去30多年來，新疆有各族的民眾，其中主要的還是維吾爾民眾，他們非常希望得到機會到中國的東南沿海去工作，或者從事其他的商業活動。但是他們從事這種活動就需要前所未有的去和漢人接觸，這個接觸的過程當中發生了語言、文化、教育訓練、習俗等衝突，這是他們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對於漢人社區來説，他們也是沒有見過從新疆來的講的不同語言、長相也有點差異的少數族羣，於是衝突就出現了。這個衝突其實也就加劇了族羣之間的文化誤解，誤解上升到宗教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於分離主義這些層面的傾向，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