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哥倫比亞｜示威、毒品、暴力與射向總統的子彈

踏入6月底，經歷兩個月持續示威與暴力的哥倫比亞，遇上不斷創下高峰的第三波疫情，其確診人數日均高達3萬，比起第二波疫情高位多出近倍，過去三個多月的累計死亡人數已佔其疫情以來的總數超過四成。眼見去年經濟大挫6.8%，政府卻在高峰下解除抗疫措施。
與示威者談判僵持、面臨暴力事件急漲之際，來年即將下台的「跛腳鴨」右翼總統杜克（Ivan Duque）6月25日乘搭直升機、飛往緊貼委內瑞拉邊境的城鎮時被多番開槍攻擊。這幾發尚無人「認領」的子彈可算是哥倫比亞慘況的完美寫照。（系列文章之七）

當日與總統同機的，尚有國防部長、內政部長，以及邊境城鎮庫庫塔（Cucuta）所屬州份的州長。槍擊後，三人安然無恙。政府宣布用80萬美元作懸賞，尋求意圖行刺者的相關資訊。不過，活躍於哥委邊境的販毒武裝組織國民解放軍（ELN）似乎毫無懸念涉身其中。

這一擊的近因可能是總統到訪邊境的偶然，但其深因卻是長年困擾哥倫比亞的暴力、貧富懸殊、毒品、示威等各種問題，以至新冠疫情對這些問題的催化作用。

2016年的和解換不到和平

哥倫比亞的暴力問題生於上世紀中。1948年，國內保守派與自由派引爆十年內戰，導致全國2%人口死亡，史稱「那場暴力」（La Violencia）。其後兩派決定和解，每4年輪流分享權力，卻導致被排除在外的武裝組織四起，包括上述的ELN，以及共產主義遊擊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等等。

從70年代起，哥倫比亞就進入了對抗叛軍的時代。上述的武裝組織不斷壯大，在90年代曾為全球十大富豪之一的哥倫比亞大毒梟艾斯高巴（Pablo Escobar）沒落前後，也陸續加入製毒運毒行業。1991年以新憲法進一步民主化後，政府一直困身在與FARC的武裝衝突之中，到右翼總統烏里韋（Álvaro Uribe）2002年上台，力主配合美國「毒品戰爭」強力壓制叛軍（和其他反對派），「武力解決」就成為了主流政策。

數十年的武裝衝擊到2012年已造成超過22萬人死亡、500多萬人喪失家園，當中超過八成是平民。此時的中間左翼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決定與FARC展開和談，最終在2016年達成和解。然而，和解卻是在不獲公投同意的背景下被強硬通過——雖然這為桑托斯爭得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卻使質疑和解、獲烏里韋支持的杜克在2018年的選舉中奪得總統大位。

杜克上台後就一直在和約的執行上面拖後腿——例如委任反和解人士主理執行和約的機構等——只求在國際社會上維持「謀求和平」的表象。加上和解後為審理FARC過去罪行的和平法院似乎毫不擔心對放下武裝後的前叛軍人物（包括國會議員）作出嚴厲指控，不少前武裝分子都走回叢林中重拾武裝。

到本年，哥倫比亞的暴力事件已到達2016年和解以來的高峰——到總統遇襲那一個周末為止，全國本年以來已發生了45宗導致至少3人死亡的案件；而在襲擊發生的庫庫塔同月亦有軍事基地遭到汽車炸彈襲擊。

暴力的背景離不開毒品

暴力不斷的同時，毒品問題依然未有解決。包括ELN在內的一眾武裝組織搶奪FARC留下來的地盤，與墨西哥毒販的合作控制了全球七成的可卡因供應，而哥倫比亞今天的可卡因產量已高於大毒梟艾斯高巴的時代。

雖然杜克政府上台之後不惜重新採用2015年因可能致癌而廢止的空中噴灑除草劑手法去掃除可卡田，可是他並沒有力推可讓農民轉種合法作物的措施，導致田地被廢的農民不願改種其他作物，馬上重新種起可卡樹（或稱「古柯樹」）。

在政府嚴厲打擊之下，可卡田的面積不跌反升：由2019年（比前一年高2%）的21.2萬公頃升至2020年的24.5萬公頃。雖然政府同期成功除掃的可卡田面積也有上升，可是這卻是一場無止境的貓捉老鼠遊戲。而在疫情困擾之下，這隻貓更是疲態盡現。

在杜克的直升機遇襲後，政府宣布成功從ELN手上奪得6公噸的可卡因——但相比起每年過千公噸的產量而言，這只是九千一毛。

長年不解的經濟失衡

與本年4月因杜克加稅政策而爆發、因示威者封路導致全國食物、藥品供應一度短缺的示威一般，哥倫比亞暴力與毒品問題的背後成因也離不開其經濟狀況。按照美國中情局（CIA）的統計，在貧富不均嚴重的拉丁美洲中，哥倫比亞的貧富差距排名第三；其收入最高的10%人佔了整體收入近半。

其貧困的情況按城鄉差距劃分，在疫情之前已有超過三成半鄉間人口屬於貧窮階層，比例是城市人口的兩倍多。同時，哥倫比亞的地權分配不均嚴重，全國超過七成半的土地由不足兩成的人擁有。沒有政府足夠協助之下，農民則只好非法在佔全國面積32%的原住民保留地內開墾，進而本着「法已犯不如一而再」的邏輯加入高風險、高回報的毒品市場以謀生計。

同時，哥倫比亞的非正式工作人口佔工作人口的比例接近六成，多在手停口停的前線行業工作，甚少得到政府救濟。其全國貧窮率在疫情前已高達36%，近28%的18至24歲青年失學失業，到疫情後，其貧窮率更急升至42.5%。

這些人在疫情中都飽受打擊：一項本年4月發布的研究就指出，原住民、接受受資助醫療的人，以及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人，都面對着比其他社群更嚴重的染病致死率。

如此情勢之下，示威浪潮才會因政府加稅方案而一發不可收拾。

雖然示威者來源眾多、訴求不一，但其對社會不公的怨憤卻甚為明顯。例如在該國示威中心、第三大城卡利（Cali），其一處市郊富裕社區「城市花園」（Ciudad Jardin）就連續上演着階級戰爭，居民持槍與警方一同對付反政府示威者，在5月28日的一場衝突中就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同時，示威與毒品及武裝組織也不無關係。在上世紀90年代一度供應全球八成可卡因的卡利，如今其毒品行業已由當時盛極一時的「卡利集團」分拆成一眾較小團體作各自經營。目前卡利有高達180個黑社會組織，有分析就認為他們也是示威暴力的推手之一。

示威無解的政治困局

雖然政府如今已不顧其債務評級被下調而撤回加稅方案，可是示威者的訴求卻已升級至全民基本收入等結構性經濟改革，以至警隊改革等項目（這也是哥倫比亞暴力歷史的一部份，由於以往示威多與武裝份子相連，而警方更隸屬國防部，對於和平示威者就用上了過高的武力）。政府與示威者代表談判良久，至今依然毫無結果，後者更威脅在下半年發動更大型的示威。同時，示威者代表的代表性有多高也值得質疑，因此政府與他們的談判即使達成結果，也未必能獲街頭民眾接受。

更嚴重的問題是，雖然此刻民情沸騰，但由於總統選舉即將在來年年中舉行，解方似乎要到選舉後才有可能出現：一方面，由於2015年後，總統只得一屆任期，杜克並不能尋求連任，因而此刻已成為了「跛腳鴨」政府，而他也沒有充足的政黨力量支持；另一方面，有望挑戰總統寶座的左翼領袖佩特羅（Gustavo Petro）在示威後更鞏固了其民望領先地位，因而只會對示威盡量表示支持。

在示威不止、暴力橫行、毒害難除的背景下，哥倫比亞疫情屢創新高，且受變種病毒威脅，其首劑疫苗接種率卻只在22%的水平緩緩推展，很可能要再次面對嚴厲封鎖破壞經濟與疫情大爆不止之間的無奈抉擇。

射向總統的那幾發子彈，背後是哥倫比亞數十年累積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這些子彈除了傷及那一架直升機之外，沒有帶來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也正如這數十年的哥倫比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