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病重之源不在病毒

談起本年新冠疫情大爆，無人不想及印度。然而，按人口比例計算，拉丁美洲多個主要國家的7日累計新增確診人數，其實大多數時間都在印度之上，當中包括阿根廷、哥倫比亞、智利、巴西、古巴、秘魯皆屬此列。《經濟學人》截至5月初的模型更顯示，拉丁美洲整個地區的額外死亡人數按人口比例冠絕全球，可見疫情對該區的致命性打擊有多嚴重。
除疫情直接打擊之外，經濟更是慘不忍睹。當2020年全球經濟產值下降3%之際，拉丁美洲的產值卻下降了7%。而其完成疫苗接種率除智利之外普遍低於15%，遠遠未及群體免疫之數。正當歐美國家準備迎接一個「正常暑假」之際，在2020年新增2,200萬貧窮人口、三分之一人活在日入1.9美元以下的拉丁美洲多國，卻面臨嚴重政治、經濟、衛生危機。可是，讓拉美如此病重難癒的主因，卻不是新冠。（系列文章之一）

除了個別國家（如巴西）之外，拉美整體在疫情早段已實際嚴格的抗疫封鎖殃策——根據高盛定出的指數，拉美去年3月以來大多數時間的封鎖嚴厲程度都在全球前列，堪比兩波疫情中的西歐，更長期勝過北美、亞太地區——人們不禁要問的是：為何強硬封鎖卻阻擋不了疫情？

封鎖是一時之策，有一時之效，但真正導致拉美新冠病重的卻是眾多國家久已有之的「長期病患」，包括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治爭鬥、缺失處處的醫療體系、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各自的結構性經濟問題。

左右陣營之爭與「特朗普效應」

在疫情之初，拉美最為突出的是墨西哥和巴西兩大國一左一右總統對疫情的輕忽。

墨西哥的左翼總統洛佩斯（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疫情剛爆之時，不斷在公開場合與支持者握手、擁抱、親吻孩子。在2020年3月11日世衛宣告全球大流行之後，他更繼續呼籲全國人民「過正常生活」、「帶同家人外出吃飯」等等。雖然到3月底佩洛斯已轉向落實禁止群聚等抗疫政策，但直至本年疫苗推出後，他起初依然不願跟各地領袖一樣「親身試打」以減少民眾對新疫苗的顧慮。

根據《經濟學人》的估算，墨西哥截至5月初的額外死亡人數比其官方記錄新冠死亡人數高一倍多。如以此數計算，其新冠死亡人口比例甚至高過一直象徵拉美疫苗重心的巴西近半。

至於被稱為「熱帶特朗普」的巴西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更是將拉丁美洲將抗疫變成政治爭鬥議題的表表者。從「人終有一死」、「我不是救世主」的出位言論，到出席反抗疫封鎖遊行；從「打疫苗會變成鱷魚」、多次拒絕預訂輝瑞疫苗，到推廣無效藥物、威脅出動軍隊阻止地方政府封城等等，他可算是拉丁美洲政論界所謂「特朗普效應」的「現身說法」。

一左一右政客在抗疫中某程度上的殊途同歸，其實凸顯出拉丁美洲政治的普遍現象，即拉美的國家政治幾乎都被左翼和右翼兩類敵對性的意識形態籠罩。在只顧左右、不顧具體政策的背景之下，極易生出民粹主義與敵我矛盾式的政治。

產生於這一套政治文化的國家領袖，只需要是出色的煽動者或宣傳者，不必是一個出色的管治者——從每日開數個小時記者會「直通群眾」以攻擊富商、媒體、政敵的洛佩斯，到經常走上街頭參與支持者示威的博爾索納羅，甚至是如今料將當選秘魯總統、騎馬投票、以推牛下田照片作選舉宣傳的左翼政治素人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亦是如此。

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特朗普效應」更讓他們可將一切事情泛政治化，使得民眾只顧陣營左右而不顧政府施政。例如在多數墨西哥人都表示不滿經濟、公眾安全和貪污之際，以這些項目為施政主打、至今執政近三年的洛佩斯因其直通選民之才卻依然保有六成民望擁護。

疫情一到，這種政治文化下的領袖當然無從招架，甚至把抗疫政策倒行逆施。

「不健康程度」追歐趕美
醫療體系卻遠遠落後

除了政治管治能力不足之外，拉丁美洲的醫療體系普遍都處於資源短缺的局面，一遇新冠就不堪一擊。以人均醫療開支而言，即使用購買力平價（PPP）的方式計算，拉丁美洲各個主要國家都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水平：水準較高的古巴、智利、阿根廷，只在OECD水平的一半；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則只及其四分之一左右；委內瑞拉之數更比OECD的低超過24倍。

醫療開支的不足就反映在其醫生、護士、病床的不足之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33國，每千人的醫生數量只得兩位，低於OECD的3.5位平均值；其每千人的護士數量更只得2.8位，比OECD平均值低出兩倍以上；其每千人病床數只為2.1，也遠低於OECD的4.7平均值。

在醫療資源不足之餘，政府的財政保障也嚴重不足，有近三分之一的全國醫療開支須由用者自付，此數在墨西哥高達40%，而在自稱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更高達63%。在智利這個高舉資本主義的國家，更有近15%家庭表示其收入有10%以上用於醫療。

而且，由於醫療專業人員與病人之間的資訊不平衡，沒有政府充足監管和相關專業文化的養成，貪腐將是難以避免的問題。根據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數字，在秘魯、智利、委內瑞拉、巴西和哥倫比亞，有超過五成人認為衛生部門腐敗，而此數在墨西哥也超過四成。

此等情勢之下，人們有病求醫的習慣就比較弱，因此拉丁美洲主要國家的人均求診數都比OECD國家還是低上兩三倍。

如果拉美人口的整個健康狀況甚佳，這也許不會構成重大風險。可惜，拉美的「不健康」程度堪比OECD較富裕國家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拉美33國的平均女性成人超重比例超過六成，稍高於OECD國家，其男性超重比例則在五成多的水平，稍低於OECD國家。在表現較佳的國家，如巴西，兩組數字都在五成之上。而在以墨西哥版可樂（Mexicoke）聞名、人均汽水年飲用量高達163公升的墨西哥，其男女超重比例都高達七成。

在醫療資源不足、醫療管治失效、自費開支高昂、普遍健康情況不佳的種種背景之下，像新冠疫情般的災難性衝擊一直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解決不了「飯碗問題」
抗疫封鎖亦屬枉然

要擊敗新冠病毒，其實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全民隔離，只要全世界78億人能各自「完美地」保持社交距離幾個星期，病毒傳播將自然消失。當然，要在「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推行這種「簡單直接」的措施，極其困難——其中一個主因是，隔離之際，人也要吃飯，不然還未病死就先得餓死。在推行各種隔離性的抗疫封鎖措施之際，各國政府所要處理的最大困難就是要解決這種「飯碗問題」。

在收入極其不均的拉美，不少人都處於手停口停的景況，因此抗疫政策不得不先考慮到這個「飯碗問題」。根據「全球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的數字，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10%人佔全國總收入的55.7%（2019年數字），比以貧富懸殊聞名的美國還要高出超過十個百分點。其中，在智利、巴西、墨西哥三國，此數更分別高達60%、57%及58%。

這就顯示出政府「派錢」救急的必要性。然而，不少素來財政狀況不佳的拉美政府都不敢大增開支。根據《經濟學人》的估算，拉美國家整體的抗疫救濟規模及得上因疫情損失經濟產值的28%；相較之下，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卻花費了高達其疫情損失數倍的額外開支作救市之用。雖然後者如今有可能造成通脹隱憂，但至少能補足疫情損失程度的財政救濟實不可免——這卻是不少拉美國家未做做到的事。

非正式經濟導致抗疫失敗

同時，由於部份拉丁美洲國家沒有接觸銀行服務的人口比例極高，即使國家政府願意「派錢」，人民也不能安內家中收錢。在墨西哥，有63%人沒有銀行戶口；在秘魯、哥倫比亞、阿根廷，此數也在50%以上。例如在秘魯，此等情況就迫使人們要親身到銀行領取救濟，增加了病毒傳播的風險，與國家抗疫封鎖的目標背道而馳。

沒有銀行戶口，只是拉丁美洲地下經濟的表徵。根據2018年的數字，拉丁美洲有超過一半就業人口屬非正式勞工（總數近1.4億人）。由於這些人大多屬於手停口停的經濟階層，而且不少人家住難以進行隔離的貧民區（例諸巴西著名的「favela」），使得他們只能在挨餓、違法、冒傳播或感染新冠病毒之間作出艱難選擇。

這些非正式勞工主要是以人與人接觸的服務性行業為主，也沒有正式勞工的保障，使他們成為疫情當中最為深受打擊的一群。國際勞工組織（ILO）在疫情之初就曾估計，非正式經濟中的總收入因抗疫措施下跌高達八成，並導致當中的貧窮人口上升一半。

「高度發展」的非正經濟就使得疫情封鎖對拉美經濟的打擊尤其嚴重。這種經濟結構也反映了一個南美大多數國家的難題，即其經濟百多年來都未能擺脫對初階商品出口的依賴，從而發展自己的製造業。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可見，絕大多數南美洲國家的商品出口佔其總出口比例高達六成或八成以上。

長久以來，此等經濟結構令到南美國家經濟難以逃脫國際商品市場起落的擺佈。在疫情之中，更使到這些國家因為財政不穩、難以「派錢」救助大量非正式勞工，一方面令到經濟大受打擊，另一方面也使到抗疫封鎖政策失效。

從上述種種拉美國家的背景可見，其疫情之嚴重所突顯出來的正正是這些由來已久的政治、管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未來得不到解決，到下一次的全球性災難，與此次疫情一般同樣慘重的教訓依然會重臨拉美。

不過，要解決這些問題，並非單靠選舉一些「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極端革新派政客上台即可。然而，在民眾極待問題得到解決之際，這似乎是他們的選項。

（下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