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智利｜聚焦中國疫苗是「失焦」

踏入6月中，智利疫情再創第三波高峰，導致全國再度進入宵禁、旅行管制等強硬封鎖措施之中。
智利其時新冠疫苗完成接種率已接近五成，比美國尚要高。因其所用疫苗總大部份來自中國科興的「克爾來福」（CoronaVac），只有少量阿斯利康和輝瑞疫苗，就被不少媒體指為中國疫苗有效率低之故，才引發接種率、確診率雙高的情況，例如《紐約時報》6月22日就有刊報專文直指「他們依賴中國疫苗，如今卻與（疫情）爆發苦戰」。（系列文章之六）

《紐約時報》的文章，以美國和以色列等使用英美疫苗為主的國家與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作比照，指當時完成接種率達45%的美國過去六個月的新增確診案例大減94%，而以色列的每百萬人平均新增案例則比使用中國疫苗為主國家低以十倍計。相較之下，使用中國疫苗為主的智利、塞舌爾（Seychelles）同期則遇疫情升漲。

不過，這樣的比對其實反映不出實況，因為新增案例的高低受到各地抗疫隔離措施、流行新冠病毒種類等不同因素影響。所以，我們應依靠專業機構以可控環境或數據分析所達至的研究結果作準。

科興疫苗的多國實證

根據智利衛生當局按其實際疫情的數據分析，科興的克爾來福疫苗對有症狀感染的有效率為67%、對需住院感染的有效率為85%，而對染病死亡的有效率則為80%。此等數字，相對於以色列以同類方法計算出超過90%的輝瑞疫苗有效率，固然看似是較低（嚴格而言，這兩組數字亦不能簡單作比較），但假設兩地流行病毒相類似，只要智利進一步提高其完成接種率到比以色列更高的水平，科興疫苗將能達至與輝瑞疫苗相近的抗疫效果。

在巴西一個小鎮的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

位於巴西聖保羅的布坦坦研究所（Butantan Institute）本年2月到4月就曾在人口4.5萬的該州北部小鎮塞拉納（Serrana）進行全民接種試驗，為該鎮95%以上的合資格成年人分25個小區在不在時段接種科興疫苗，再觀察其疫情走向。此研究顯示，當全鎮人口的75%都已完成疫苗接種之後，其新冠死亡人數大減95%，住院率大減86%，有症狀感染率亦減少80%。

此結果證明科興疫苗到達一定程度的接種率後，將能有效控制疫情，而且該疫苗也對最初在巴西被發現的Gamma變種有效。相較之下，智利到6月底的完成接種率只達整體人口的55%左右。這當然尚未足夠大力壓止疫情，而要與其他抗疫措施作配合——智利大學傳染病學家Claudia Cortés就指出疫苗接種的正面宣傳、長久封鎖後的解封，加上暑假來臨所導致的樂觀和掉以輕心才是問題所在。

智利接種率、確診率「雙高」的現象，片面看起上來似乎是值得關注的事，也很容易讓本來對中國疫苗就有疑心的寫手們操作成看似合情合理的懷疑論文章。然而，與其借智利之例去質疑早已獲得多國及世衛認可的疫苗，不如透過疫情的視角，去觀察一下這個在疫情中經歷兩次訂立新憲法相關公投的國家，未來何去何從，將焦點放回重要的事情之上。

智利的矛盾，在於其自由市場政制下的貧富差距，以及保證這套制度的「獨裁者憲法」。

自由市場下的「兩個智利」

自前獨裁總統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上世紀70年代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創立其自由經濟憲法以來，智利經濟發展逐漸跑在拉美前列：如今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冠絕拉美，其絕對值比1980年與之相約的厄瓜多爾高出一倍；自1990年獨裁結束以來，其經濟增長平均達至4%左右，其貧窮率由同期的近五成跌至今天的一成以下。其自由化改革更曾被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稱為「智利奇蹟」。

不過「奇蹟」之下，其貧富不均極其嚴重，全國收入最高的10%人佔據全國收入的40%；在這個人均GDP達至1.5萬美元的國家，有一半人的月入少於500美元，而據估計只有收入最高20%的人能夠得到足夠支付每月基本開支的收入；全國有近三成人在手停口停的非正式工作之中。

這些收入不均的數字，更具體展現在醫療、教育、退休金，甚至水供應的高度私營化，配合着政府極低度的財富再分配政策，使得智利恍惚一分為二而成為富裕少數與困苦多數的兩個社群。

社會流動性低、老無所依

在教育方面，智利有公立、半私營和私營三種學校，後者受到憲法的自由市場原則保護：「教育自由包括創立、經營、保持教育機構」、「除道德、良好風俗、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之外，教育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第十九款）。

在「自由」大旗之下，家財卻成為了決定社會上流的標準：根據2018年數字，只有三成公立學校學生能考上大學，而在私營學校學生則有八成能考上大學；一項2018年的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報告就指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子女只有13%能得到大學學位，而在父母只有一位有大學學位的家庭中，此則數高達65%。

智利收入最低的10%家庭要經過六代才能達至全國平均收入的水平。

上述的OECD報告更指出，智利收入最低的10%家庭要經過六代才能達至全國平均收入的水平，可見其社會流動性之低。

在退休金方面，智利使用一套全私營的制度，政府最低保障標準極低，造成老年貧窮問題嚴重。2017年有近兩成老人屬於貧窮階層；八成人的退休金只得每月400美元；這也導致了退休人士的就業比率連年上升。

疫情加劇醫療不公

在醫療層面，智利則有公私並行的制度，然而兩者服務差距極大。私營醫保按自由市場原則以風險計算保費，並可隨意拒保已存傷病，造成公營醫保受保人的健康、財政狀況都比不上私人營保；即便如此，在受保人健康較佳的私營醫保中，其人均開支卻高於公營醫保數十個百分點。

根據2015年的數字，私營醫保的平均保費高達最低工資的45%，因而只有不足20%人使用。可是，醫療服務供應卻大幅度向付得起私營醫保保費的人士傾斜，全國只有44%醫生與公營醫療服務有合作（長期或短期），可見大部份的醫療資源平時只用作照顧富人。

上述的分配不均，在疫情之中就顯露得一覽無遺。根據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旗下學術庫PMC在本年2月發布的一項研究，在2020年疫情來襲之前，智利聖地亞哥各區比較中，一年的較高教育水平就可換算成9%的較低死亡率；此數在疫情之下更急升至13.8%。

另一項本年5月刊布在《科學》期刊的研究文章更從確診數、死亡數、出行流動率、病毒檢測數、檢測確診比率、檢測及時程度、超額死亡數等多個維度與聖地亞哥各區的社會和經濟水平作比較，顯示出在各個項目之中，社經水平愈高的地區表現皆愈好，且時有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

可見，新冠病毒本身雖不分貧富，然而社會結構卻造成了新冠貧富差距的基礎。

告別「獨裁者憲法」？

種種不公在2019年引爆了因地鐵加價而促發的大型示威，過百萬人走上首都聖地亞哥街頭。身家高達28億美元的富豪總統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最初以強硬手段壓止，造成超過30人死亡，其後稍作讓步不為接受，最終其中間右翼政府只好准許民眾公投決定是否要推翻民主化以來一直留存的自由市場憲法。

因疫情延後6個月的制憲公投終於在去年10月底的疫情低位舉行。此時，智利人民並沒有因為離示威爆發已達一年而熱情冷卻，反而以近年較高的51%投票率和近八成支持票決定要制定新憲法，並將制定新憲條文之權交到一個民選制憲會議之上，以阻止由建制派操控的國會左右。值得留意的是，聖地亞哥最富裕的三個區都在此投下反對票。

到本年5月的制憲會議選舉前夕，建制右翼一直希望聯結各派以奪得至少三分之一議席，讓他們可擁有新憲條文的否決權，更立下了參選人必須有政黨背景或要以獨立身份由一定數量的選民簽名提名的門檻作障礙。可是，最後右翼聯盟只得大約20%選票，一直採用漸進主義的主流左翼則只得14%選票，獨立派人士及原住民預留席位卻最終超過了三分之二的多數。雖然各派未有統一立場，可是新憲法的制定權無論如何已脫離了傳統建制派的控制。

隨着疫苗接種率愈來愈接近群體免疫門檻，告別疫情對智利而言只是時間的問題。要如何告別被疫情再一次突顯出來的結構性分配不公，才是智利目前要面對的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