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巴西｜博爾索納羅的「特朗普效應」只是病徵

進入6月下旬，疫情數字一直保持在全球前列的巴西，繼月前跑贏美國後，亦進一步超越了疫情來得快也退得快的印度，無論是在新增確診人數，還是在新增死亡人數，其七日平均值皆在6月20日前後超越印度，排名全球第一。其累計死亡人數也越過了50萬的關口。
當國會正在調查政府抗疫責任之際，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民望已由去年9月、10月間的四成高位，下跌至25%左右。國會眾議院手上已有百多項彈劾總統的呈請，而隨着工人黨（PT）前總統盧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洗脫貪腐罪名，巴西各大城市都陸續出現周期性的群眾集會，指責博爾索納羅為「殺人犯」，要求他下台。來年總統選舉也許是巴西人對於這位「熱帶特朗普」的最後告別。（系列文章之四）

疫情嚴重至此，最需要負責任的當然是博爾索納羅莫屬。這位緊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右翼路線的巴西政客，至今仍在宣傳既早被證明對新冠病情近乎無效的抗瘧疾藥物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指自己患病後服藥即好，卻不能解釋為何政府一直以來向各地派放羥氯喹都無法壓止病重、病死的案例發生。

比特朗普有過之而無不及

巴西傳染病學會早在去年6月跟從世衛和美國藥物及食品管理局（FDA）的做法，呼籲政府停用羥氯喹，但不少巴西醫生都指出不少新冠病人都正在或曾經服用羥氯喹，甚至被其副作用所害。聖保羅大學心臟病學教授Bruno Caramelli就指當人們相信有羥氯喹作為迅速救治之方，隔離、封鎖、真正治療的方法都被擱在一旁。

從疫情初爆至今，輕忽病毒（「只是小感冒」）、不負責任（「人終有一死」、「對不起，你想要我怎樣」）、質疑口罩（「對小朋友有害」）、質疑疫苗（「如果（接種疫苗後）女人長鬍鬚、男人講話聲音變高，他們都不會負責」）、政治化疫情（指之為「經濟增長最快國家」的「生化戰爭」）等等，皆是博爾索納羅一以貫之的「抗疫」取態。樂於在街頭與反封鎖的支持者站在一起的博爾索納羅，直至6月中仍因出席聖保羅市集會不戴口罩而被罰款。

與此等戲劇效果豐足、常得國際媒體關注的言論相應的，是其政策上的「無為」，甚至是「反作為」。雖然眼見自己民望低落的博爾索納羅如今已四出尋求疫苗供應，希望加快其疫苗接種（如今大約有三成人打了第一劑疫苗），但是其質疑中國疫苗的態度，以至被揭六次拒絕購買輝瑞疫苗的往績，已決定了其抗疫失敗的形象。更不用說他對各地政府實行封鎖政策的反對，甚至動用軍隊阻止封鎖的威脅。

如今，不少人將巴西抗疫失敗的矛頭指向博爾索納羅，甚至稱之為「特朗普效應」。考慮到其對疫苗的質疑，博氏之過已可算是為特朗普所不及。可是，此等「特朗普效應」只是巴西深層次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表徵，而博爾索納羅更可說是其抗疫失敗的近因而已。

「分豬肉」政治的短視

首先，巴西國會兩院有近30個政黨，當中近四成議員是只看利益、不看政治立場的「中間派」，因此幾乎任何執政者都要靠聯邦撥款讓議員們有可示鄉親的政績才可能順利執政。例如在本年超額的預算案中，直接用於「豬肉」之上的聯邦撥款就高達490億雷亞爾（Real，折合約760億港元）。此等政治文化造成政府只顧即時政績，而不顧長遠政策。

人民對這種「分豬肉」政治的不滿，在2018年就曾被博爾索納羅所利用，以之作為其「反建制」草根右翼選戰主軸之一，順利讓他坐上了總統寶座。然而，隨着其民望下挫、國會彈劾壓力激增，巴西政治制度的慣性就使到博爾索納羅重新回到拉攏中間派的分豬肉政治之中——畢竟假裝成「政治素人」的他參選前已當了（名望不彰的）國會議員近27年。

雖然以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而言，巴西排行拉美首位，可是其每千人醫生人數、每千人護士人數、政府支出佔醫療支出比例等指標都追不上拉丁美洲的中位數。這除了是「分豬肉」分薄政府資源外，也是長期只看「豬肉」的政客不願改革政府財政的結果：由於退休金和公務人員成本高昂，巴西聯邦政府的法定支出佔其預算高達94%，使得政府更難作出更具雄心壯志的投資。

打着改革旗號的博爾索納羅上台之後，雖然曾通過了一項退休金改革，然而疫情一來，所有改革都大幅收縮。而疫情援助性的開支大增，使其國債佔GDP比例去年升至98.94%，比前一年升超過11個百分點。如今博爾索納羅似乎依然希望通過派錢留住民心，卻沒有顧及國家財政的問題。

上下皆「貪」

此等「分豬肉」的文化也造成政府自肥，以及貪污問題嚴重。巴西眾議員的薪金是國內最低工資的40倍，他們可聘用高達25位顧問，其房屋、住宿、出行開支皆有國家資助。目前更有議員要求將每屆任期由4年增至5年，並且重新容許接受商界政治捐助。

更嚴重的是，議員都有所謂的「優待司法管轄」（foro privilegiado），規定只有最高法院才可以審判議員的訴訟，可算是議員們的貪腐王牌。在此前的反貪「洗車行動」（Lava Jato）中，巴西建築巨企奧德佈雷赫特（Odebrecht）就被揭設有專門行賄的部門，手握超過400位政府人員的行賄代號。

前總統盧拉及其繼任人羅塞夫（Dilma Rousseff）都因「洗車行動」分別被判有罪（後還清白）和彈劾下台，間接助長了競選時力挺「洗車行動」博爾索納羅的「反貪」氣焰。

然而，博爾索納羅也是「一身貪」：洗車行動的領頭法律莫羅（Sergio Moro）在博爾索納羅上任後被任命為司法部長，隨後卻被揭在「洗車行動」中與檢控官串通、針對工人黨政客等等；博爾索納羅自己的四個兒子都身陷涉貪調查，並因此將聯邦警察總長免職，導致莫羅也忍不住指責總統干預司法而請辭；作為巴西掃貪象徵的「洗車行動」到本年更被新任司法部長解散。

如今，博爾索納羅當局的不少政府部門也身陷各種近乎可滑稽的貪腐醜聞：衛生部被捲入高價購買未經巴西批准使用的印度疫苗的風波之中；環境部長則捲入走私木材的調查之中。

經濟結構的健康惡果

此等只求個人權力和利益的政治文化，讓巴西一直無力透過長期的經濟改革走出依賴商品出口、經濟隨全球商品市場起伏而動的困局。2000年代盧拉當政之時，巴西正遇水漲船高的商品價格，從2002年至2012年年均經濟增長達至4%。當時盧拉大興學校、廣推福利、廣建電力使巴西貧窮率大減四成，但其左翼政策照顧得民生之餘，卻沒有注重經濟轉營。

到2014年前後，商品價格回落，使雷亞爾在疫情前已累計對美元匯價大跌一倍、失業率長期在10%以上，而其人均GDP更由2011年的1.32萬美元高位跌至2019年的0.87萬美元。

隨着政府赤字急長，當局於2016年通過法律限制醫療開支，結束了2000至2014年近四倍的人均醫療開支增長，其後更出現了開支下降的情況。由此可見，巴西的醫療質素也隨着其經濟對國際商品市場漲低的依賴而起落。

雖然在盧拉主政下，全民醫療系統得到擴充，但根據一項2018年的研究，不同地區的人均地方醫療開支到2016年仍可有高達一倍的差距，可見醫療分配不均與巴西貧富差距遙相呼應（2019年巴西全國收入最高1%的人佔全國總收入31%，為全球第二高）。

貧民區突顯疫下不公

類似的分配不均也在巴西的新冠疫情中得到反映，特別是在全國有6%人口居住的貧民區（favelas）中。根據一項本年6月發表的研究，巴西第二大城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貧民區中的病毒致死率比社區發展較好的地區高出近倍。這不止反映了貧民區內極其擠擁的居住環境，也反映了他們手停口停（研究指有至少一成人將在疫情中遭遇飢餓）的經濟處境，以及其醫療服務的不足。

此等情況，一方面是醫療和經濟分配不均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分豬肉政治下貪腐風氣的後果。能夠讓貧民區一直存活至今的，主要是受警方支持的民兵組織（militias）。以往貧民區販毒組織橫行，在這些政府管理不及的地方建立起半政府的架構，進行毒品相關活動之餘，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民營司法與秩序體系，建設區內公共設施，並向居民收取保護費。其後，警察勢力開始支持一些武裝力量，在貧民區內清掃販毒組織，後者卻取而代之經營起收保護費的行為，稱之為「安全稅」，勒索區內民眾之餘，也提供區內的互聯網、電話、燃油等基本民生產品。

這些組織一方面讓警察內部的一些人士能夠自肥，也能讓政府假手於人解決販毒問題，素來也得到不少政客容忍或支持。例如里約熱內盧的一位前市長就曾稱這些民兵組織比起販毒組織可算是「兩害取其輕」（lesser evil），而博爾索納羅家族與這些民兵組織關係千絲萬縷，例如其長子就與其中人物份屬鄰居。如此情勢之下，難怪經歷過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之後，這些「影響國譽」的貧民區依然未有改變。

「分豬肉」的政治、只顧短期利益的政治文化、過度依賴商品出口的經濟結構，遍布全國上下的貪腐問題、嚴重的經濟分配不衡環環相扣。2018年，民眾求變心切，於是選出了反精英意味濃烈的民粹總統博爾索納羅，然而，他的當選未有帶來大變，他的民粹主義更將抗疫變成了一個政治議題，使巴西遇上新冠疫情之際變得更加不堪一擊——美國尚有一眾專家學者體系補足（如其疫苗研發和生產），巴西卻只待各地政府自救。

然而，這一切並不能只怪博爾索納羅本人。如果上述的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病因」不能得到治理，除了未來另一波國際危機來臨可能會為巴西帶來同一結果之外，類似博爾索納羅這種民粹領袖再掌政權亦是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