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哈佛學者：將中美關係置於正確軌道

中美關税對壘一年有餘，所波及的不限於貿易，還牽涉金融、科技、軍事、學術、文化和國際政治等諸多領域。值此時，中國決策層對美立場趨硬，社會民間出現猶豫心態，縱然如此，舉國上下似乎仍抱持着「中美盡量避免衝突」的願望。反觀美國的情況，則複雜許多。近一兩年來外界所聽到的更多是來自政府及國會主張愈趨對抗的對華立場，似乎時下美國政界愈來愈不願意「解決問題」，而是傾向於「解決中國」。
美國對華態度轉硬或許是整體趨勢，卻並非鐵板一塊。
今年6月底，來自美國學界、政壇、軍方、商界的100名人士聯署「上書」白宮，隨後將該信函在《華盛頓郵報》公開發表，在中美兩國引發廣泛討論。眾說紛紜之下，這些聯署人士的目的也受到各種猜測。
為此，聯署人之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台灣研究工作室主任戈迪温（Steven M. Goldstein）於《香港01》撰文，進一步闡述其立場及倡議。

譯者：梁凱怡　吳迪

1967年，即將就任美國總統的尼克遜（Richard M. Nixon）曾警示，中國於國際體系中「憤怒而孤立」的情況異常危險。今日，有人認為，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製造出了比起以往更難應付的危機，乃至面臨關乎存亡的根本性威脅。一如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最近警告的那樣，「中國試圖以自身的威權模式塑造世界，包括獲取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決定否決權」。

我和多名學界、政界和商界人士所聯署的公開信反對這種論述。針對中國當下的全球角色，我們認為外界要用更細緻的觀點看待中國對國際體系的立場，並採取較巧妙的應對方式。

要界定中國在國際體系的地位，向來都是挑戰。自中國於19世紀被粗暴地捲入全球帝國主義體系，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不過，隨後中國的不同形象，使融合進一步變得更複雜。中國先後被視為帝國掠食的受害者、因為革命和外國入侵而撕裂的國家、原應成為美國所構築的戰後國際秩序中的一員，誰知卻以蘇聯陣營的一員參與冷戰；而後又從反叛而充滿革命性的第三世界大國，最終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乃至而今迅猛冒起的勢力。

對中國最終的形態，外界在這各個轉折點都抱有極之不同的期望。商人視中國為龐大的潛在市場（「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只買一枚大頭針」）；宣教士視之為有大量靈魂等待救贖的地方；不同派別的國際革命者視之為改變的力量；心存希望的資本主義家則視之為他們全球架構的新成員（里根所述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

里根所看到的是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的改革。當時，中國開始對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展開翻天覆地的重組，同時有限度參與1950年代起建設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經濟漸趨市場化，加上二十世紀末北京熱衷參與世界經濟和多方面的全球管理體系，讓很多觀察者都抱有希望，認為中國會成為戰後國際體系的「持份者」。有人甚至預測，這些改變將營造過渡至民主的條件。中國再一次經歷形態的轉變，令外界寄予厚望，冀新中國會以西方所期望的方式參與國際體系。

但今日中美愈來愈緊張的關係，反映過去約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已磨蝕這種樂觀態度，並成為中國對外形象另一次大改變的根基。中國愈發被視為一個威脅，而這也令華府的政策從接觸變為對抗。我之所以支持聯署公開信，正是因為意識到這種轉變和其潛在後果。

美國對中國的演化漸失信心，毫疑與中國過去十年政策發展相關。在此期間，中國重新確立國家的角色，以及國家在經濟中的優先考量。這包括犧牲私人企業來支持國有行業，制定具野心的國家主導政策（中國製造2025），旨在提升產業技術水平，減少中國工業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曾有投訴指摘中國歧視外資、未能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應承擔的義務、未有尊重知識產權規定等，這些都引起外界疑惑，質疑早前對中國改革方向的假設。

國家愈發插手管理經濟的情況，亦發生在社會管理層面。此前，中國雖然未有隨經濟改革推進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但也曾一度放寬國家對社會的滲透或管理。這種情況同樣於過去十年出現轉變。振興共產黨、規管學術機構、加強個人監控和打壓宗教及少數族裔（尤其是新疆）等行為，均進一步證實外界對中國的看法，認為在習近平的治下，中國在走回頭路。

最後，中國似乎正在國際事務上摒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原則。引人注目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台海關係的轉差，以及中國在南海的力量投射，都被認為是中國決心驅逐美國在亞洲主導地位的訊號——部份觀察者甚至認為不止於亞洲。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對非洲和南美洲的諸多投資及項目令中國的影響力涵蓋各種各樣的國家。同一時間，學生和科學家出國進修交流亦頻頻被指進行間諜或宣傳等違規活動。

當然，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人而言，必要的問題是在於了解這些事態發展背後中國的大戰略，並制定應對政策。

在美國，影響相關決定的主要因素看來主要是基於對歷史的參照。一方面，美國對華政策的新方向，與歷史上中美緊張的過往及美蘇冷戰有諸多共鳴，時下的決策者和學者們都對那些歷史記憶猶新。對另一些人而言，當下的局勢則當參照更久遠的歷史前例。有人將中國的發展及史上新興國家與既有霸權之間的衝突相對比，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時代的德國之於英國，又或是古雅典之於斯巴達。

從這個角度來看，甚至在奧巴馬政府結束前，美國已有人提出要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現如今，美國自20世紀末以「接觸」為宗旨，並在很大程度上促就了中國崛起的對華政策，正遭到人們的質疑。很多人認為，接觸政策並未達到讓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原定目標，而是向中國提供了挑戰國際體系的必要援助。中國正愈發被視為威脅，而非過往那個較為和善的形象，這亦讓美國愈發認為有必要尋求更傾向於對抗的新政策。

文章開頭引述國務院官員的那句話，反映到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的第三年，有明確跡象顯示，「中國是對手」的認知正塑造美國的政策。無論是經濟、安全或文化交流，美國於各個領域的政策都不再似以往那樣認定現行國際體系可以平和地容納中國崛起。中國的崛起被視為對該體系的威脅，更準確地說是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簡單而言，美國政策的取向已從將中國視為潛在「持份者」，轉移至將中國視為敵人。

我不能代表其他聯署者，但我之所以聯名簽署，是因為我認為中國對國際體系的取態仍在演化，而美國國內對中國形象的明顯轉變，以及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政策，是反應過激的行為，因此支持聯署。更重要的是，將中國視為惡，並以此為基礎推動政策，那些政策其實或會反過來促成這種結果。今日的美國政策看來正在宣揚這種自證預言，形容中國危害美國國家利益和全球安全。正如聯署信提到，如果我們視中國為敵人，中國便會成為敵人。

有人批評我們這些聯署者和當年英國前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時一樣，是在綏靖。然而綏靖是不顧對國家利益造成的影響，同意他人作出不能接受的行為。有大量證據顯示，中國的行為與美國利益或現有國際常態並不相符，例如不平等貿易、專制的國內管治、不正當的領域主張、情報行動等。這些並非小事，亦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不相符。部份議題或可商議，其他或許沒有談的餘地。這些行為不應（如綏靖般）被接受，而應堅決抵制。

不過，也一如眾多研究顯示，自毛澤東逝世，中國願意遵循國際體系的部分常規和制度，並願意就各類分歧在這些框架之內或之外協商。以往，中國對世界體系的積極參與被認為是理想的和可行的，當時各方也致力尋求共識性安排。此外，中美關係於多方面有所發展，部份取得進展，其他方面則進展有限或暫無成就。

而現在美國視中國為潛在敵人，愈來愈強烈的敵意影響到中美關係所有層面。如果認定中國是對手，那麼中國在所有範疇的活動都會被懷疑帶有惡意，從學術交流到娛樂媒體，乃至有軌電車製造。今日，人們已可察覺到「黃禍」恐懼再臨美國的趨勢。

這種態度不但令本已困阻的議題更難解決，更將相對可控的差異也複雜化。綏靖主義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但是放棄談判、鼓勵衝突，卻更無法促進或保護這些利益。

特朗普政府獨斷強硬的對華政策亦不符合利益。毫無疑問，美國政策一直是，也很可能一直會塑造中國參與全球體系的基調和條款。面對此過程中構成的挑戰，美國和盟友必須協調得出可行的解決方法。正如聯署信提到，用單邊主義方式着手挑戰，不但難以解決這些顯著的問題，同時也會令美國陷入孤立的危機。對中國有效的回應，必須是協作的回應。

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提到，過去150年，美國對中國有過各種認知，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也有過不同的形式。現在，我們處於不確定的時期，美國過往對中國將融入國際體系的設想，正逐漸被愈來愈多的不信任所取代，隨之而來的對抗政策，也正散播到中美關係所有層面。正如聯署信所指，這種方式導致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乃至最終兑現自證預言，將中國變成敵人。

我支持聯署是因為我相信中國在全球體系的最終角色仍未有定案。正如聯署信提到，美國需要以堅決和有效的方式，應對中國一些無疑不可被接受的挑戰。但亦有其他挑戰是已被，也能被化解的，甚至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解決更困難的問題。不過，當美國以敵我衝突的方式應對所有與中國的分歧，且不向盟友尋求協調與支持，中美化解難題的情況也就愈發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