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屠殺是怎麼發生的？｜加沙戰爭一周年

2023年10月7日「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以來，加沙戰爭已經持續一年。這是過去幾場中東戰爭後，以色列歷時最長的對外軍事行動，也是巴勒斯坦人近年遭遇的最大生存危機。

據加沙衛生部統計，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10月4日期間，有至少41,802名巴勒斯坦人被殺，96,844人受傷，數十萬人流離失所。今年5月的聯合國報告也示警，加沙的生產基礎已被破壞，各部門損失超過90%，2024年的加沙GDP則可能下降51%，且加沙至少有37萬套住房遭破壞，其中7.9萬套完全被毀，就算以每年992套的速度重建，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且整體重建費用約在400億到500億美元間，破壞規模是二戰以來首見。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OCHA）10月報告更揭露，2023年10月以來，加沙至少87%的學校遭到直接襲擊或損壞，其中包括近東救濟工程處三分之一的學校，這表示即便戰火停止，加沙兒童也有很高比例會成為失學一代。此外，由於以色列的長期封鎖與空襲，加沙現在嚴重缺乏食物、飲用水、藥品與燃料，電力與通訊同樣脆弱，醫療保健體系基本已在崩潰邊緣，饑荒與疫病更是持續蔓延。

從各個角度來看，加沙浩劫的任一場景，都是遠超「反恐」的駭人存在，以色列也因此被南非告上國際法院，蒙受「種族滅絕」的嚴厲指控，但即便如此，其手中屠刀還是沒有一絲猶豫。整體來說，加沙戰爭既是以色列屠戮巴勒斯坦平民的極致展現，也是一個族群承受漫長壓迫的悲慘縮影。而這場屠殺既有歷史遠因的牽引，也與地緣政治的變化息息相關。

歷史遠因：以巴積怨與強硬派崛起

首先觀察歷史遠因。

眾所周知，以巴衝突可以追溯到20世紀早期。在一戰後的巴勒斯坦託管地內，猶太人的建國訴求已與阿拉伯人嚴重衝突；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方案，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猶太國」與一個「阿拉伯國」，算是「兩國方案」的最早嘗試，但這個建議沒能突破以阿對峙的殘酷現實，阿拉伯世界依舊集體反對、以色列則自行宣布建國，第一次中東戰爭於是在1948年爆發。這場衝突導致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流亡，以色列則在1949年確認建國成功，但這遠非衝突句點。

之後以阿之間爆發了多場戰爭，擁有西方奧援的以色列不斷擴張領土，巴勒斯坦則因此失去更多土地與政治自主權。例如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就佔領了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上三地成為今日以巴衝突的重要板塊，東耶路撒冷更因對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有重大意義，所以一直是以巴談判的重點議題。

而以色列在軍事上的所向披靡，也催生了內部強硬派的崛起，隨之而來的，還有愈發嚴重的定居點問題。1967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後，猶太定居點問題開始發酵，即便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後，西岸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統治下實行自治，以色列定居點的數量還是持續增長，西岸也因此被切割成無數破支離碎的「陸上島」。

這種情況看在巴勒斯坦人眼中，當然會認為是對本族領土的非法佔領，更是對巴勒斯建國基礎的不斷蠶食鯨吞。但以色列社會的持續右轉、政壇右派的崛起，都讓如火如荼的定居點運動缺乏制衡，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也因仰賴以色列稅收與歐美援助，所以被迫忍氣吞聲、任人宰割，巴勒斯坦民眾與猶太定居者的暴力衝突則反覆上演。截至2023年，居住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已超過70萬人，居住在東耶路撒冷的定居者也超過22萬人。

而在以色列內部強硬派茁壯時，巴勒斯坦內部的路線鬥爭也愈發分明，並且同樣展演了強硬派崛起。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簡稱巴解）成立，並在之後幾年逐漸成為巴勒斯坦人的談判代表，強調通過武裝鬥爭和外交手段來恢復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1993年，巴解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與以色列簽署《奧斯陸協議》，成為巴方同意通過和平手段解決衝突的里程碑，「兩國方案」因此再現曙光，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也在這個脈絡下成立，開始管理部分巴勒斯坦自治地區，巴解的代表地位則因此鞏固。

但這個嘗試沒有獲得立場強硬的哈馬斯（Hamas）支持，後者也因此在協議簽署後，還不斷對以色列發動大小襲擊；不過以色列的情況也是半斤八兩，不僅無法阻止定居點擴張，最終也未能依照協議完整撤軍。雙方的陽奉陰違、強硬派勢大，都導致了和平進程的原地打轉，而諸如邊界劃分、難民回歸、東耶路撒冷地位等核心問題，則遲遲得不到談判解決。最後各方血仇持續積累，「第二次大起義」於是在2000年爆發，奧斯陸協議從此進入「腦死」狀態。

接著哈馬斯與法塔赫（Fatah，巴解內部最大派別）的分裂，更讓本就難解的以巴衝突雪上加霜。長期以來，哈馬斯都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反對「兩國方案」，主張通過武裝鬥爭來解放巴勒斯坦全部領土，並也因此聚攏大量民心，威望逐漸壓過軟弱的巴勒斯權力機構。2006年，哈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機構選舉中勝出，與法塔赫的鬥爭也正式浮上檯面，最後在國際拒不承認哈馬斯、法塔赫與哈馬斯爆發軍事衝突的背景下，雙方正式分裂：哈馬斯實質掌控加沙地帶，法塔赫主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則繼續控制西岸。

而這種地理與路線分裂導致了以巴談判的窒礙難行：巴勒斯坦無法形成統一的對外立場，而以色列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也往往以「哈馬斯是恐怖組織」為由，拒絕進行談判，甚至藉此強化了對加沙地帶的封鎖和軍事行動。

這就導致了看不到盡頭的惡性循環。首先，以色列的長期封鎖迫使加沙深陷貧困，大量不滿民眾因此加入哈馬斯的反以行動，後者於是擁有源源不絕的武裝人員，可以持續對以色列進行小規模騷擾與襲擊。但這種做法往往只會招來更加強悍的軍事報復，而不能改善加沙困境；不過以色列的打擊也無法真正嚇阻哈馬斯，反而是讓後者藉此搜刮更多民意支持、更加壯大。與此同時，哈馬斯的不斷襲擊，也增加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採取強硬手段的內部正當性。

整體來說，在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前，以巴之間就已開始敵意螺旋的反覆升級，巴勒斯坦更是深陷忍耐與絕望的極端情境：西岸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統治下，受到歐美援助箝制、以色列壓迫，只能竭力維持所謂「和平進程」的最後一絲體面，放任定居點得寸進尺、軟土深掘，同時祈求自己的做小伏低能至少保全身家性命；加沙則在哈馬斯統治、以色列封鎖下，於看不到出路的畸形環境苦苦流血掙扎，並用無數傷亡與人命，勉強維持巴勒斯坦武裝鬥爭的最後一點能量，問題是這種鬥爭情境無法改善加沙困境，大量「烈士」的犧牲最終沒有帶來任何希望，反而是換來更多絕望。

地緣近因：以阿和解與伊朗擴張

而中東近年的地緣格局變化，也逐漸改變了以巴衝突的背後結構，並為「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積累能量：阿拉伯世界不再是巴勒斯坦人的背後靠山，伊朗則在擴張勢力範圍的過程中，將以巴衝突化作刺向以色列的利刃。

首先是阿拉伯國家的立場轉變。基本上1973年贖罪日戰爭結束後，阿拉伯世界就被迫臣服於殘酷現實：只要美國繼續支持以色列，阿拉伯聯軍的任何反抗都是以卵擊石。於是曾經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埃及與約旦，分別在1980年、1994年與以色列建交，許多國家更是與以色列展開了文化交流與經貿互動，只差沒有「捅破窗戶紙」、落實建交的最後一步。

2020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成功促成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四國與以色列建交，這一發展昭示了：越來越多國家願意公開邊緣化巴勒斯坦議題，來換取提升國家利益，例如阿聯酋就意在採購美國的F-35戰機，蘇丹則是希望卸除經濟制裁重擔。而這些國家的集體外交轉向，無可避免會削弱巴勒斯坦議題的國際聲量，並讓以色列的強硬姿態更加肆無忌憚。

而沙特作為遜尼派阿拉伯國家領袖、海灣阿拉伯國家領導、伊斯蘭世界的兩聖地監護人，雖然長期顧及阿拉伯輿論、未敢與以色列迅速建交，卻還是在觀察阿聯酋、巴林兩個海灣國家「試水溫」後，低調於拜登（Joe Biden）任內啟動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談判。如果「阿克薩洪水行動」沒有爆發，這一發展極可能在拜登競選連任時，成為民主黨宣傳「中東政績」的關鍵主打，畢竟連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本人都親口承認：雙方距離建交「從來沒有那麼接近過」。

不過沙特的做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想像。從時序發展來看，王儲穆罕默德本人出生在1985年，距離贖罪日戰爭已有12年，當時埃及也已跟以色列建交5年，《奧斯陸協議》則在王儲8歲時簽署、約旦也在王儲9歲時同以色列建交。基本上對成長於「後以阿戰爭」時空的穆罕默德來說，以巴議題就算重要，也已是「上個世代」的鬥爭；2011年、26歲的王儲擔任沙特國防大臣時，沙特最重要的對外戰略議題，反而是與伊朗的地緣對峙，而非以阿衝突等「前塵往事」。

或許正因如此，王儲在推動對以關係正常化上，能比前人「更沒有包袱」，也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只是從結果來看，王儲也明顯低估哈馬斯的鬥爭意志，沒有預判到來自加沙地帶的可能反撲。

這裡便要提及引爆「阿克薩洪水行動」的另一股能量：伊朗的地緣擴張。

眾所周知，伊朗從2000年代開始，便通過支援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民兵、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也門胡塞武裝、加沙哈馬斯等代理勢力，成功打造名為「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安全緩衝帶，並對以色列與沙特形成南北包圍，基本上這也是促成2023年沙伊復交的最大關鍵。

而從德黑蘭的視角來看，加沙哈馬斯的整體戰力雖沒有黎巴嫩真主黨強大，卻因為地理上鄰近性，而能充當突襲以色列的重要暗器；從哈馬斯的立場出發，伊朗的援助當然出自國家私利，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冷待巴勒斯坦議題的現實下，德黑蘭別有居心的支援，已是哈馬斯不可多得的續命浮木，雙方自然一拍即合。

只是伊朗的支持其實也無助解決以巴衝突，反而導致問題更加難解。一方面，哈馬斯得到了組織運行的資金、行動所需的軍備，以及由德黑蘭協助訓練的戰鬥人員、高級指揮官，不僅成功抵禦以色列對加沙的多次軍事行動，還有能力對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可是伊朗的介入也導致以巴問題與以色列-伊朗代理衝突相互糾纏，巴勒斯坦武裝鬥爭雖然因此再獲能量，卻也被鎖在以德黑蘭為主體的鬥爭網格中，成為「伊朗擴張」的現實註腳，並且加劇以色列殲滅哈馬斯的敵對意志。

屠殺為什麼發生

從這裡回顧2023年的「阿克薩洪水行動」、以及隨後爆發的加沙戰爭，前述歷史遠因與地緣近因，其實都發揮了一定作用。

首先就是以色列強硬派的全面掌權。2022年內塔尼亞胡再任總理後，利庫德集團與極右小黨結成執政同盟，新政府的極右勢力不僅大力支持擴張猶太定居點，也主張要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更強硬政策，包括提高對於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社區的監管，還有升級對東耶路撒冷的控制，這就導致了新一波阿克薩清真寺（Temple Mount／Al-Aqsa Mosque）衝突：2023年初，猶太極端民族主義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隊多次闖入阿克薩清真寺，並與在場的巴勒斯坦人發生摩擦，導致了多次暴力事件。毫無疑問，這些行為都在持續激化巴勒斯坦社會的反抗情緒。

接著就是伊朗的背後支援。觀察「阿克薩洪水行動」的整體經過，哈馬斯不僅藉著地道網絡、火箭襲擊成功打擊以色列，也在過程當中展現了行動速度與作戰複雜性，足見其在以色列多年封鎖打擊下，還是保有一定軍事實力。而這當然是伊朗多年支援與培訓的直接結果，甚至就連「阿克薩洪水行動」本身，都可能是德黑蘭協助規劃而成。當然，這場行動究竟是哈馬斯主動提議發起、還是伊朗直接下指導棋，外界恐怕永遠不得而知，但德黑蘭能藉此收穫的短期戰略好處倒是很明顯：沙特與以色列的建交進程被迫中斷，伊朗暫時阻絕了以色列進一步滲入海灣的可能。

再來是阿拉伯國家的保持距離。綜觀加沙戰爭爆發後的中東各國動態，在言辭譴責與經貿動作上表態最硬的是土耳其，在軍事支援與實質干預上行動最硬的是伊朗，阿拉伯國家即便紛紛譴責以色列，卻除了卡塔爾、埃及的協助斡旋外，沒有其他關乎衝突降溫的實質動作，已與以色列建交的國家更沒有一國選擇斷交，只是不斷威脅降級，而沙特雖被迫承諾「在巴勒斯坦建國前不會與以色列建交」，卻也沒有為了停止衝突進行實質努力。整體來說，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憤不假，但阿拉伯各國領導人普遍選擇與衝突保持距離，這顯然是「以阿和解」趨勢作用的直接結果。

而加沙戰爭爆發後，前述背景還是持續牽引衝突走向與脈動。以色列在強硬派全面掌權下，不滅哈馬斯誓不罷休，這就導致內塔尼亞胡持續在美國的「三階段停火框架」上新增條件，並且拒絕撤軍加沙地帶，更把衝突整體上升成「與伊朗邪惡軸心」的決戰，意圖強化自己在加沙地帶的「反恐」正當性；伊朗則持續調動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抵抗軸心」板塊干擾加沙戰事，最後導致以色列殺紅了眼入侵黎巴嫩，以伊兩國甚至上演導彈互射的危險場面，把整個中東局勢推到了大戰邊緣。

各方傾軋博弈間，加沙平民成了新一輪以巴衝突、以色列與伊朗代理戰爭的最大受害者，被高喊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集體漠視、被「反恐行動」與「反抗烈士」兩種極端情境夾殺蹂躪。整體來說，美國與西方的長年偏袒，導致了以色列的有恃無恐；以巴強硬派的互不相讓，導致了「兩國方案」的漫長腦死；阿拉伯世界的集體冷淡，讓巴勒斯坦議題成為地緣孤兒；伊朗對「抵抗軸心」的加碼動員，則讓中東安全共同淪陷。如今的屠殺場景，可以說是「兩國方案」徹底死亡的悲慘體現，而加沙平民的苦難，則依舊是長路漫漫、看不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