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戲劇與瘟疫〉：瘟疫是道德失效的隱喻｜胡雅雯
瘟疫蔓延，不僅使日常社會運作遲緩，也令諸多藝術表演活動相繼取消。不可否認，空間密閉、觀眾聚集的戲劇演出可能造成瘟疫的傳染和擴散，但瘟疫與戲劇的關係卻遠不止於此。
殘酷戲劇創始人
殘酷戲劇的創始人阿鐸（Antonin Artaud）在他的戲劇論著《戲劇及其重影》（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中曾專篇論述瘟疫與戲劇的關係。在〈戲劇與瘟疫〉（The Theatre and the Plague）一文中，阿鐸基於傳統戲劇觀念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範圍內瘟疫流行而引起的恐慌，比較了戲劇與瘟疫的相似性，批判了文學傳統中瘟疫與道德的關係，從而闡述了他的殘酷戲劇（Theatre of Cruelty）理論。
瘟疫就如戲劇，反之亦然
戲劇與瘟疫何以扯得上關係？阿鐸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對比。首先，從本質上來說，戲劇和瘟疫都有非物質性、內在性和無功利性的特征——「戲劇，就是一種立即的無償性，他喚起行動，卻不帶來任何功用或效益」，就像瘟疫一樣，擾亂感官安寧，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他更進一步闡明：
「如果說本質戲劇和瘟疫一樣，那不是因為它具有傳染性，而是因為它和瘟疫一樣也是暴露、外露，而精神上一切可能的邪惡性，不論是就個人還是就民族而言，都集中在這一本質裡。」
其次，從起因上來說，兩者都是不同文化或文明的相遇或衝突，都具有一種精神性，它們「不僅在個人，而且在整個民族的精神性中引起最神秘的轉變。」再次，舞台上演員的表演狀態——不論是身體狀態還是精神狀態，也與病人相似：不僅身體表現出猶如染疾般的紊亂，演繹的也是純粹的、狂亂的情感。
「演員和瘟疫病人生理狀況中的一切因素表明，生命對病態做出了反應，然而卻甚麽也沒有發生。」
而在效果和影響上，兩者都令個體和集體在身心產生了劇變。當戲劇召喚力量，並通過事件將精神引向衝突的根源，戲劇也具有了排除社會膿瘡的效果。由此，阿鐸宣稱：
「從人的觀點看，戲劇與瘟疫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因為他促使人看見真實的自我，他撕下面具，揭露謊言、懦弱、卑鄙、偽善，它打破危及敏銳感覺的、令人窒息的物質惰性。它使集體看到自身潛在的威力、暗藏的力量，從而激勵集體去英勇而高傲地對待命運。」
瘟疫從來都伴隨著戲劇
事實上，瘟疫與戲劇的關係古已有之。如果你還記得，神話中戲劇衝突的起點常常是因由某個失當行為，神降下瘟疫以作懲罰。因此，在傳統的文學觀中，瘟疫常體現著一種道德審判。例如：在古希臘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中，底比斯國王伊底帕斯從先知那裡得知，導致城中水深火熱的瘟疫是要揭示一樁違背懲罰的罪惡。後來，我們知道這便是伊底帕斯弒父娶母的罪過。可見，神以瘟疫降災忒拜，表示對道德敗壞的懲罰，最終以伊底帕斯懲罰自己平息神怒。
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也《上帝之城》中表示，戲劇和瘟疫的效果類似，瘟疫奪去生命，戲劇腐蝕靈魂。無論是哪一種，都將人拖入病態，而戲劇更體現了對人的、道德的消極影響。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英國也曾因為大瘟疫關閉劇場，這不僅與疾病傳染有關，還有人認為，道德敗壞的戲會觸犯上帝，再次招致瘟疫。
瘟疫是道德失效的隱喻
然而，儘管阿鐸將戲劇與瘟疫並置而談，他卻並不認同傳統上這兩者與道德的關係。在阿鐸看來，瘟疫並非是一種道德判別，而恰恰是一種道德失效。當瘟疫發生時，它無差別地擊倒好人也擊倒壞人，擊倒惡人也擊倒善良的人，因此根本無法作為道德判斷的標準。
「誰也說不清為甚麽瘟疫襲擊膽怯的逃亡者而放過了向屍體發洩的淫蕩者。為甚麽迴避、貞潔、孤獨絲毫不能阻止災難的打擊；而為甚麽一群避居相間的放蕩者，例如薄伽丘和他富有的同伴及七位既窮奢極慾又篤信宗教的婦女，卻能夠安然地等待瘟疫隨著天暖退去。」
實際上，阿鐸意識到，正是戲劇與瘟疫對人的這種精神震盪發起了對道德的挑戰。他認為，與其說是病毒，不如說正是當人們面對不似預期又無力改變的外在時，一種並非由病毒引起的精神因素，伴隨瘟疫令人進入譫妄狀態，使得身體紊亂狂熱，成為「枯竭的精神力量最後的發洩物」。道德標準在瘟疫之下被動搖，甚至被摧毀，成為無效的修辭。瘟疫宣告了道德隱喻本身的破產，進而，阿鐸更想要追問的是：善惡的評判標準究竟是甚麽？
阿鐸通過批判那種由落後地區給文明國度帶來疫病的瘟疫與異邦想象，向讀者揭示道德標準的差異。他舉例：滿載來自文明世界乘客的遊輪，經過未開化的島嶼，便可能引起島上疫症。這個比喻之中，表明所謂的「文明人」聽起來比未開化的島民身心康健、更加熟識一套自認為先進的道德系統，但其有害於社會的衝動不過是作為一種「惡」，被壓抑在了文明之內，而並沒有被消滅；這種看似健康、優越的道德標準，也可能給被認為是落後的地方帶去瘟疫。也就是說，疫病的肇始與傳播不能等同於道德高低，簡而言之，這個例子揭示的是道德標準差異的重要性。當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差異，便隨之產生了對善惡標準的質疑，阿鐸要言明的，正是隨著這種質疑而來的精神震盪——一種外界事物「可能對我們施加的、更可怕的、必然的殘酷」，或說存在的嚴峻性所引發的精神或肉體上的痛苦，作為戲劇與瘟疫的本質，成為了其劇論中能夠將兩者比較的重要基礎。
在這一層面上，可以說，阿鐸發現並批判了那種我們日常認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標準。但他並未止步於此種痛苦，阿鐸更認為，「對精神而言，殘酷意味著嚴格、專注及貼面無情的決心，絕對的、不可改變的意志」，「是指生的慾望、宇宙的嚴峻及無法改變的必然性，是之吞沒黑暗的、神秘的生命旋風，是指無情的必然性之外的痛苦，而沒有痛苦，生命就無法施展。」
在此，阿鐸將藝術形式作為表現此種外在力量的獨特語言，作為切開既定道德標準的手段，作為暴露人與世界割裂並導向衝突的場所，作為感知非理性生命狀態及其殘酷真相的方式。讓道德衝突與精神震盪在殘酷戲劇中以身體的方式（表演、戲劇行動）呈現給觀眾；同時，也如同文化、地域矛盾在疫病蔓延時一併爆發那樣，阿鐸也令這些矛盾在戲劇中釋放，並在戲劇展開的過程中尋找衝突平息的方法。由此，藝術成為解決文化衝突的途經，也成為揭示人類精神生活與生命殘酷性的手段，通過誇張、暴力、恐怖的表演，令觀眾思考自身的命運，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
延伸閱讀：阿鐸《戲劇及其重影》〈戲劇與文化〉
_________________
《01哲學》，哲學入門，深入淺出，更好地理解，更好的世界。
下載《香港01》App ，按「＋」號加入《哲學》搶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