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鐸｜戲劇與文化

作者｜阿鐸（Antonin Artaud）
譯者｜桂裕芳

從來沒有這樣的時代，我們的生命本身已成問題，人們卻大談特談文明與文化。這是一種奇怪的平行現象：一方面因當前的去道德化而令生命日益崩潰；另一方面人卻關心一種以往從未與生命契合的文化，而其使命卻是對生命施以暴政。

在談論文化以前，我認為世界處於饑餓中而無思慮文化，人們嘗試將文化導向思想，最後卻轉向了饑餓，純粹是人為的權宜之計。
 
我認為最急迫的，不是捍衛一種未使任何人能免除饑餓之苦或改善生活之慮的文化，而是從所謂的文化中吸取思想，這些思想具有使人振奮的力量，與饑餓的力量相似。
 
我們首先需要生活；需要相信使我們生活下去的東西，是相信有某個東西能使我們生活並相信（live-to believe）下去──相信發自我們隱秘內心所產生的東西，不必是圍繞著我們的、排他的消化性考慮（exclusively digestive concern）。
 
我的意思是，如果對於我們最重要的首先是進食，那麼更重要的是不要將我們饑餓的簡單力量，浪費在進食這個唯一的念頭上。
 
如果說混亂是我們時代的標誌，那麼混亂的根由是斷裂：事物跟字詞之間，事物跟再現它的觀念與符號之間的斷裂。
 
誠然，我們有許許多多的思想體系。古老的歐洲及法國文化的特點即是有為數眾多而又相互矛盾的思想體系，但是從哪裡可以看得見它們對生命──我們的生命──有著甚麼影響呢？
 
我並不是說哲學體系是一種可以立即直接應用的東西，但是兩者必居其一：
 
或是這些體系存在於我們身上，滲透了我們，以至於支撐我們的生命（若果真這樣，書又有何用呢？）；或是它們並未滲透我們，那麼它們便不能支撐我們的生命，（那麼它們消失了又有何妨呢？）。
 
我們必須堅持作為行動的文化（culture-in-action）這個理念，它彷彿成為我們身上的新器官，或某種二次呼吸；而文明是付諸實踐的文化，支配著我們最細微的行動，是心靈的在場（a presence of mind）。將文明與文化分開，用兩個詞來表達同一個作用，是一種人為的區分。
 
人們根據行為舉止來判斷與被判斷為一個文明人，然而，「文明人」（civilized）這個詞已然讓我們混淆：一個有教養的文明人是一個熟諳體系的人，而且他是用、形式、符號與再現來進行思考的。這是一個怪物，它從自己的行為中衍生出思想，而不是將行為與思想等同，這種能力發展成荒謬。

如果說我們的生命中缺乏硫磺（brimstone），即缺乏一種恒久的魔法，那是因為我們選擇去觀察自己的行為，並就行為的幻想形式墮入種種遐想，而不是被行動推著前行。
 
這種能力僅為人類所獨有。我甚至會說這是一種人性的傳染，它污染了原本可以保持神性的思想。並非說要相信是人發明了超自然與神性，我認為是是人類經年累月的的干預，最終敗壞了人類自身之內的神性。
 
在這個一切都不再與生命合拍的時代，我們對生命所抱的一切思想都需要調整。這種艱難的分裂導致了事物（things）的報復。那種不再存在於我們身上的、我們再也無力在物體中找到的詩意，卻突然出現在事物錯誤的一面：人們從未見到如此多的罪惡，它們稀奇古怪，莫明其妙，以至只可經由我們無力完全駕馭生命來說明。
 
如果說戲劇的是作為我們壓抑的東西的出口而被創造，那麼對於生命事實的離奇腐化，所表現出來的無情詩意，就正展示出生命的強度仍然完好無損，而要求我們對它作更好的指導。
 
然而儘管我們喧囂、企圖呼喚魔法，我們內心卻懼怕追求一種完全在魔法的影響與符號之下的存在。
 
因此我們已經確認了的文化匱乏，就因某些宏偉的反常現象而感到驚異。例如在一個跟現代文明毫無關聯的小島上，一條僅從島旁駛過、載滿健康旅客的輪船，可能在島上引發島民從未患上、僅僅為我們國家所特有的疾病，比如帶狀皰疹、流行性感冒、風濕病、竇炎、多發性神經炎等等。
 
同樣，如果我們認為黑人（Negroes）身上有異味的話，那麼，我們應該不知道，對於一切歐洲以外的人來說，是我們白人身上「有異味」，甚至可以說我們白人發出一種臭味，如受感染傷口聚集的膿般白。
 
烙鐵被加熱到一定程度會變成白色。可以說，一切過分的東西都是白色的。對亞洲人來說，白色成為極端腐爛敗壞的標誌。

話說到此，我們可以開始引出一個文化的理念來，這個理念首先是一種抗議。
 
抗議人們強加於文化荒謬至極的限制，將文化貶為某種難以想像的萬神殿，而產生對文化的偶像崇拜，正如崇拜偶像的宗教，將神靈供奉於它們的萬神殿一樣。
 
抗議人們將文化之理念與生命分割開來，彷彿文化在一邊，生命在另一邊，彷彿真正的文化不是一種理解生命、實踐（exercising）生命的精緻手段。
 
人們可以焚燒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在圖書之上和在圖書之外，存在著力量（force）。人們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剝奪我們去尋找這些力量的能力，但他們無法消滅這些力量的能量（energy）。過量的設施消失了，某些形式被遺忘了，這也並非壞事：因為既無空間又無時間的文化，只受限於我們神經能力的文化，會更生機勃勃地再出現。天災不時發生，迫使我們回歸自然，也就是說重新發現生命，這也是合理的。對於動物、石頭、能抵消雷劈的物件、浸滿動物鮮血的服裝的古老圖騰崇拜──簡言之，凡是用來獲取、指引和分導這些神秘宇宙力量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死物；我們只知道從中得到藝術的和靜止的益處，享受者的益處，而非行動者的益處。

然而圖騰崇拜是一種行動者，因為它在活動，它是為行動者被創造的；而任何真正的文化都以圖騰崇拜的野蠻而又原始的方式為依據，它野蠻而又即自主的生命，是我希求能夠崇拜的。
 
使我們失去文化的，是我們西方對藝術的觀念以及我們從藝術中所得到的益處，因此可以說，藝術與文化不能放在一起思考，而這正是與當今普遍的情況相反！
 
真正的文化以激奮與力量來運作，而歐洲的藝術理想則努力使精神沉入一種與力量相剝離，但又對激奮上癮的態度中。這是一種怠惰的、無力的思想，它會趨於一種即將逼近的死亡。羽蛇神（Serpent Quetzalcoatl）的眾多扭轉與迴圈之所以能夠互和和諧，正因為它們表現了一種沉睡力量的均衡與波折，而形式的強度僅僅是為了誘惑與引導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在音樂中引發令人難以承受的的聲音。
 
神靈在博物館中沉睡，火神在他那酷似宗教裁判所的三角支架的香爐前；諸多水神之一特拉洛克（Tlaloc），在綠色花崗岩壁前；還有水的母女神、花的母女神；身著綠玉長袍的水母女神表情凝重，而且在好幾級水簾之前發出回聲；花的母女神的神情歡悅興奮，面部散發出撲鼻的芳香，陽光的原子在上面旋轉；這是一個強制奴役的世界，石頭製作得非常逼真，生氣勃勃，這是一個具有幾體文明人的世界，他們的主要器官停止了休憩狀態，這個人性世界進入我們，它與諸神一同跳舞，既不回身也不後顧，不然它會和我們一樣，成為破散的鹽雕像。

既然談到墨西哥，在墨西哥不存在藝術：東西都是為了實用而造。而世界就處於持續的激奮之中。
 
與我們對藝術所持的無關乎利害的、惰性的觀念相反，真正的文化提倡一種魔性的、極度自負的，即關乎利害的藝術理念。墨西哥人尋求與 Manas 接觸，即在一切形式中潛藏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會隨對形式本身的冥思而被釋放，卻會因對於形式的魔性等同中獲得生命。古老的圖騰正可以加速這種交流。
 
這種多困難的情況：當一切都催我們入睡，而我們卻或會有意識地瞪眼環顧四下，我們醒來，如彷彿在夢中那樣觀看四周，我們的眼睛再不知悉自己的功能，它們的目光朝向內心。

就這樣產生了一個無利害行動的古怪概念，然而這畢竟是行動，而且比要繞過休憩的誘惑更為暴烈。
 
任何真正的畫像都以自己的影子作為替身；若雕刻家在塑像時認為自己釋放了某種影子，以摧毁他的安寧，藝術在此刻就動搖與失敗了。
 
與象形文字所推廣的一切魔性文化相似，真正的戲劇也有它的影子，而且，在一切語言與藝術之中，戲劇是唯一僅存的，其影子撕碎了它們的限制。我們可以說，從一開始戲劇影子便不能容忍任何限制。

我們僵化的戲劇觀，與我們僵化的、無影的文化理念是連結著的，這種觀點認為不論我們的精神（英：mind／法：esprit）轉向哪個方向，它所遇到的只是虛無，而實際上空間是滿盈的。
 
然而真正的戲劇，由於它會動並使用活的道具，因此它持續晃動影子，在此生命從不休止摸索自己的去路。演員不重複兩次同樣的動作，而是做多種動作，在移動；而儘管他使形式粗暴化，但在其背後，通過這些形式的毀滅，他達到了比形式更長久的東西，而且使它繼續下去。
 
戲劇在一物所有之中，卻利用一切──姿勢、聲音、字詞、呼喊、光明、黑暗──精神需要一種語言以表出自己的顯現，正在這點上戲劇才能重新發現自己。

將戲劇固定在一種語言裡──書寫的詞語、音樂、燈光、噪音──這標誌著在短期內它要消亡，因為對一種語言的選擇，表明了對於這種語言帶來的特殊效果有所偏好；而語言的乾枯則是與它的局限性相伴而來的。
 
就戲劇、就文化而言，問題仍然是命名和如何引導影子。戲劇並不固定於某種語言與形式，它不單摧毀虛假的影子，亦為新世代的影子鋪路，並在這周圍聚集了生命的真正戲劇。
 
打碎語言以接觸生命，這便是創造或再創造戲劇；重要的是不要相信這個行動應該是神聖的，即與眾不同的──重要的是相信不是任何人都能創造戲劇，因為它需要準備工作。
 
因此我們應該擯棄通常對於人及其能力的限制，將人們所稱的現實之疆界擴展至無限。
 
我們必須相信在某種意義上戲劇能更新生命，在這種意義下的生命，人會無懼地變成尚未存在之物的主人，並使它存在。只要我們不滿足於當僅僅作記錄的有機生命體，那麼一切尚未誕生的就仍可以誕生。
 
當我們說「生命」這個詞時，必須清楚我們並非指從事實表面來理解的生命，而指形式永無法觸及的脆弱而起伏不定的中心。如果說我們這時代還有甚麼像惡魔一般該受詛咒的話，那便是在藝術形式上裹足不前，而不是像被處火刑的人那樣，透過火焰發出訊號。

選自《殘酷戲劇：戲劇及其重影》〈戲劇與文化〉，安托南・阿爾托著，桂裕芳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譯文經01哲學編輯大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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