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人有惡報為何是悲劇？論《伊底帕斯王》與《馬克白》

作者：葉俊賢（清華大學哲學系在讀碩士研究生）

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是古希臘悲劇文化的偉大結晶；而英國偉大文學家莎士比亞所著的悲劇《馬克白》，則代表了兩個西方文明——古希伯來文明和古希臘文明相結合的近代文化產物。兩個作品之間表現出了某種一致性和差異性。從一致性的方面來說，兩者均描繪了相似的悲劇主題：人與其命運的對立，甚至還使用了相似的具體情節，即出現某種貫穿全局的必然命運——在《伊底帕斯王》中是神諭，在《馬克白》中就是女巫的預言，這些一致的地方可以理解為近代西方對古希臘作品的文化繼承。但如果從兩者差異性的方面來看，《馬克白》體現出的更多是基督教文化所帶來的影響。

如果以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所建立的悲劇理論作為基礎去看，以《馬克白》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悲劇，似乎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同於古希臘的悲劇元素。這些差異均能在兩者所處的文化語境——希臘神話以及基督教聖經中，找到其相應的文化源頭。此外，雖然在悲劇的情節和人物設定上，《馬克白》好像完全違背了《詩學》中提到的悲劇以引起憐憫和恐懼情感所需要的元素，但經過進一步的分析，便會發現這些所謂的差別，只是自古希臘悲劇根基上所作的外在變化，仍然沒有完全脫離古希臘的理論框架。對於上述提及的各項要點，本文嘗試從西方哲學的理論框架中予以分析，最終將揭示出《馬克白》與《伊底帕斯王》在本質上同為悲劇所具有一致的理論要素。

《馬克白》與《伊底帕斯王》的異同

稍作比較，便可以發現兩部悲劇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上、內容上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首先，兩部著名的悲劇作品具有相近的情節，都反映了對某個悲劇主題，即「人與其命運對立」的描寫，而且兩者均存在著某種貫穿故事始終的外在必然性，但在細節的處理上卻表達出截然不同的地方。

在《伊底帕斯王》中，這樣的外在必然性是以一種強有力的、不可抵抗的、無法逃避的、來自天上神諭的形式而呈現的。當主人公伊底帕斯得知自己將要殺父娶母的命運後，竭力去抵抗和逃避可怕的命運，可是，越是抵抗逃避，他就越是接近既定的命運，最終事情還是按照原來的樣子進行。

在《馬克白》中，不存在獨立於人意志之外的、冷酷無情的強制力量，命運似乎完全取決於人的意志，它透過人類的內在慾望而被喚醒起來，女巫的預言總是體現為某種可能性或模糊性。但經過分析以後，很快便能發現，所謂的自由選擇也只是一種必然性的「變體」，是以某種更隱蔽的情況作為條件的，本質上和《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諭同樣是一種外在強加的必然命運。

在伊底帕斯的悲劇中，天神仿佛早已把握一切事情，仿佛知道伊底帕斯得知神諭後，會極力避免悲劇的發生，在此以一種直接強硬的方式，干涉主人公的命運走向，使主人公一下子就步入圈套中。例如：疫症的蔓延，使得伊底帕斯苦苦追查本可能被塵封的，關於老國王拉伊俄斯的被害真相，這也成為了伊底帕斯後來知道自己殺父的原因；而先知以及牧羊人的話語，更是加快了主人公悲劇的發生。在這裡，主人公看似有著選擇的自由，他的行動看似都出於自己的意志，例如他本可以不幫助忒拜的人民，任由他們被斯芬克斯吃掉，本可以逃之夭夭不去追查父親被殺的真相，但實際上他卻只是天神達到其目的的「工具」或「手段」。

各種表面上看來偶然的事情，不管是伊底帕斯碰巧在路上遇到生父，而導致殺死父親的悲劇，還是偶然破解史芬克斯的謎題，從而拯救忒拜人民，迎娶生母，甚至是疫情的突然爆發，讓俄狄浦斯不得不找出「真兇」，引發真相等等……種種因素都以一種不可預知的、突如其來的方式出現，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主人公事前所無法掌控的，是以天神賜予的必然宿命而來的。可以想象，即使伊底帕斯沒有在三岔口上碰見父親，他仍然會在另一情景中殺死父親，因為這是他無論如何也無法改變的命運。

根據斯賓諾莎《倫理學》對自由的解釋，自由就是自因，亦即自身的發展出於自身，自身之內包含了自身發展的原因。斯賓諾莎《倫理學》中的原話是：「凡是僅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為僅僅由它自身決定的東西叫做自由。」在此可以理解為，人們自己行動的原因出於自己。換句話說，人們能決定自己的行動，而不被外在事物影響時，才是自由的。黑格爾在《小邏輯》中，也論述了這樣一種僅僅是形式上的自由，他認為自由就是同時在自身以及外物之中，亦即自己倚賴和決定自己。

同理，在伊底帕斯的故事裡，任何因素都無法被主人公所認識的情況下，他的每個決定就只有受制於眼前的外在條件，因此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瘟疫肆虐，使得伊底帕斯不能對人民的生死置若罔聞，在不知自身是災禍根源的情況下，必然以人民的命途為首要考慮，他甚至連顧及自己私心的可能性都沒有。早期的古希臘悲劇中，這種外在的必然命運，更像是自然界的規律一樣（如人生必有一死，任何人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不同的選擇都無法改變最後的死亡），是無關於個人意志的自由選擇。如同伊菲革涅亞的悲慘命運一樣，伊底帕斯的結局是早已被決定的，不存在其他可能。無論採取任何一種行動，最後事情還是一如既定般的來臨，其表現形式是冷冰冰的、沒有商榷餘地的。

慾望、命運與原罪

然而，經過基督教文化的洗禮後，這種悲劇命運在呈現方式上，卻有了一些更為曲折的變化。以莎士比亞的悲劇《馬克白》為例，故事中的主人公同樣透過女巫的預言（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伊底帕斯王中的神諭），而得知自己將來的命運。相比於古希臘悲劇裡，天神意向的直接介入和強制干涉，《馬克白》中的情節設計更加複雜多變。

首先，女巫的預言雖然跟神諭一樣，「準確地」預示了主人公未來的命運，但是並沒有像神諭那樣，直接把最後的結局揭示出來，而是逐漸引誘馬克白親手實現自己的命運。在這裡並沒有任何不可抗的、無法逃避的外在力量左右著主人公的命運發展，命運在此以一種更加隱秘的方式呈現，它是以喚起主人公內心慾望的方式存在的。如前所述，馬克白最終的命運並沒有像伊底帕斯那樣被完全地揭示出來，可以看到，馬克白起初的決定似乎都有選擇的餘地，只要他在關鍵時刻壓制住自己的慾望，後面的事情可能就無從談起。

然而，這正是慾望可怕的地方，它是某種出於主人公自身，而又不完全能被主人公個人所掌控的事物。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指出的：「在一切衝動中，我是從一個他物，從一個外在於我的事物開始」，「被他自己的衝動所決定的自然人，並不是在自己本身內：即使他被衝動驅使，表現一些癖性，但他的意志和意見的內容卻不是他自己的」。衝動（故事裡體現為追求權力的慾望）更像是某種潛藏於人內在的外在必然性，雖然它看似內在於人，但人往往反過來被自己的慾望所牽制，慾望變成了一股無法被人控制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的邏輯，去誘導人們滿足自身。它就像拉康所說的客體a，是一個空白的屏幕，在屏幕上人們可以投射各種慾望，慾望的邏輯就是要使自身保持為缺乏的狀態，永遠不能獲得滿足，同時又誘導著人們不斷去追求。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外在的必然性，而且是一種更為隱蔽的必然性。

馬克白的每個行動都能事前預見某種結果，例如：馬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將要殺死的是國王，而不是他人，並不像伊底帕斯那樣，不知眼前的人正是生父；馬克白是有預謀要殺死國王的，跟伊底帕斯在爭執中失手殺死父親的情況不同。因此，兩部悲劇的差異同時也涉及到行為和目的的關係。在《伊底帕斯王》中，存在著行動和目的不一致的情況。伊底帕斯的主觀意向不想要殺死自己的父親，與其在行動上殺死了父親這一客觀事實並不相符；然而在《馬克白》中，行動和目的總是一致的，馬克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弒君，就是要成為國王，這與他在行動上殺死國王是一致的。兩者在外在必然命運中的過程是相似的，均存在著一些外在的原因（《伊底帕斯王》的災禍，《馬克白》的預言引誘），只有在必然命運的具體表現上存在差異。在兩者各自代表的兩希文明——古希臘文明和古希伯來文明的宗教或神話中，皆可以找到這種具體差異的文化淵源和原始痕跡。

在古希臘神話中，諸神的懲罰更多是直接降臨的，人們若然冒犯天神，如對諸神不敬，沒有按照天神的要求獻祭等等……災禍是直接降臨人間的，以雷電、洪水等等各種天災、疾病（如《伊底帕斯王》中的瘟疫）、妖怪（如斯芬克斯），或者以詛咒的方式（如忒拜國王拉伊俄斯被兒子所殺）懲罰世人。在舊約聖經中，上帝創造了美好的伊甸園，但同時也創造了試探人類的分辨善惡樹，亞當和夏娃被蛇所引誘而犯罪，就像馬克白受到女巫和妻子的引誘和唆使一樣。上帝賜予人類自由的意志，甚至包括作惡的可能，亞當和夏娃，正是在無法抵抗誘惑的情況下走向犯罪。善惡樹的存在，代表上帝給予人類的某種可能性，作惡還是行善最終取決於人類能否經受試探和誘惑（從消極的一面看來，善惡樹的設立提供了人類犯罪的可能性）。女巫的預言同樣帶有某種試探性，她們告訴了馬克白成為國王的可能，但馬克白卻沒有經受得住權力的誘惑，從而選擇了弒君奪位的道路。

在舊約聖經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夏娃違反上帝吩咐的原因。她由於聽信了蛇的話，認為吃了善惡樹的果子後，便能擁有上帝般辨別善惡的能力，這是在挑戰上帝的權威，企圖達到上帝的地位（馬克白同樣在挑戰國王的權威，企圖成為國王）。從《馬克白》整部悲劇看來，馬克白及其妻子，不同程度地構成了馬克白內心的某種隱喻。當馬克白殺死國王，而感到驚慌恐懼，不知所措之時，妻子卻冷靜地為他處理好兇案現場。此時的馬克白代表著其內心的良知，妻子卻代表著追求權力的慾望。在悲劇的前半部分，馬克白一直受到妻子的引導而行兇，這時的馬克白是徘徊於良知責備以及權力慾望之間的。這在殺死班柯之後的表現尤為明顯，良知的譴責使馬克白看見班柯的鬼魂，而妻子卻在一旁不停地教訓和督促他，慾望儘管試圖去說服良知，但至此還沒有佔據主導的地位。

到了悲劇的後半部分，馬克白內心冷血和殘忍的一部分逐漸突顯出來，妻子的死亡反映了馬克白的內心已經完全被權力和慾望所驅使。向惡的部分不再以妻子的形象出現，而是完全蒙蔽了馬克白的內心，僅存的良知卻退居其次，隨著妻子的死亡而泯滅。馬克白妻子死前不斷洗手，卻無法洗去雙手血跡的表現，體現出基督教文化裡，每個人生來均有的原罪。洗不掉的血猶如耶穌基督的死亡，十字架上的血並未洗脫世人的罪惡（基督死後人類繼續作惡，原罪仍在），反而成為人類曾經作惡的鐵證。

綜觀整部《馬克白》，整個悲劇都看似是主人公一手造成的，但其實與《伊底帕斯王》一樣，一開始就設定了某種必然的命運，逼使主人公走向預定的軌道。兩者在某程度上具有一致的命運，都有某種必然無法避免的結局，但在《馬克白》中這表現的更加曲折晦澀，有趣的是，女巫的預言都以各種方式實現了，其中可能有馬克白本身的因素，但更多還是命運本身的必然走向。在結尾處，老國王鄧肯的兒子似乎繼承了蘇格蘭王位，這表面上違反了女巫的預言，但關於「班柯後人將會登上王位」的預言仍然有其實現的可能。班柯兒子雖沒有緊接著馬克白的滅亡而登上王位，但仍可能在將來成為蘇格蘭國王，結局並未排除這個可能性。而且從故事中的各種細節上推斷，如馬克白派去的殺手沒有成功殺死班柯的兒子，以及班柯八位後人的顯現等等，都似乎在不同程度上，隱約地暗示了預言將被實現的可能性。

故事中所有來自女巫的預言，至少是表面上，都被一一地實現了。馬克白所能主宰的只有要不要殺死國王（甚至無法證明，麥克白殺死國王是自由的選擇，還是命運的必然安排），至於殺死國王之前的考特領主之死，以及之後一系列無法被主人公所掌控的事情上——勃南森林的移動，戰敗後被剖腹子殺死等等，卻足以證實其既定的命運。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之所以能夠引起觀眾憐憫和恐懼的情緒，在於其描述了比平常人好一點的人的行動。正正因為比平常人好一點的人遠遠不是完美無瑕的，他們也會犯錯誤，這個錯誤卻導致人們需要承受本不屬於他們的巨大痛苦，如此一來便能使觀眾心生憐憫，憐憫主人公所遭受的不公平經歷。此外，由於他們只比平常人好一點，因此比較接近平凡人，對於大多數是平常人的觀眾來說，容易產生想象，是否有天會因為自己的一個錯誤而引發巨大的災難，這樣就成功地引起了恐懼。

這裡就涉及了更大的問題：《馬克白》好像違反了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主人公馬克白即使在今天看來，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壞人作惡不是罪有應得嗎？平常觀眾不會對壞蛋心生憐憫，這樣的大魔頭也難以令觀眾產生共鳴（平常人大多不至於那麼殘忍冷血），那麼它何以成為一部悲劇呢？只要深入觀察，便可發現馬克白不是生下來就成為一個大魔頭的。從出場時的設定看來，他是在平定叛亂和抵禦外敵入侵後，凱旋歸來的路上遇見女巫的，可以推斷出來，他為國家建立了一些戰功，要不然國王不會如此信任他（如毫無顧忌的在他城堡中過夜），如果沒有遇到女巫，沒有被預言迷惑，他本可能成為一個受人民愛戴的英雄。馬克白起初是在妻子的慫恿下殺死國王，甚至之後仍然受到良心的譴責，所以才看到班柯的鬼魂。

就這樣看著一個本可能成為英雄的人物，在女巫的誘惑和妻子的逼使下，逐漸轉變成為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從而誤入歧途，人們的憐憫之情便由此而生。加之，正因為人類均有原罪，均有作惡的能力，均容易被慾望所驅使，所以觀眾便會害怕哪天像馬克白一樣，經受不住慾望的引誘，從而犯錯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伊底帕斯王》與《馬克白》在本質上都繼承自同一個悲劇傳統，亦即繼承自以亞里士多德《詩學》為代表的古希臘悲劇理論，《馬克白》只是在此既有框架內的變體，其悲劇文化的根基仍然沒有與古希臘文明割裂開來。在保持古代傳統悲劇理論的基礎上，《麥克白》添加了更多創新的元素，從而進一步地發展了悲劇本身。然而，兩者在本質上都繼承自古希臘的悲劇文化，古希伯來文化的入侵更多是為近代的悲劇作品提供新元素，並沒有真正動搖古希臘悲劇理論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