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疫年紀事》：瘟疫是信仰與社會制度的隱喻｜胡雅雯
寫成《愛在瘟疫蔓延時》的馬奎斯曾多次在訪談中談到笛福（Daniel Defoe），而他最為推崇的作品並非赫赫有名的《魯濱遜漂流記》，而是那部記述了倫敦疫病蔓延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從《百年孤獨》到《愛在瘟疫蔓延時》，這位魔幻寫實主義大師在末世論基調中呈現的紀實與虛構，追隨的正是笛福的藝術；他甚至還根據《大疫年紀事》創作了一部名為《瘟疫之年》的電影劇本⋯⋯那麼，這部令馬奎斯癡迷的《大疫年紀事》究竟記述了怎樣的疫症之年？
瘟疫是上帝徵象的顯現
《大疫年紀事》通過倫敦鞍具商人 H.F. 的詳細記述，記載了倫敦1665年爆發的大瘟疫。他之所以能夠仔細記錄這場瘟疫，首先源於他在瘟疫來臨時，留下還是離開的抉擇。一開始，他認為「預防瘟疫的最好辦法是從它身邊溜之大吉」，但經歷了被僕人丟下、僱不到馬兒出行、託付事宜的婦人生病等一系列以外之後，H.F. 認為「上天的旨意就是我應該不走」。於是，他開始思考「我要履行的義務是甚麽」，並企圖從《聖經》中尋找答案。
H.F. 將性命託付給上帝，在瘟疫蔓延的城市留下，事無巨細地記錄他的所見所聞，為的是要給後人留下一份「備忘錄」——萬一再有類似的災難發生，也好給人提供指導。H.F. 將瘟疫看做是「上帝的復仇」，亦將自己的僥倖存活視為「上帝的賜福」，這些無不顯示著內在的宗教情感對他的支配：他認為自己是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充當上帝「復仇」和「賜福」的見證人。在這一層面上，對瘟疫的閱讀就成為了對上帝的「徵象」（signs）的閱讀——生或是死、徵兆還是啟示、毀滅還是救贖⋯⋯？對他而言，離開對上帝的理解，這個世界便是不完整的。
而 H.F. 選擇將日常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的這種方式，也符合十七世紀清教意識中的「天意與日記傳統」。里奇蒂（John Richetti）在《笛福的一生》（The Life of Daniel Defoe）中曾明確表示，「《大疫年紀事》與清教宗教自傳有密切關聯」。清教強調信徒與上帝的直接聯繫，信徒將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無所不在的神意以書寫的形式記錄下來，並將其視作信仰指引下的心性求索，以及一種從世間尋求得救的佐證。最終，敘述者帶著對上帝的感恩和喜悅讚美，結束敘述，並且用一個清教徒不乏自得的口吻，為倫敦大劫難劃上句號：
倫敦發生一場可怕的瘟疫，
在五六年，
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
而光，而我卻活了下來！
瘟疫是制度失效的印證
儘管記敘詳實，令讀者往往將其與史料混為一談，但這場瘟疫發生時笛福只有五歲，成書出版也在多年以後。事實上，小說描寫1665年的倫敦，卻是以1722年成書時的倫敦為原型；是 H.F. 寫下的瘟疫年日記，呈現的卻滿是他者的命運；寫個體在艱難時刻的見聞，反思的卻是社會如何自救⋯⋯笛福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構建的其實是歷史與當下、主體與他者、個人與社會的多重關係。
瘟疫在瓦解個體健康的同時，更是對社會秩序的瓦解。個人因由瘟疫帶來的、與他者的關係隔絕，而被迫自保求生，這也促使社會協調自救；而社會的這種自救，很大程度也決定了個人的實際生存狀況，令主體與社會公共性關係更加突顯並難捨難分。
儘管 H.F. 認為留下來是神的旨意，但讀者亦能從字裡行間看出他在瘟疫蔓延的時刻仍對個人財產無比關切：
「我似乎擁有的那種可見的天職是來自我職業的特定狀況，還有我對於保護我的資產應有的關切，而那份資產，正如我會說的那樣，是我的身家產業。」
這令我們看到 H.F. 宗教信念之外的一面——個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更具體地，是個體此時的自救。因此，瘟疫時刻既是 H.F. 見證神意的時刻，又是洞悉個人與他者、社會關係的時刻。他看到，瘟疫——這一始於個體疾患的病症——藉著其傳染性，最終引發社會恐慌，它為人性的演繹提供了舞台，也成為了社會問題的縮影以及制度缺失的印證。
正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瘟疫時期個人自由與社會權利交互過程的論述，他認為，對病患的監控、隔離及通行控制形成了一系列精細化措施，用以區分個體差別。同時，社會權力在這個特殊時期分化，並為個人主體性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大疫年紀事》中，瘟疫爆發，宮廷與權臣逃往外地——當權者的分化，削弱了自身權威。由此，在於瘟疫鬥爭的過程中，又分化出了兩類話語：官方話語和民眾的非官方話語。社會失序引發的恐慌和信息混雜構成了可怕的合力，於是，瘟疫使政府權威被撼動，民間的非官方話語——被稱為謠言的話語或是謠言——具備了可信度，從而顛覆了以往的社會規則。
布蘭德溫（Michelle Brandwein）則認為，在瘟疫的敘事帶來了兩個反轉，「一種是社會的反轉，被邊緣化的窮人與病人如今佔據中心位置；另一個是個性化的反轉，身體主宰了思想」。笛福在書中所示，戰勝瘟疫的過程更是讓秩序歸位，重構社會共識的過程。
《大疫年紀事》成書的年代，還沒有微博、Facebook，新聞報紙仍是大眾獲取消息的主要媒介，因此也還沒有因「散佈謠言」被懲罰的醫者；也還沒有 ZOOM，不能網絡教學和辦公。但同樣的是，當瘟疫蔓延，倫敦政府也統計病患、發佈數據，設置關卡減少通行，隔離病人並嚴格看守，熙熙攘攘的街道變得荒蕪淒涼⋯⋯在 H.F. 的記述中，慘狀下的倫敦「整個浸泡在淚水里」，悲劇一幕幕上演，「連世上最剛強的人聽著也會為之心碎」。
文學家庫切認為，《大疫年紀事》是一個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個人生的故事，要告訴我們的是，面對死亡的來臨應該早做準備，否則就會被它擊中。然而，疫病蔓延中的死亡真的可以早做準備嗎？當我們經歷眼下這場瘟疫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甚麽？面對身處死亡、別離與社會矛盾的漩渦，你又會寫下怎樣的瘟疫年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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