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是錯的？ 普殊同教授訪談錄（下）丨康淩
作者：康淩
上文鏈接：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是錯的？ 普殊同教授訪談錄（上）
從來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
問：您的這個說法似乎非常激進，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在您看來，20世紀那些「社會主義」社會，實質上從沒有真正實現過社會主義？
普殊同：對於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帶來的一種可能性，所以，它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蘇聯和中國並沒有超越資本主義，它們是特定歷史時段中的另類的資本主義形式。我們可以看到，在一戰到1970年代之間，那些沒有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因為資本的不平等，導致了它們的發展的極度不平等，或許可以說，是資本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發展。然而，那些進行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卻以國家主導的方式，成功地發展了國家資本。
這一現象在蘇聯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最早始於德國和日本，和英國相比，它們發展出了一種不同形式的資本工業化，其中，國家在資本積累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在蘇聯和中國，國家則更進一步地扮演了全能角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將其稱為另類的資本主義。而實際上，這種人們所謂的「社會主義」，正是一種另類的資本積累形式，這種形式製造了一個工人階級。問題是，在馬克思這裡，社會主義指的是超越工人階級，你如何能用製造工人階級的方式來超越工人階級呢？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完全誤解了，社會主義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而不是與資本主義相競爭的社會。換句話說，在馬克思那裡，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之後，兩者具有時間上的關係。而從史達林開始，社會主義則成為資本主義外的一個陣營，兩者的關係具有空間的形式。由此，時間的問題轉變成了空間的問題。
在一開始，人們不認為蘇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而僅僅認為蘇聯革命可以成為西方革命的導火索，從而產生世界革命，但當德國革命被鎮壓之後，史達林製造了「一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事實上，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都認同，不存在什麼「一國社會主義」。許多人認為史達林證明了馬克思是是錯誤的，但事實正好相反，蘇聯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在那裡從未存在。
問：但您又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社會主義提供了可能性，那麼在您看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除了生產力的高度發達之外，還有什麼？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似乎不能「自動地」匯出社會主義。
普殊同：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當大眾不再願意從事無用的勞動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時機就到來了。這裡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區別，一種不願意是指，我知道勞動是必要的，但我不願意做。而另一種是指，人們已經認識到，勞動並非必要，我們可以不通過這樣的勞動而生活。這裡說的是後者。在西方，這種意識始於1960年末，那時，人們開始質疑工作本身的必要性。而在1970年代的危機之後，事情重新顛倒回來。在1960年代，人們普遍感到的是物質的充裕，而1970年後，資本主義所做的事情是重建缺乏，充裕的感覺不再有了，儘管你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富人。隨之，人們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一方面，人們被迫去做工作，但另一方面，人們心裡又認為它是不必要的，這將人們置於一種高度的內在的緊張之中。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完全是一種社會反動。
事實上，如果人們不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那麼所謂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就永遠不會被實現。在這裡，意識非常重要。自然，他們不必看懂三卷《資本論》，但是他們需要理解為什麼他們以現在的方式生活，為什麼不高興。這不是因為他們是移民——這是歐美很流行的一種解釋。很多時候，這些異議都變成了各種類型的自我解釋，而在這種自我解釋中，就包括所謂認同的政治。保守份子為了爭取霸權而發展他們的社會理論，其中大量涉及了認同的政治。認同政治強調特殊性來反對普遍主義，這意味著他們對自己更有興趣。譬如說性別理論，相信我，法國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在學術圈外，基本上不會為女性說話，他們完全專注在自己身上。在我看來，以性別的劃分來把握問題，本身就是一種錯位，以錯位的方式無法真正處理問題。性別理論影響了社會嗎？德國的激進的女性主義影響了社會嗎？只要看看德國有多少女性的教授——幾乎沒有。而在法國，除了那些女性主義者，又有多少理論家是女性？
當然，德里達是重要的。但他更應當被視為一種症狀，而不是原因。或者說，他以理論的方式代表了一種症狀，他自己並沒有表達什麼，他本身是一個表達。
除此以外，還有資本主義者——他們不是笨蛋——在美國，花了很多錢，去在大學之外創造基礎，創造知識份子——如果他們有資格被稱為知識份子的話——，讓他們發表文章，出版著作。曾經，美國的右翼在知識領域毫無資源，但現在，他們有很多東西可以表達，非常有效地影響著人們觀察世界的方式。
總之，我們需要對這些現象進行理論解釋，我所提供的只是第一步，還遠遠談不上完整。
問：您在您的書中多次提到，馬克思所提供的框架，可以有效地用來把握馬克思自己的理論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具有一種自我反思性。那麼，同樣的，您如何定位您自己的理論工作與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給我們提出了什麼樣的新的問題與任務？
普殊同：我的理論工作，與1960年代的資本主義發展有很大關係。在1960年代，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因為共產黨變得越來越保守，從而成為被攻擊的對象。不論是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還是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認為他們是在反對黨的官僚化。也就是說，人們覺得馬克思完蛋了，這就是為什麼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在法國逐漸浮出水面。
然而正在那時，我意外地讀到了馬克思的一些手稿，從而改變了我對他整個理論的看法，我認為，馬克思給出了一個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它比後結構主義所提供的框架要有效得多。因為，借由馬克思的方法，我們可以用一種馬克思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所無法提供的視角來理解世界。比如說，對於當下的危機，後結構主義者沒什麼回應能力，他們只有談到國家的時候才能發揮點作用。不是因為我比盧卡奇聰明，而是因為我和他處於不同的時代。
換句話說，如果將這些社會運動視為歷史時刻的表達，那麼，我所試圖做的，是以理論化的方式來解讀這些歷史時刻。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與社會運動很有關係，而馬克思的理論正是在這一方向上非常有效，因此，對於我而言，馬克思是一位理論家，而不是宗師，更不是什麼一言九鼎的神聖人物。
至於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問題，我想，民族主義依舊是值得關注的。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非常具有攻擊性，事實上，民族主義會導致非常危險的狀況，乃至將全球拉入各種聯盟的對立中。19世紀初，人們認為全球一體化非常好，戰爭不再可能。歷史書上只寫到德國、英國、法國之間的戰爭。但事實上出現的，卻是各種大型的聯盟，英帝國、日本帝國、德國試圖建立的帝國，而美國則要求進入英帝國，英國五年前才還清了二戰時欠美國的賬。我可以感覺到——僅僅是感覺，目前中國正在試圖與巴西、與東非，或者印度——如果可能的話——建立聯盟。美國對此的回應是建立一個環太平洋的聯盟，包括與日本、印度、美洲等，而民族主義是背後的一個重要動力。
然而，如果批判知識份子本身是民族主義者，或許情況就不太樂觀，這不是說民族主義本身不好，而是說，這會阻礙他們嘗試著手解決複雜的歷史問題。阻止民族主義的真正堤壩是左翼。左翼的任務是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如今的國際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但是，如何在民族與國際之間進行仲介和轉化，是非常關鍵的問題。我認為，新的國際主義應當是與勞動的國際分工有關的，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在全球範圍內，勞動的數量是否能下降，而這又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