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際橋牌社】藍綠統獨拉扯下 能說好一個台灣故事嗎?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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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暗夜漁船迎向海峽破曉,這艘載滿大陸偷渡客的漁船以悲劇收場,却意外打開冰封四十年兩岸政府的厚冰現况,引發長期在台國際各種勢力的新一輪互動角力,只是,他們都是觀望者。」
1990年代發生的907慘案對兩岸關係造成巨大的衝擊,也揭開國際橋牌社的序曲。907慘案,又稱「閩平漁5540號事件」,是指在1990年7月,當時台灣的軍警將63名漁民關進小小的船艙中,命令船工用釘子把船艙頂蓋封死,由於空間狹小,悶死25人。
這起事件造成兩岸輿論譁然,但在《國際橋牌社》還原處理的歷史事件卻不只一件,1991年獨台會案、1992年台灣與韓國斷交、1995年黃國章命案等,這樣爭議性的歷史性事件要如何呈現,在台灣藍綠兩黨對立、統獨拉扯下,要站定什麼角度?怎麼說政治故事,都是一大難題。
藍綠、統獨對立之下,有沒有可能寫好一個屬於台灣的政治故事?
本次專訪將分為上、中、下三篇登出,本篇為中篇。

《國際橋牌社》用六個青年學子來串起1990年代的大時代的悲劇。(國際橋牌社提供)

透過六個不同背景主角來看大時代

製作人汪怡昕曾說,台灣的現實情勢就像在一場牌局中,有時像籌碼,可是又上不了牌桌,但偏偏每件國際大事都會牽動台灣,「台灣不是世界局勢中心,但世界局勢、角力都會在台灣。」這也正是劇名為《國際橋牌社》命名由來,而這樣的大時代下的人物,如何選擇、有怎麼樣的掙扎?

《國際橋牌社》透過六個背景、個性不同的年輕人一路的跌跌撞撞、改變來刻畫90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而六個年輕人包括侍衛官、招待所名花、菜鳥記者、參加社運的文青、黨國幹部以及權貴之女。六個人不同的社經背景、多方的視角來看待相同的歷史事件,也是《國際橋牌社》的野心。

只是在宣布開鏡前,國際橋牌社製作組為保護工作人員不受政治紛擾,對導演和演員以下的名單都保密到家,但實際情況恐怕更接近「喬不定(無法確定)名單」。誰來導演、誰來演戲,卻變成「誰敢接」?

《國際橋牌社》從找尋資金到演員可謂一波三折。

畏懼封殺 找不到演員導演

由於《國際橋牌社》涉及1990年代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過程,議題敏感,許多影劇人員怕演完後就被大陸封殺,汪怡昕透露,「大家都很剉(害怕),也有已經簽約的工作人約在新聞出來後,就突然say Goodbye的。也有演員簽約後突然『越想越不對勁』。」

最終導演決定由曾入圍過金鐘獎、金馬獎的台灣導演、作家李志薔接掌,演員人選裡包括在《我們與惡的距離》飾演李大芝有亮眼表現的演員陳妤、以《樓下的房客》演出入圍金馬獎的演員李杏、台灣演員周孝安、廖苡喬、資深演員楊烈等,一切才算塵埃落定。

《國際橋牌社》裡陳妤再次飾演記者。(國際橋牌社提供)

有趣地是,政治人物或過去參與過台灣社會運動的人物對於回到過去,「客串」《國際橋牌社》的經典歷史片段,卻是不分藍綠的踴躍,這也成為《國際橋牌社》裡有趣的彩蛋。日前曝光的90秒預告就有超過20個真實人物的彩蛋客串,包括美國在台協會(AIT)前處長司徒文、四任總統的英文秘書李靜宜、資深媒體人趙少康、馮光遠,政治人物鄭運鵬、阮昭雄等,橫跨領域和政治光譜,今昔交錯,虛實之間,成為《國際橋牌社》地另外一個亮點。

人到齊了,但還有難關恆在前頭。

拍政治寫實劇的難與攔「台灣超過20年的歷史拍不了,還沒開拍就完了。」另一部今年5月在台上映的政治類電影《幻術》,出品人、編劇蘇敬軾曾這樣說過,所以他才選擇15年前的319槍擊案做背景。

汪怡昕基本上同意這個說法:為了拍攝出30年前的台灣總統府周遭環境,他和團隊到現場考察,發現「道路還在,但標線不一樣了;林蔭還在,但是車子都是現代車。」身在其中時並不覺得,但是回過頭來,卻為台灣社會演變的速度感到吃驚。

《幻術》從李登輝任職總統開始回溯台灣這50年來的政治發展,台灣省的存廢到民選總統,最後延伸到319這天的驚天槍聲,讓觀眾能夠用不同的角度思考319的面相。(官方Facebook)

「跟20年前一樣的,真的,只有天空和樹。」汪怡昕笑著說。台灣沒有保存歷史街區的傳統,時日一久,甚至也沒有專門為台灣歷史片而設的影城,在第一步取景時就遇到難題。事實上,另外一部仍在製作中的《北城百畫帖》,因為時代設定在日本統治時期,就乾脆以全綠幕為主,實景多只用來當作3D動畫的取模來源。

但要拍攝總統就職典禮的大場面,總不能含糊而過吧?汪怡昕笑著說,「所以我們就直接去總統府拍攝。」

台劇首例 200人赴總統府拍攝

《國際橋牌社》是史上第一部獲准進入台灣總統府拍攝的戲劇,不僅如此,行政院、立法院……能用實景的就通通都去借,連搭景用的場地都是去桃園借用軍事基地來的。 台灣政府公部門的支持是不能忽略的,舉例來說,文化部就發下新台幣3,000萬的補助款。

但政府補助也是不能依賴的,台灣政府2、30年來不斷發下「國片補助金」,金額從數十萬到3,000萬新台幣不等,但亦有論者以為,補助款反而限縮了影劇業的想像力,預算超出補助款的天花板後就難以為繼。 汪怡昕則始終認為,好的商業片就應該要能夠靠商業市場自給自足才對;若是只想著補助款,那就會是一種不長進。

「我們一集預算800萬也一樣叫做歷史劇。」汪怡昕苦笑說:「我們其實是很拮据的。」,《紙牌屋》光是前期籌備就花了超過1,500萬新台幣,正式搭景時把一整棟白宮都搭出來,這無論如何學不來。汪怡昕舉例,美劇《紙牌屋)》一集預算就高達1.08億新台幣;英美合作的歷史政治劇《王冠》則更高,一集預算相當於4億新台幣。所以對於台版紙牌屋的封號,汪怡昕哈哈大笑,「規格差太多了,怎麼比。」

藍綠紅資金都不拿

但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汪怡昕對於資金的「來源」卻很執著。

「重點是我不想靠哪一個特定陣營的錢,民進黨或共產黨的都沒有。」汪怡昕說,其實對政治劇感興趣的投資者並不是真的那麼少,相反的許多人一聽到消息甚至會主動來接觸,藍的綠的統的獨的……「我要是敢拿錢,我現在就拿到滿出來了!」汪怡昕如是說道。

有時候投資人講得太大方,反而會啟竇他的疑心。汪怡昕拍攝《孤軍》時曾在大陸受過許多人的幫助,一名台商朋友就說他可以支付8季8億新台幣的總預算沒有問題,「他沒有問題,我就有問題了!」汪怡昕說,不管人家背後是誰,拿了人家的錢,人家要來干涉、「甚至人家想直接寫劇本時你怎麼辦?」

不只與大陸有所關連的資金,就連台灣的獨派的金援也被汪怡昕婉拒:「獨派有他自己想做的題目,關於海外台灣人的,那我可以開一個新的題目嘛!但不能干涉我這個。」結果最後沒有一方的錢是可以拿的。

而一旦開始,也就無法回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