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際橋牌社】荒蕪中的野心　台版《紙牌屋》「好事多磨」

「永遠只談不會真的開始，所以我就直接開始了。」《國際橋牌社》製作人汪怡昕接受訪談時，笑著這樣說。訪談的地點在汪怡昕工作室的地下室，大大的兩面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人物關係圖，還有1990年代開始每一年發生在台灣、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
《國際橋牌社》背景在1990年代，以6名年輕人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帶出當時台海周遭詭譎的國際情勢，社會內部也面臨劇變的狀況。籌備將近5年，在沒有大型資金的奧援下，大膽地寫下8季的預定、設定高達8億新台幣（約合2億港元）的總預算；但從籌備到上映，波折連連，從換10次編劇、被超過50名導演拒絕、有演員簽約後反悔、攝影師一通電話就辭職……3月15日在台灣開鏡的《國際橋牌社》，在開鏡之前似乎就是個傳奇。
本次專訪將分為上、中、下三篇登出，本篇為上篇。

空前的政治寫實劇 差點變成台版《無間道》

「因為沒有人做過，所以沒有人有信心，沒有得到任何正面回饋」；但汪怡昕體諒地說，「他們不是唱衰，只是很難想像。」汪怡昕透露，在洽談合作的平台的時候，有業者甚至給出建議，要不要乾脆拍成台灣版的「無間道」系列，這是因為拍成香港警匪劇或是諜報劇，那才是投資者可以想像的，而不是政治劇。

汪怡昕感慨，近年來台灣人的膽子似乎變小了。「應該說，從《悲情城市》和《大國民》之後，台灣根本就少有在嘗試描繪政治的戲劇，就連隱喻都極少，又要如何能變得成熟。解嚴前不能做，但解嚴後，碰上大陸市場磁吸。」結果台灣的歷史政治類戲劇還是少有人想做，使台灣一直原地踏步，缺少這類作品的參照，業界一開始普遍都不看好。

但對待夢想很認真的汪怡昕，在前置作業的資料蒐集就花了將近新台幣400萬，包括花100萬寫了一本論文，為1990年代的台灣做足了功課。

為一部電視劇 花100萬寫一本論文

另外一個前置作業期的難題在於，既然要描寫國際情勢，就必須瞭解國際情勢，但是過去台灣流通的資訊多只專注在本身社會內部的變化，對於外部的國際互動著墨甚少，這方面只能仰賴委託的教授團隊。 「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請教授做一本論文出來，然後再幫我們的編劇上課。」

研究團隊把美國司法部與中央情報局、日本內閣、台灣情報局、甚至是中共的紅頭文件都找來，包括「國民黨大掌櫃」之稱的劉泰英（1993年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指定下，以出任國民黨投管會主委起，成為「財經國師」、「國民黨大掌櫃」，掌握國民黨新台幣近千億元資產，後涉及國安密帳案，判刑入獄５年。）與知名的凱西迪公關公司的簽名合約也有一份副本。甚至通過研究眾多紀錄後，全面釐清1995、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美國艦隊戰鬥群的佈置，精准到每一條艦艇每一天的位置，如此才能對當時的情勢有更深入的理解。

汪怡昕說，「光是有資料也不行，因為那是一個龐雜的背景，還是必須有人幫他說明、理解，否則沒辦法厘清脈絡，遑論對資料進行篩選並濃縮進劇情中。」

也因為這樣在前置作業期，《國際橋牌社》花費就突破300萬、到花費接近400萬新台幣時，整個案子還不知道能不能啟動，汪怡昕坦言當時相當絕望：「還不只一個，那時我手上有三個案子。」2014年汪怡昕手上有包括記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紀錄影集《少了一個之後－微光》以及探討軍中人權的《少了一個之後－孤軍》，同樣都是事先不被看好的。

汪怡昕坦言，「當時絕望的感覺是，我還要不要再繼續出（墊錢）下去，絕望的不是大家都SAY NO, 絕望的是大家都這樣回饋我。」2014年汪怡昕和團隊的士氣跌到谷底。汪怡昕形容，「那時候整個頭都要冒煙了。」

所以說從一個不太被期望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後大家能夠願意幫忙發酵的這個過程，心路歷程跟坐雲霄飛車一樣。然而，就算跨越了前期籌備階段，難題依然多如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