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國系列三】神秘的民間組織　扛起兩岸溝通情資分析重任

前兩篇系列文提了不少台灣政府轄下的涉陸機構，但其實在兩岸分治的狀態下，台灣「民間」組織在千絲萬縷複雜的兩岸關係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影響巨大，促成兩岸各種歷史性的一刻。

眾所周知，蔡英文民進黨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並對外祭出「親美、聯日、制中」做法，令兩岸官方對話封閉，使得馬英九時期常在幕後運籌帷幄的「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和「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兩大「民間」智庫，也被瞬間弱化，打亂了這些智庫擔綱兩岸「第二軌」的溝通角色。

那麼，馬英九委為重任的智庫，究竟其背景為何，得以被賦予超出其「民間組織」能力之外的期待？

從「世界」走到「遠景」

從歷史的軌跡中，可以看出其發展端倪。

遠景基金會的緣起，可追溯至1976年6月成立的「亞洲與世界社」（簡稱亞世社）。該社由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國關中心前身）董事長暨主任杭立武發起創立，因爲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調整，台灣的國際地位每下愈況，而寄望成立智庫。前台灣外交記者、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孫揚明解釋：「一方面，對台灣內部是穩定民心、資訊收集，對外則是達到國際宣傳的效果。」

1978年的美台斷交關鍵時期，杭立武就運用其個人在政大國關中心與亞洲與世界社的力量，與美國重要智庫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執行長克萊恩（Ray S. Cline，曾任美國中情局台北站長）合作，向美國呈報推動以台灣安全為中心之東北亞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聯合台、日、南韓成立「亞洲安全與和平聯合」組織（Coalition of Peace and Security of Asia, CPSA），作為以美國為首的總體戰略——「海洋同盟」（Ocean Alliance）的一部分。

這彌補《台灣關係法》中華府所刻意忽略對台安全承諾，也提醒美國不要忽視台灣在全球反共佈局中的重要角色。這些作爲不僅看見智庫發揮應有的學者學理研究，並重新建構台灣在未來國際處境的因應之道。

另一方面，從組織連結更深層的意義來看，杭立武擔任政大國關中心要職，由於該中心成立時的特殊背景；加上克萊恩過去以美國學者身份為掩護，長期駐台監視蔣經國，與蔣經國發展成知交好友，這些關係網絡足以顯見亞世社與台灣政治中樞間關係之密切。

其次，1987年解嚴後，台灣開始將安全預算大幅投入新興智庫，亞世社也在其中，並招聘大學教師擔任研究人員，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是中國大陸研究學者陳明。據陳明口述史，當時他曾是「國家安全局」副局長的人選，實則擔任國民黨陸工會副主任，同時積極介入亞世社的運作。可知，無論戒嚴時或解嚴後，亞世社與國安單位的合作早已烙下深深的印記。孫揚明於記者訪問時便透露，當初擔任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一職，即透過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何思因居中引薦。

隨著時間演變，亞世社也面臨改組，另籌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協助港澳同胞的自由權益，乃至於在兩岸、外交上扮演「第二軌」的角色。到了1997年，亞世社轉型為「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習馬會」幕後推手

自兩岸分治以來，台灣國際地位常處在膠著狀態，除了需要國際情勢研析的遠景基金會，處理兩岸關係亦需專門智庫負責，而在馬英九任內，最大亮點莫過於2008年成立的「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亞太和平基金會的前身為「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涉及兩岸關系、大陸研究與國際關係等領域，尤其創立伊始，曾自詡為非營利、超越黨派、政策導向為主的智庫。

然而，中華歐亞基金會於2005年爆發間諜案，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大陸首席特派記者程翔，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建華兩人，向台灣提供大陸的軍事機密情報，洩密對象為歐亞基金會副執行長薛弘義，但薛的真實身份為台灣國安會副研究員謝勝溢，官拜少將。此事引發中國大陸不滿，幾乎終止所有和歐亞基金會的交流。間諜案也間接顯示，歐亞基金會不只是單純的民間組織，而是具國安色彩的智庫。

雖然「歐亞」交流之路已斷，到了2008年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執政，中華歐亞基金會在官方主導下大幅改組，更名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並設六大研究群組，包括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及兩岸關系。同時，改由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趙春山擔任董事長，網羅台灣兩岸關係研究的各領域頂尖學者，運用政府、基金會甚至學者個人關係，「要將線拉得夠長，網張得夠開」。

值得注意的是，趙春山與前台灣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淵源甚深，兩人曾是《中央日報》、政大國關中心和淡江大陸所的同事；趙春山也曾參與蘇起召集的國安組智庫。這凸顯出亞太基金會與國安單位的特殊交情。

由於特殊的人員結構，改組後的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逐步成為馬英九決策兩岸事務的左膀右臂。如「習馬會」，兩岸分治66年來，雙邊領導人首度會面，就被外界視為是台灣透過「二軌」向大陸釋放訊息。

取材用人是關鍵

由於「遠景」、「亞太」的歷史淵源，及人事佈局皆與國安單位息息相關，時至今日，仍被形容為「神祕」的非典型智庫。對此，孫揚明表示，「其實遠景基金會的職能，與全世界都一樣，包括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布魯金斯研究所，它們都是做資訊研析，邀請學者舉辦閉門會議，結束後提交報告，分析這些學者帶來訊息的背後含意。」

至於為何「神祕」，據不願具名的學者說法，「是陳水扁時代，把這兩智庫作為情蒐工具，之所以神祕，就是跟錢扯上關係。」接著，該名學者不諱言，「陳水扁時代，基本上都在拉攏日本、印度極右派，而這些人終日與中國大陸為敵——為何要用一條草繩來拴住一頭象？根本不可能。」若所述為真，就不難想像陳水扁執政時期，智庫的二軌交流為何無法替台灣帶來保障，反令兩岸、國際形勢更為嚴峻。

因此，智庫的神祕與重要性，不取決於它附屬於「誰」的外圍，「重要的是人」，孫揚明一再強調，「如何吸納對的人，做出政治談判，及有利的情勢分析，才是國家智庫運用策略的正途。」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即大量運用遠景、亞太兩智庫，穿梭兩岸、國際，減輕其他國家處理對台關係的心理壓力。更進一步觀察，馬英九第二任期時，曾過境印度，也是中華民國總統70年來的第一次。不僅如此，無邦交國高層官員的訪問也相當頻繁，譬如，美國能源部副部長、商務部次長、主管經濟的助理國務卿等，這些進展堪稱是「善用智庫」的成果。

對比現今的蔡英文政府，智庫經營仍停留在「散兵游勇」形式，都是個人跑到對岸或國際，自稱「要替蔡英文帶話」，缺乏體制與規劃。從遠景、亞太的經驗觀察分析，姑且不論智庫是否被設定為台灣安全「花費」的工具，實應借鏡前人創辦智庫的精神，講究取材用人方法，力謀讓台灣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確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