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國】諾貝爾獎首位提名華人　傳奇醫生力抗1910東北鼠疫

目前中國大陸已確診4起鼠疫病例，病人都來自內蒙古，其中2人是到北京就診後確診肺鼠疫，目前仍在醫院救治中。
提起「鼠疫」大家先聯想到的幾乎都是歐洲14世紀的黑死病，使歐洲人口三分之一人口喪命，死亡人數更超過5000萬人。
其實在近代中國也曾出現過鼠疫肆虐的情況：1910年，東北就曾爆發大規模鼠疫，並靠著一個傳奇醫生伍連德控制住了疫情，建立了國家的防疫機制，拯救當代以及後代無數的生命。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網站上公佈伍連德以「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發現了旱獺在其傳播中的作用」，而得到193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提名，伍連德被視為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也是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

1910年肆虐東北的鼠疫

1910年10月25日，滿洲里首發鼠疫，11月即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這場從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的中國東北流行性鼠疫被視為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當時平均一天有50餘人死亡，最高一天死亡人數高達183人，整場瘟疫共奪走6萬餘人的性命。

在12月東北大鼠疫爆發之際，清朝任命伍連德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前往哈爾濱調查同時展開防治工作。但其實馬來西亞出身的華僑伍連德並非當時清廷的首選，但要到路途遙遠的哈爾濱，伍連德仍然義不容辭地答應了。

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率助手陸軍醫學學生林家瑞到達疫區中心哈爾濱，全面負責防治工作，但到現場發現難關重重，先是發現現場沒有隔離防疫的知識，當時遼寧成立的防疫總局更出現挪用公款的情況，伍連德很快地了解，自己要消滅鼠疫，要對抗的是地方的官僚主義和中國的傳統習俗。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在當時中國「留全屍」的風俗下，秘密完成了這一次的屍體解剖，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透過血液和組織取樣，證實這次的瘟疫是由鼠疫桿菌引發的，但鼠疫有分不同的傳染途徑，也有腺鼠疫、肺鼠疫、敗血性鼠疫三類，在不確定鼠疫的傳播途徑情況下，伍連德堅持戴著口罩探視病患。

在一開始堅持戴口罩看診的伍連德雖然歷經嘲笑，但在時任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的法國專家梅斯尼在視察醫院後卻染上鼠疫身亡後，伍連德更加證實他的判斷是準確的：當時1910年的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是肺鼠疫，是透過飛沫傳染的，與梅斯尼在1908年在華北治癒的淋巴腺鼠疫是不同的傳染途徑，因此梅斯尼即便住在衛生狀況良好的飯店沒有老鼠的飯店，卻仍舊被傳染而身亡。

要求防疫人員戴上全套的防護、隔離病患，並透過自製的雙層紗布的口罩來防疫，伍連德運用官方給他的許可權調度火車、軍隊和員警，並用空的火車車廂來隔離染上鼠疫的病患，在東三省總督錫良以電報呈請清廷隔絕東三省的交通沿線並封鎖當初傳入鼠疫的鐵路並在沿途設置防疫所和隔離所，一個月內，東三省共設立的1746處的防疫機構。

不懼風俗 焚燒屍體

東北爆發鼠疫的時候是冬季，從12月開始東北的積雪厚，無法土葬，屍體在雪地上堆疊，伍連德發現鼠疫桿菌在低溫下也能夠存活數周到數月，使得許多搬運屍體的醫護人員或是雜疫染病比例高。想要解決屍體成為鼠疫病毒的溫床，伍連德無法像解剖屍體一樣秘密進行，他決定要將屍體焚化，但這挑戰的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入土為安」的觀念。

1912年出版奉天防疫總局出版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也記載「至於死亡之事，我國人視之，猶重保存屍體，既同於神聖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傳染之故，乃欲其屍體施種種消毒之法，或則遽令掩埋，或則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擊耳聞，能無不動於心乎？」可以想見當時伍連德的壓力。

於是，伍連德說服東北當地仕紳交流並得到聯名支持後，伍連德向清廷上書，請旨焚化屍體。在除夕夜當天，伍連德得到清廷的同意。1911年1月31日 ，伍連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潑上煤油燃燒屍體。時值大年初一，當地的民眾也順應伍連德的要求，燃放更多的爆竹，再靠著新年爆竹裡的硫磺消毒。此後數日，因鼠疫死亡的人數逐日下降，3月1日，關鍵的一天，當天的因鼠疫的死亡人數降至零；在這之後，各地區也開始焚燒屍體，到4月底﹐疫情得到控制。

《中國新聞週刊》曾專訪中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微生物學會原秘書長程光勝，他提到「伍連德這個人，既有學術能力又有行政能力，這十分難得。」，他舉例，「他能發動群眾。幾千具屍體，他說燒了，當地沒有人反對。送信的郵差、老中醫……都被他發動起來(投入抗疫)。」

伍連德也更進一步建立防疫研究。1911年伍連德也在哈爾濱建立中國大陸第一個鼠疫研究所。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11個國家專家參加的「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召開，伍連德擔任會議主席與會中外專家交流防止瘟疫擴散和重來。

而在控制疫情時，伍連德也致力尋找病源。由於當時大家直覺，鼠疫就是老鼠傳播的，但當時在東北捕獲的老鼠身上卻沒有鼠疫桿菌。伍連德在當時觀察到有俄國人帶著旱獺做成的帽子，當時他就懷疑同樣是齧齒類動物的旱獺是病源。

1911年7月，伍連德與中俄聯合考察隊，到滿洲里與西伯利亞及蒙古交界地一帶，考察旱獺的情況。伍連德透過田野考察和實驗室的實驗證實旱獺和鼠疫之間的關係，以及旱獺與旱獺間、人與人之間都可以透過空氣傳播此鼠疫桿菌。他也因為這個成就在1935年他被推舉為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也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2008年哈爾濱伍連德紀念館的開館儀式上，前哈爾濱市委書記、現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杜宇新說道，「毫不誇張地講，是伍連德拯救了哈爾濱，他對這個城市有大恩。」

是天災也是人禍的鼠疫

但令人遺憾地是，伍連德的貢獻並沒有讓鼠疫自此完全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根絕，自1910大鼠疫後，中國又爆發了幾次鼠疫，不過由於已經有了防疫經驗，沒有釀成大規模瘟疫。直到1941日軍侵華時在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跳蚤才再有大規模的鼠疫病情，根據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調查委員會發現，常德細菌戰以常德城為中心，影響周圍10個縣30個鄉的150多個村，至少奪走7,643名民眾的生命。

瑞典的病理學家韓森（Folke Henschen）曾言：「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流行病和瘟疫，從方方面面影響人類的生活和歷史。從100多年前的1910年東北大鼠疫，可以看到防疫以及信任醫學專業的重要，以及在最前線令人敬佩的醫生和防護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