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際橋牌社】不只偶像愛情劇　台劇能否用政治打好牌？

台灣電影《返校》聚焦白色恐怖歷史叫好又叫座，而台灣首部政治劇《國際橋牌社》打著「超越藍綠、無限逼近現實」的口號歷經籌備，開拍的艱難，以為終於要倒吃甘蔗時，卻在尋找播映平台時再度碰壁。原本預計在要2020台灣大選前上線，卻遲遲無法確定播映的日期和平台，於此同時《國際橋牌社》12月7日舉辦的試映會，票卻在30分鐘內搶光。
走過解嚴，在多元開放的時代，台灣環境面對新的未嘗試過的題材、政治敏感的戲劇，台灣各電視台、網路平台業者卻仍舊沒有放手一搏，讓劇在平台上播映的勇氣嗎?
本次專訪分為上、中、下三篇登出，本篇為下篇。

在最好的時代中變得膽小

11月13日國際橋牌社在Facebook專頁上發表聲明表示，「因台灣影視環境的持續惡化而碰到不可思議的阻力；有些頻道因為本身的政治立場，根本不可能上架。所以從一開始，國際橋牌社能上架的頻道就比別人少，這點我們了解。但是，有興趣的電視台『剛好』沒有時段，有的頻道怕敏感，或是賺錢的頻道有時段卻預算『剛好』不夠。我們被迫要做出取捨，是『為了趕上選舉前播出，接受賠大錢的價格』，或是『捨棄大眾習慣的電視頻道，只在特定平台播出』，這兩者都不是我們樂見的。」將劇組的無奈表露無遺。

說自己的故事，真的這麼難嗎? 對製作人汪怡昕而言，「說自己的故事」不只有政治或是文化的因素，而有很現實的考量：「你台灣人去講美國故事，人家美國人一定講得比你好。」汪怡昕認為，「台灣人講台灣人的故事，都會比美國一些肥皂劇還要好看。」

汪怡昕分析， 因為在類型劇中，不管是警匪劇或現在新興的職人劇（描寫專才角色的職場生涯），永遠都有由影視成熟國家或地區能拍出「更好的作品」，所以如果不用台灣的脈絡、拍出海外看不到的特色，「根本不知道能贏在哪裡」，遑論國際化，汪怡昕如是說。

汪怡昕強調，「在地化才是國際化的本錢。」綜觀台灣歷史，光是最近一百年就有許多精彩故事可以講，包括黨外時代地下雜誌與警總的「諜對諜」、1970年震驚國際的美國刺蔣案、甚至是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員林事件（1946年台中法院法警前往台中警察局逮捕通緝犯卻遭警察以武力槍擊）等，其中都潛藏著獨特的戲劇性，是「好看得不得了」的戲劇元素。

「台灣幾百年來為了保鄉衛土在那邊分類械鬥，日治時期開始爭取民主，到戒嚴時期有人被捉、有人被殺，現在大概是歷史上最進步、最自由的時代。」說到這裡，汪怡昕話鋒一轉：「結果這麼多年，多少人犧牲爭取到了，卻變得膽小了。」這些充滿歷史、矛盾色彩的原素在汪怡昕眼中是珍寶，他表示：「這些只會在台灣發生，別的地方沒有。」而這就是市場上的「稀缺產品」，這種產品是市場需求很大，但台灣根本沒有的。汪怡昕斬釘截鐵地說：「要選這種產品。」

打造台灣記憶IP

《國際橋牌社》第一季尚未殺青，第二季的劇本就已經在進行，預定表上甚至已經排到第三季的時程。「我們不能先上去看看風向再來籌備，那一定來不及。」汪怡昕充滿野心的計畫，完全不像是要耕耘新市場，更像是前往無人知曉的秘密漁場。但汪怡昕有他自己對市場的判斷，認為：「是時候了。」而汪怡昕的願望不是只有一部《國際橋牌社》，他希望可以開啟一個屬於台灣記憶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的產業計畫。

其實早在拍攝台灣紀錄片軍中人權紀錄片《孤軍》、 《微光》汪怡昕就已經有打造「台灣記憶IP」劇的想法，汪怡昕表示IP劇的想法是從大陸來的，「IP的概念其實從美國來的，但是把它IP來IP去，做成版權的延伸、擴大授權概念，這個從中國大陸傳來的。」

在汪怡昕的規劃中，這一系列台灣記憶的故事，就像Ｍarvel（漫威）宇宙的概念，人物之間會有關係，但也有各自成立的故事。

汪怡昕解釋，「之後我們也有90分鐘SP（特別集數）的戲劇，故事也會有前傳，我們有太多故事可以這樣發展，而這之間相互的脈絡都是連結的。比如說，當我們再講第一季這段故事的時候，我們沒有空間講「黨外雜誌」，但黨外雜誌的故事多精彩! 之後我們會開拍講述台灣百年保鑣家族的故事，裡面的人物也會和《國際橋牌社》有所關聯。」

汪怡昕希望台灣記憶IP的成功，也能為台灣影視環境帶來改變，提供給台灣影劇人員更好的待遇，更多的舞台。談到「台灣故事」兩眼發光的汪怡昕說，「我們是困境中活下來的人，有原住民、有海盜、有羅漢腳（清朝時代稱單身來台的男子）……甚至1949年以後來的人，哪一個是風風光光來的？哪一個不是走投無路？台灣有這麼多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太複雜了、太有趣了。」

對於《國際橋牌社》能否打出台灣政治劇的第一張好牌，汪怡昕很是豁達。「成功就是天縱英明，不成功就是胡說八道。」

不論如何，汪怡昕自信地說：「自己說自己的故事，天經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