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如果死亡能選擇　「自殺旅遊」是怎樣的一回事？

蘇黎世湖旁的一幢樓房裏，一名老人坐在窗前，拿起顏色筆，在紙上洋洋灑灑畫了幾筆，把眼前的恬靜湖景凝住了。不過說到人生，老人最想做的卻非留住，而是放手。這位85歲的老伯伯是台灣前體育主播傅達仁，也是一位胰臟癌末期病人。進入生命倒數階段的他，去年11月在瑞士取得接受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的資格。那趟旅程的重點不在遊覽，而是拜訪輔助自殺的非牟利組織DIGNITAS，替自己安排安樂善終。
每年，像傅達仁一樣選擇前往瑞士「尋死」的人有200多個，而這個現象被稱之為「自殺旅遊」。《香港01》記者跟DIGNITAS發言人傾談過，了解機構理念和「自殺旅遊」現象背後的原因。

在昏暗凌亂的房間裏，DIGNITAS創辦人Ludwig Minelli正與《衛報》記者Amelia Gentleman侃侃而談，由組織的具體運作說到輔助自殺的「新技術」。這時候，門鈴忽然響起，打斷兩人的對話。Minelli按下對講機，跟門外的人談了兩句，然後跟Amelia說：「一位的士司機說有兩個希臘人來了，他們想跟我談談。」十分鐘後Minelli再次出現，笑容腼腆：「是一位希臘女士和她的叔叔。兩個完全不懂德文或英文的人，山長水遠來到了蘇黎世。」

對Minelli來說，不速之客登門造訪已經見慣不怪，每個月都總會有一次。例如有一次，Minelli駕車回家途中，看到一架德國的士停泊在路邊，的士司機下了車，向途人問路。Minelli說：「我馬上停車，因為我知道他們要找的是誰，這只有一個可能。」Minelli果然沒有猜錯，坐在的士後座的90歲老婆婆專程由德國慕尼黑過來，趕了300公里路，來到蘇黎世這個偏遠郊區，為的就是當面請求Minelli，助她結束痛苦的人生。

Minelli並非醫生，而是一名人權律師。20年前，他決心推動死亡自主權利，並稱之為「最後一項人權」。1998年5月，DIGNITAS正式成立，全名為To live with dignity - To die with dignity，這亦是組織的理念—人有權選擇如何過活、如何離世。人自主自決，才有尊嚴。DIGNITAS成立近20年以來，最少輔助過2,300人自行為生命畫上句號，當中只有小部分人是瑞士人，更多的是來自德國、英國和法國，有少數人甚至來自9,000公里以外的台灣，包括近年在台灣積極推動安樂死合法化的傅達仁。不過這一次，Minelli並沒有即時接收那位希臘女士，反而着她回家去。「我不喜歡不速之客，我們這裏做事是跟足程序的。」Minelli說。

  安樂善終代價不菲

到DIGNITAS「求死」不是叩門就可以。求助人必須先註冊成為會員，並繳交80瑞士法郎年費（約634港元）或200瑞士法郎（約1,584港元）的一次性會員費用。成為會員後，下一步就是準備好所有醫療報告，交由與DIGNITAS合作的獨立醫生檢視，並要親身前往瑞士約見醫生兩次。醫生會根據當事人的病情和心理狀況，評估他是否符合資格使用輔助自殺服務。只要綠燈一開，求助人便可以預約時間到DIGNITAS進行相關程序。以上每個步驟均須付款，費用由7,000瑞士法郎（約55,553港元）至10,500瑞士法郎（約83,330港元）不等，視乎是否在當地火化和殮葬。負擔不起高昂費用的，也可以申請減免部分費用。DIGNITAS同時鼓勵有經濟能力的人多付一些，好讓更多人能夠享用服務。

說到這裏，你可能以為DIGNITAS只是間牟利診所。DIGNITAS發言人接受《香港01》訪問時特意澄清，DIGNITAS是個倡導死亡自主權利的非牟利組織，絕非一間診所。「這裏只有約20名兼職職員，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急症室、沒有病房，沒有任何設施可以讓病人住進來療養生息。再者，輔助自殺通常在私人地方或病人的家中進行，而不是診所。」

為什麼牽涉到死亡的醫療程序，竟然不在診所或醫院進行？這是因為瑞士法律允許輔助自殺，而非安樂死。輔助自殺並不等同安樂死，安樂死的英文是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的eu-thanatos。Eu是「好」的意思，Thanatos是希臘神話中的死神，因此eu-thanatos就是指好的、無痛苦的死亡。日常生活中，安樂死被用作一個雨傘術語，包含了我們對善終的各種想像。不過，若果牽涉到法律條文，善終形式也可以分得很仔細，而最具爭議的是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輔助自殺。

主動自願安樂死是指神志清醒的病人在沒有治癒方法、痛苦難耐的情況下，要求醫護人員為他注射致命藥物，以提早結束生命。這種做法在瑞士是違法的，目前全球只有四個國家允許主動自願安樂死，包括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和哥倫比亞。

至於輔助自殺，它與主動自願安樂死的分別，在於醫護人員只能提供結束殘存生命的適當手段，例如處方和準備致命藥物，然後由神志清醒的當事人自行喝下或注射入體內，醫生不能夠直接參與。這個做法在瑞士、荷蘭、盧森堡、比利時、德國、加拿大以及美國部分州份都是合法的。去年11月，澳洲維多利亞省亦歷史性地通過了輔助自殺合法化。

 　醫生只負責處方　病人須「自行了斷」

說回瑞士的情況，根據當地刑法115條，任何人如果出於私利，唆使或幫助他人自殺，一旦罪成，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受到法例規限，DIGNITAS只能為求助人提供藥物，最後的步驟仍須由當事人自己執行。由於到DIGNITAS求助的絕大部分是外國人，DIGNITAS特意在2009年於蘇黎世東部一個工業區買了一幢兩層高的樓房，讓求助人在那裏按下人生的終止鍵。

至於輔助自殺的程序，一般來說是醫生處方致命劑量的戊巴比妥鈉鹽（Sodium Pentobarbital），再將藥混入60毫升的水中，給當事人飲用。DIGNITAS稱當事人喝下藥物後五分鐘內會陷入昏睡，過了一段時間，藥物便會癱瘓呼吸系統，當事人最終會在無痛的狀態下離世。假如當事人無法自行喝下藥物，組織會提供機器協助服藥，當事人唯一要做的是按下按鈕。

工作人員除了會在現場協助，還要負責錄影整個死亡過程，然後留在現場等候警察、法醫和政府醫生到場，因為當地法例規定，每宗輔助自殺個案都必須記錄在案，以確保相關醫療程序沒有違法。

事實上，瑞士的輔助自殺法一直被指過分寬鬆。當地現時並無任何法律規管醫生可以協助哪一類病人自殺，只要（一）醫生不會從中得益；（二）執行有關醫療程序時，病人有健全的心智和判斷力，就算是合法。儘管醫護人員專業守則列明，只有在部分情況下，包括絕症病人到了末期階段，醫生才可執行輔助自殺。不過正如DIGNITAS發言人指出，醫護人員專業守則「只是一個參考，未被寫入法律，因此沒有法律約束力。」

  助非絕症患者尋死惹非議

2014年一項研究就指出，2008至2012年間，瑞士一共執行了611宗「自殺旅遊」個案。研究人員追尋這批人「尋死」的主要原因，當中37%是因為患癌，不過最普遍的原因竟是神經系統疾病，佔了47%，另外有15%是因為風濕性疾病，這都與守則所列明的末期絕症扯不上關係。

DIGNITAS創辦人Minelli對此毫不掩飾，他曾在訪問中指出，雖然求助人能否獲開綠燈是獨立醫生的專業決定，他不會參與其中，但他認為即使求助人只是抑鬱，如果他決意希望結束生命，其意願都應該被尊重。「比如一個婦人失去了丈夫，後來得了嚴重抑鬱症，首先她應該找心理醫生。但若過了10年、15年，情況還沒有好轉，而且她覺得：『我受夠了，我不要繼續受抑鬱症折磨。』這種情況下，我看不到為什麼我們要向她說不。」

誰合資格接受安樂死或輔助自殺？誰不可以？這是立法過程中最棘手的一環。在荷蘭，如果一個人的病情無法逆轉，並忍受着不能承受的苦楚，而且一再表達求死的意願，醫生便可合法地為該病人執行安樂死和輔助自殺。不過，如何界定「不能承受的痛苦」？這個責任重擔於是落在醫生的肩膊上。作為醫生，即使明知病人長期飽受煎熬，很多時候都會因為醫學上無法提供客觀證據，拒絕為病人執行安樂死和輔助自殺，以免觸犯法例。至於瑞士的輔助自殺法例，正正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規管，又沒有規定對象一定要是瑞士居民，於是為「自殺旅遊」創造了先天條件。

 　為何自殺非要醫生幫助不可？

或許你會覺得，沒有人打算剝奪他們的求死的權利，只是為什麼他們非要以安樂死或輔助自殺這些方式不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生死學的講師Naomi Richards嘗試提供一個答案。Richards在去年11月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提到，自己訪問過七名打算到瑞士「尋死」的英國人，他們均表示在決定如何完結自己生命時，會考慮「死法」是否符合死的美學和社會大眾心目中對「好死」的定義。Richards舉例指部分受訪者其實早已從黑市購入戊巴比妥鈉鹽，本應可以自己動手，毋須勞師動眾飛往另一個國家，但最終還是決定到瑞士去。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無法肯定做法是否正確，過程中會否受到干擾，簡單來說，就是不肯定自己能否死去。

另外的原因還有社會認受性（social legitimacy），畢竟自殺的污名太大，如果有醫護人員參與其中，便可以令事情更易被人接受。正如其中一位女受訪者指出，由醫生處方、在相關機構人員的見證下進行，會令死亡變得更「文明和穩妥」，好讓她「走得有尊嚴」。

這七名英國人最終有否踏上死亡之旅，不得而知。至於傅達仁，他獲瑞士醫生開出綠燈後便返回台灣，跟老朋友見面。DIGNITAS發言人向《香港01》表示，目前組織擁有最少8,400名會員，遍布全球84個國家及地區，但並非每一個會員最終都會尋求輔助自殺，當中只有3%的人最終接受了輔助自殺服務，其餘大部分人都是為了買個保險。即使是獲開綠燈的那批，當中七成自此沒有出現過。Minelli解釋：「他們接觸DIGNITAS是希望留條後路。當他們得到了綠燈，知道萬一情況惡化也有一個『緊急出口』，他們便平靜下來……很多時候，當會員一獲開綠燈，很快便會去世，這是因為他們原本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當知道自己不是無路可退後，便鬆一口氣，自然地離開人世。」

DIGNITAS發言人同時強調，他們的主要工作其實並不是輔助自殺，而是防止自殺，因為每個自殺死亡的個案之外，伴隨着更多人自殺不遂的悲慘故事。「每天我們都收到一大堆來自世界各地的電郵，有些人純粹想找人傾訴；有些人想知道作為病人應有的權益；有些不清楚自己應入住寧養院舍，還是找尋求輔助自殺；有的本身是醫生，不知如何幫助自己的病人。每封電郵，我們都盡可能一一回覆。」

  是人權組織還是「死亡生產線」？

樹大必然招風，有人肯定DIGNITAS工作的同時，爭議聲亦此起彼落。尤其在德國，近年圍繞「自殺旅遊」的討論非常熱熾，這是因為不少瑞士組織來到德國開設分支，安排當地人到瑞士「尋死」，促使德國國會於2015年底立法，一方面通過輔助自殺合法化，另一方面將「商業性質的輔助自殺」刑事化，旨在打擊這些瑞士組織。

確實，不少人都憂慮這些組織只是美其名推動死亡自主權利，實際上是從絕望的人身上賺錢。就連曾經在DIGNITAS當護理員的Soraya Wernli，亦曾經公開指控DIGNITAS是一個「只關心盈利的死亡生產線」。那麼DIGNITAS會否考慮增加財政透明度，以正視聽呢？DIGNITAS未有正面回應，只是說希望世上每一個國家，都能將善終自由納入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內，所有人不論貧富都可以享用同樣質素的善終服務，那就再沒有人需要飛到瑞士了。

（節錄）

全文刊載於1月8日出版第94期《香港01》周報，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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