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沙龍】安樂死：哲學和倫理學多角度探討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愈趨嚴重，社會上很可能有更多長者遭受長期老年疾病的困擾，他們或會提出作安樂死的訴求。因此，《香港01》在七月底舉辦了一個沙龍，邀請兩位哲學及倫理學學者與我們對談，指出安樂死的幾項大爭議，試圖帶動社會重新正視有關安樂死的公共討論。
在十多年前，人稱「斌仔」的鄧紹斌尋求安樂死轟動一時後，坊間探討安樂死的積極程度逐步減退。醫管局早已旗幟鮮明地反對安樂死，發出了官方的治療指引，令外界部分人誤以為已可為安樂死的對錯蓋棺定論。但學術界並未曾停止過相關的爭論，坊間卻缺乏長期討論的基礎，《香港01》認為有必要令外界重新意識到探討這個議題的重要性，遂在7月27日舉辦一個有關安樂死的沙龍。
是次活動邀得浸大宗哲學系副教授陳強立博士及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陳浩文博士出席分享對安樂死的看法，並跟《香港01》的員工對談。
爭議一：如何定義安樂死？
學術界沒有一個對安樂死一致接受的定義，因為如何界定這個詞彙可能已隱含了背後的立場。有學者以主動和被動，以及自願、無意願和非自願兩種區別方法歸納出六種安樂死種類（詳見表）。
醫管局並不認同被動安樂死的說法，它認為安樂死「有直接並有意地使一個人死去，作為提供的醫療護理的一部分」的意義。但被動安樂死的意思只是在恰當的情況下「不提供或撤去維持生命治療」，並無直接殺害病人的意圖。另外，有些人認為，安樂死一詞美化了自殺和醫生協助病人自殺的行為。
陳浩文博士表示，被動安樂死或已意味着承認「透過令病人死亡使他們的痛苦得到解決」，在現今香港法律而言，這已涉及謀殺或誤殺。但若只是對即將離世的病患者不給予或撤回無效的治療，那醫療人員只是不再延長病患者面對死亡的過程，而沒有加速他們死亡的意圖。
陳強立博士則認為︰「以『終止無效治療』此一語辭取代『被動安樂死』比較合宜。終止無效治療只是容許病人死去，誘發病人死亡的是病本身，而非醫護人員的行為。」
陳強立博士又指出，當病人有清醒的意識、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意志時，已表明他昏迷或失去決定能力後不願意繼續接受治療，這類終止治療的行為不應該引起任何爭論，因為病人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治療，強行對病人施。强行施予治療，可以被視為侵犯或襲擊病人，構成刑事罪行，所以醫護人員衹尊重病人的選擇，並沒有殺害或加速病人死亡的意圖，不應該視為安樂死。
爭議二：人能否就安樂死作一個完全客觀的道德判斷？
另一項有關安樂死的重大爭議，是人類可否就每個相關案例作完全客觀的道德判斷。
陳強立博士從批判思考的角度來回答上述問題。他認為我們所持守的信念必須經得起理性的批判，不應獨斷。對於道德信念，亦應採取同樣的態度。如此一來，對於絕大部分的道德問題，我們都應該存而不論，又或者視之為個人信仰的問題。因為，人類的理性對這些道德問題，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法給出精準或確實的答案。這並不表示，我們要接受道德相對主義或道德主觀主義的立場。因為，有某些行為，比方說無緣無故殺人，是任何社會都難以接受的。人們要安穩地生活，有些道德規範是大家得必須接受。
然而，有更多的道德規範，其實只不過是經濟發展、社會制度和文化所衍生出的事物，亦即是馬克思所說的是一種意識形態。對於安樂死的道德問題，陳博士認為我們亦只能採取類似的看法。
陳浩文博士認為，單純以是否有自主意識或自決權去決定能否作安樂死亦同樣是有問題的，原因是作安樂死與否，不僅是個人層面的倫理追求，而是牽涉公共政策層面的問題，兩者並不一定是一致的。在個人層面而言，病人在很多情況下均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但在公共政策層面的考慮，他擔心一旦在公共政策層面落實安樂死合法化，則有可能被其他人濫用，例如受情緒困擾的人亦可透過這個途徑自殺，令安樂死不再只成為協助極度痛楚的病人去解決痛楚的手段。
爭議三：人是否有死亡的權利？
人是否有死亡的權利亦是探討安樂死時常見的問題。陳強立博士提及有些哲學家認為人類理應有如此的權利。但基於上文所提及的理由，他認為我們難以斷言人是有或沒有這種權利。
陳浩文博士則指出︰「人只有死亡的自由，而沒有死亡的權利。」他又強調，濫用安樂死和濫用其他東西並不能相提並論，因為死亡是不能逆轉的，所以政府在決定是否容許安樂死合法化時必須非常謹慎。不過，他又補充指，有些罕有的病會為病患者帶來巨大而未有有效藥物作紓緩的痛楚，從個人層面看，他想不到任何理由去阻止那些病患者作安樂死，但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公衆利益為依歸，把安樂死非刑事化甚至合法化，未必可行。
《香港01》對未來的展望
在沙龍活動中，兩位學者均認為現階段尚有很多有關安樂死的爭議值得討論下去，而他們亦不能就每項爭議提供無可爭辯的答案。《香港01》並非試圖透過舉辦一個沙龍去解決所有有關安樂死的爭議，不少爭議在沙龍完結後仍會繼續存在，但《香港01》希望透過兩位嘉賓的分享，帶動自己的員工以至社會各界重新關注這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