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50年】從「傳說中」的克拉運河　解說東南亞為何難尋公因數

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

1677年泰王那萊王叫法國工程師de Lamer到泰國東部城市宋卡勘察，看看是否能以水路將宋卡與當時仍由泰國管治的丹老（丹老現為緬甸城市）連接。當時泰國與葡萄牙、法國及荷蘭等歐洲國家已有貿易，水路貫穿東西後令貿易貨物更易在全國運送，這就是「克拉運河」的初型。以340年以前的科技來說，那萊王的想法可謂相當前衞，也相當不現實，於是建議也就不了了知。

到1793年，泰王拉瑪一世的弟弟重提舊事，建議開鑿運河，以軍事船隻保衞西岸地區；19世紀都不時有人研究有關方案的可行性，到不同地區勘探。多年來這條傳說中的運河只聞樓梯響，一直沒落實。

1897年，泰國人終於可以「死心」。泰國與英國協議不會建運河，以免影響英治下的新加坡作為國際運輸中心的地位。往後泰國礙於科技及資金成本，在研究方面沒有寸進。

近年中國成為東南亞區內重要角色，中國的資金、科技及在區內強大政治影響力區內局勢發展。去年有報道指中國與泰國簽定備忘錄，將開發運河項目，但報道後四日兩國均發聲明，指兩地政府沒有達成任何官方協議去，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及新華社方面都指簽訂備忘錄的是民間機構，與政府無關。話是這樣說，運河如此大型的基建，若說不涉及政府，實在難以置信，因此有關傳聞仍然繼續。

星州殖民地年代　泰國曾協議不建運河

克拉運河由初提出至今經歷逾3個多世紀，仍然只是一個「傳說」，這個傳說揭示了東南亞地區各國之間互相競爭的關係；然而由東南亞十國組成的東盟，卻在這種環境下迎來50周年，東盟各國之間可謂「面和心不和」。

就以克拉運河為例，來往中國及日本等東亞國家，與中東、非洲等國家的船隻，現時必須經馬六甲海峽，而中國八成原油來自中東及非洲。倘開發克拉運河，將為這些船隻提供另一條航道，航程縮短1200公里，對於東亞、中東、非洲等國家是慳錢慳時間之選，泰國就開拓了財源。

對於現時作為國際運輸中心的新加坡，以及馬六甲海峽鄰近國家如馬來西及印尼，克拉運河明顯搶生意。亦因此在愈傳愈烈的克拉運河項目傳聞中，有分析認為中國不會輕率地開展一個新項目，因為克拉運河將嚴重打擊新加坡作為國際運輸中心的地位，中國還要考慮新加坡等國的感受。

南海資源豐富　主權爭議令各國有芥蒂

南海爭議也令東盟各國「心存芥蒂」。南海是重要水域，是全球海上貿易的主要交通渠道之一，現時有達5萬億美元貨物是經海上運輸，三份之一的貨物會逾經這個航道，另外這裏亦有豐富的油氣及漁業資源。

東盟中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及汶萊，加上東盟以外的中國和台灣，都聲稱在區內350平方公里的海域擁有主權，而且各不相讓，不時出現零星衝突。數周前就有越南漁民在區內遭印尼海軍射傷，越南方面要求印尼調查，印尼方面卻聲稱越南漁民在區內非法捕魚；類似的事件歷年來不時發生。今年8月8日東盟各國領袖將齊集菲律賓馬尼拉，慶祝東盟成立50周年，在此前的外長會議上便是在討論南海行為準則框架，而框架最終亦獲得各國外長批准。

政治、經濟背景不同　口號難成真

東盟打着「同一願景，同一身分，同一群體」（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unity）的口號，自1967年成立以來都以地區整合為目標，意圖組織區內較小的、發展中經濟體系，以應對環球局勢變遷。當中「同一群體」的三大基石，包括區內安全、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然而各國除地理位置相近外，難以找出「公因數」，國與國之間有着利益衝突，各國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甚至文化、宗教等背景都大不同，難以統一發展。

東南亞專家兼傳媒人Michael Vatikiotis在著作《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中，指出東南亞各國的不同之處。他指新加坡政權欠缺公眾參與，難容納異見人士；相反泰國在上世紀90年代民主體制算是較為讓人期待，印尼與菲律賓亦是區內擁有「真正民主」的國家。不過在經濟方面，新加坡經濟卻是區內最好的，人均收入區內最高，泰國經歷2006年及2014年兩場軍事政變，影響國內經濟。

非「同一群體」　東盟國之間貿易僅24%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長兼副教授張學剛博士亦指，東盟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差異極大，大部份東盟國家仍然屬農業生產國、以及能源及原材料出口國，維持在全球工業價值鏈的低端，需要外在財政及科技支援，以及人力資源訓練，以為基建、工業、科技等方面增值及提高生產力。

一盤散沙的東盟，一直被批評為沒有效率、經常讓步、甚至是癱瘓的組織；東盟各國是鄰居，但怎麼說也不是「同一群體」。若參照歐盟，可發現歐盟強調各成員國要分享共同價值與理念，前東歐共產國家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加快民主化、自由及人權狀況，才可以加入歐盟。

與歐盟不同，東盟並非超國家組織，結構鬆散，區內仍沒有統一貨幣，不同國家的人口不能自由出入各國邊境，更遑論統一政治體系。就算是東盟設東盟自由貿易區，在1992年提出，2002年落實，但期間區內各國之間貿易佔整體貿易比率，只是由1993年的19.2%，增至2015年的24%。

「東盟模式」以不干預各國內政為宗旨

不過，東盟五個始創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最初的意願，可能就是如此。看過不少地區聯盟國家以失敗告終，五國的共同意願雖然是組織起來，但各自亦要有空間，因此設定東盟有彈性法律及組織機制。1967年8月8日的《曼谷宣言》與其說是有約束力的條款，更多是宣揚五國的共同願景，去建立國家應變能力之餘，同時鼓勵團結。東盟最初就沒有鎖定經濟整合或發展共同政治體系的目標。

這種相處模式即是所謂的「東盟模式」（ASEAN Way），以達成共識、不干預各國內部事務為宗旨，猶如情人之間的「開放式關係」。然而隨時日過去，東盟機制的彈性竟讓這個組織按步就班成長，以情侶之間比喻就是各方有了更深的羈絆。東盟經歷40年、到2007年才簽定有約束力的東盟憲章，但這憲章沒有對各成員國施加限制，反而是為「東盟模式」正名。

繼續「開放式關係」　還是更親密？

走過50年，東盟的「同一群體」目標似乎進展不順利，那是否應該繼續只以「鄰居」身份繼續「開放式關係」？還是應該朝向歐盟的更緊密關係？事實上，東盟現時空談口號沒有行動，對跨國事務及區內問題經常保持緘默，只因驚得罪人，這種模式現時飽受批評，未來若繼續如此，東盟在區內的領導角色勢將逐步減淡，直至變得可有可無。

菲律賓大學政治科學助理教授Aries A. Arugay認為，東盟需要更多的政治意向及更果斷的行動；東盟已經有彈性，再來就是更多創意及更大膽的行動。他認為，細意看清東盟的設定，就發現其機制可以令組織反應更迅速及更靈活，如2000年東盟外長會議通過東盟三頭馬車（ASEAN Troika）機制，此概念最初是由泰國提出，部分亦參考了歐盟的做法。在十個成員國之中，由其中三國的外長作為輪任決策人員，在各成員國之間協調，目的是希望能在外交政策上找出較為統一的方向。遇上突發事故時，也有權力召開緊急會議，統一東盟各國口徑。

但東盟三頭馬車機制至今仍只在紙上談兵，處於擱置狀況；若好好利用有關機制，東盟將能發展成更有行動力的組織，更能面對未來的挑戰。

話雖如此，也有人欣賞東盟一貫散漫的風格，溫溫吞吞欠缺行動才令東南亞區免於戰爭。今年1月就有學者撰文指，在未來10年，東盟應該像歐盟一樣，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得獎者，以表揚東盟對和平與穩定的貢獻。也許再多等半世紀，東盟終於會找到屬於它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