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專題】日本製造業起飛全靠它 印度亦搶着學的是......

撰文:楊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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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Japan」是個世界通用的信用商標,只要是日本製造的商品,我們都會對它有一定的信心與期望,支撐起這個名牌效應背後有一種日本專有的精神,名為「ものづくり」(暫譯為「精工細作」)。
但日本製造在60年前並未有今日的「光環」,1950到60年代時,日本製造儼然是廉價和粗製濫造的同義詞,後來是如何突然破繭成蝶?

日本製造業奉行的「ものづくり」精神鼓勵員工帶心上班。(VCG)

為戰後日本帶來製造業生產方式革命的,是美國工程師兼統計學家戴明(W. Edwards Deming)。1950年他到日本教授的8堂課成為日本踏進製造業啟蒙期的大門。他受日本科學家和工程師協會(JUSE)邀請,向日本製造業介紹品質管制概念,要求製造商以系統方式檢查產品瑕疵,分析造成次貨的原因並加以修正。

他令日本企業首次明白,透過提高生產力及市場份額,提升品質其實可以減低支出。JUSE更創立戴明獎以紀念戴明在品質管理和控制方面的貢獻。

自從美國人讓日本製造業開竅後,日本人對品質的追求堪稱「中毒」。就如專研日本文化的知名作家Boye De Mente寫道︰「日本人對於品質沉迷的其中一面,是它覆蓋整個產品,包括一些一般來說不被看見的範圍──如產品底部、內部等等。很多西方國家的產品都未能通過日本品質測試,因為它們不夠完整或細緻。」

日本人對於品質稱得上是沉迷。(VCG)

支撐「日本製造」美名直至今日的,顯然不單止是來自美國對品質的硬知識,而是日本人的精神。

「日本製造」標籤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ものづくり」。這是日本獨有概念,漢字寫作「物作り」,字面上的意思是「製作物品」,但實際上藴含的意思卻遠遠不止如此。它與英語中「Craftmanship」的意思類近,但Craftmanship重視工藝和技術,體現在富有經驗工匠之巧手,相反,「ものづくり」更重視被創造出來的物品本身,如何與使用者、社會以至大自然共生。

香港的老闆會叫下屬「帶腦返工」,而奉行「ものづくり」精神的老闆則鼓勵員工帶「心」上班。在製造過程中,希望員工將熱情與自豪注入工作,這種精神要求的是創意和經過長年累月師徒制訓練下的經驗,不能從傳統學校中刻板學習得來。「ものづくり」精神下,與社會和諧共生成為日本製造業的一大特質。在使用社會中的每一點人力資源或材料時,均要考量到對社會整體有否益處,同時平衡生產、資源和社會需求三方面。

這個詞語的歷史其實未有想像中悠久,在1990年代才在日本傳媒及製造業界中流行,但並不代表是近年才出現的想法,反而是將過去數十年的經歷整合,形成一個對整體製造業發展的指標。

莫迪政府推出「在印度製造」計劃,希望吸引外國廠商。(VCG)

角色隨時代變遷易轉,日本已經成為當年的美國,「Made in Japan」變為高質量的代名詞,而當年被貼在日本身上的粗製濫造標籤,今日就在印度產品身上。印度總理莫迪在2014年推出「Make in India」(在印度製造)計劃,吸引世界各地廠商到印度設立工廠。近20年間,製造業佔印度整體GDP比重一直徘徊在約15%,莫迪政府希望透過計劃提升至25%,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看齊。相比起泰國的35%、中國的32%及菲律賓的30%,印度要走的路還相當長。

印度與日本貿易份額在2013年已經達到160億美元,預計在2019/20年度增至500億美元。隨着越來越多日本企業在印度設立工廠,「ものづくり」的精神被帶入印度。去年剛卸任的泰米爾納杜邦首長Konijeti Rosaiah表示:「『ものづくり』已成為世界各地製造業者經常引用的日本術語,用以形容由發展與設計,到大量生產的製造過程。它用以形容那真誠的態度,並以自豪、技術和全情投入的感情對待製造業。是一個追求創新和完美的方法。」印度製造能否成為下一個日本製造?就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