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成・四｜非鐵板一塊　中國高層政治靈活性被西方忽視

自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李成便進入快馬加鞭的工作節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頻繁地來往於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12月15日，由其擔任創始主任的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舉辦成立儀式。在該研究中心的簡介中這樣寫道，「治理問題從未像今天一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更重要的是，香港還將在塑造國際輿論環境方面發揮微妙而又深刻的作用。」此外，據李成介紹，中心建立伊始將重點關注五大領域：科學與技術變革、氣候變化與新能源、經濟與金融改革、政治精英與代際更替、中美關係與地緣政治博弈。

在落戶港大之前，李成在美國學習、工作的時間達38年之久。1985年到美國讀碩士、博士，2006年加入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在華盛頓深耕多年的李成，早年專門研究中國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前沿問題，撰寫和編輯多本着作，並譯介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以期增進西方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日前，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話題涵蓋中美關係、技術官僚、中產階級等，這都是李成專門研究的領域，也是關係當下和未來的重大命題。訪談分五篇刊出，此為第四篇。

香港01：中產之外，您很早就開始研究中國的技術官僚，二十大之後您在台北也與中研院院士吳玉山有過一次活動討論這個問題。二十大至今已經一年，您怎麼看中國今天的政治生態，以及新型技術官僚團隊的施政表現？

李成：我1985年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要是想讀文學的，因為我本科論文是關於比較文學，後來發現走錯專業。伯克利有三個研究亞洲的專業：語言和文學，亞裔研究，亞洲的政治經濟。我進了亞洲的政治經濟專業。 吳玉山當時也在伯克利，他讀博士，我讀碩士，我們的恩師是同一個人施伯樂 （Robert Scalapino）。在選題時開始注意到中國的精英政治，尤其是中國開始上升的技術官僚。我問導師應該選哪個題目，他說，研究中國的技術官僚，很少人在做。這個問題會越來越重要。到了普林斯頓大學，唸了博士學位，主要是在研究中國技術官僚的發展。

技術官僚或技術文官的概念，狹義講是學工程和自然科學的。我是比較早的把這個概念用到中國政治研究中。因此，一開始受到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批評。到了江、胡執政時，他們才開始認可了這樣的概念。而我在80年代後期就發表關於技術官僚的文章，1987年開始建立數據庫，逐漸完善和充實很容易看出中國精英變化的趨勢。

中國精英的轉換速度之快是其他國家罕見的，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一黨執政」的體制中發生的，它外觀上的「不動」和內部的不斷驅動和輪換，就是中國政治很大的特點，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動」或者說是僵化，而忽視了它內部的不斷更換的靈活性。中國是一個一黨制的國家，但並不意味着就是黨內一成不變或鐵板一塊，實際上裏面有很多派別，所以我比較早的時候就引用了所謂集體領導的概念。當時用集體領導的概念，西方很多學者不認同，認為不存在什麼集體領導，而是九龍治水，各管一攤。後來當權力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後，西方學者開始討論集體領導多麼好多幺重要，我覺得有點諷刺，從中也能看出一種對中國政治的固有偏見。

具體到方法論，先是從數據庫開始，後來建立一些政治框架的分權模式，包括權力制衡和集體領導。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之後，經常接待官員或訪問北京，所以跟中國官方有了很多第一手的觀察和接觸，同時布魯金斯學會也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建立合作機構，這也是近距離觀察和接觸很多技術官僚和非技術官僚的過程。接下來，到了人工智能時代，我也開始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做一些研究，不過對於這樣的研究我始終是有保留的，本質上我認為政治學與其說是科學，還不如說是藝術，因為有些東西需要一種深刻的人文歷史的了解，數字是說明不了的，定量研究所能說明的也是有限的。

從中國歷史看，儒家傳統是不太注重技術的，毛澤東時代不認可知識分子的領導力，到了鄧小平時代發生了變化，鄧小平實際上促進了中國技術官僚的上升，雖然他自己不是學工程的，但他知道工程師的重要，提拔了很多有工程學背景的領導幹部，包括江澤民、李鵬等。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大多數技術官僚學電子工程、土木工程等專業，一般來講都是在一些小型工廠工作，主要政治生涯是地方上的磨練，一步步被提拔起來的，並沒有什麼國際化的背景。最近10-20年，尤其是十九大到二十大提拔的技術官僚，大多數是學習人工智能、環境科學、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專業，很多都有國際化的背景，他們是我說的「中國技術官僚2.0」，他們受重用跟中國最近幾十年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息息相關。

香港01：關於十九大和二十大之後的變化，其實我們注意到，這個周期很多政治倫理也在變化，包括黨政關係，以及黨內民主是否已經名存實亡。該怎麼理解集體領導與黨政關係的變化？

李成：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當中，威權主義始終是佔上風的。在鄧小平時代有很多政治制度上的嘗試，包括集體領導、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提出對各級官員年齡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等等，包括我曾經提出的黨內派系競爭模式，都是一種嘗試。在嘗試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問題和危機，比如九龍治水，以及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事件等危機。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歷史和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的，同時也跟世界上很多互動和變化也是緊密相關的。

現在美國的民主出了很多問題，尤其是2020年1月6日的國會山騷亂，矛盾已經如此尖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會反思，並且又回到對政治制度的多視角研究和反思，這需要更多的對話，更多的嘗試，不同政治模式的取長補短。我覺得未來可能需要一場關於政治制度適合性的全球性大討論，現在時機還沒有到來，因為目前很多政治衝突都迫在眉睫，包括戰爭、貧富差距、種族矛盾、文化戰等都在起很大作用。但遲早需要一場深刻的關於政治制度的討論和研究，因為很多固有的觀點必須得到新的檢驗。

香港01：關於政治制度適合性的討論，可否展開來談談？背後的問題意識是什麼？

李成：可以這樣說，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對西方的民主曾經非常熱情，但最近很多事情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很多問題，包括美國作為燈塔國，權力正常的轉移都出現了挑戰和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西方民主需要重新檢驗和有更多的思考，這並不是說要用其他的政治模式來取代西方的民主，而是要對民主出現的危機做出檢討，從理論上進行思考。因為只有從源頭上檢討，才能理解美國目前社會的撕裂，以及國內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現在檢討和思考才剛剛開始，這個過程需要平等的、理性的、冷靜的對話。

不過，我觀察到一個現象，西方很多學者的書很快就介紹到中國來了，好的壞的都有，但中國學者的書幾乎很少被介紹到西方。美國迄今為止只有兩套中國學者的叢書，一套是我編的《中國思想家》叢書，包括何懷宏、胡鞍鋼、賀衛方、俞可平、李春玲等人的著作。另一套是貝淡寧編的，巧合的是，我們兩人現在都來到了港大。我們在中國的書店裏可以看到很多已經被翻譯成中文的西方學者的書，但是到美國的書店去看，有幾個中國學者的著作能夠出現在美國書店的書架上？是零，這是很不對稱的，這對美國學術界和外交界也是一種損失，是很悲哀的事情。

作為一個開放自信的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學術界這叫開放嗎？這叫自信嗎？這叫包容嗎？所以我也想告訴中國學術界，不需要妄自菲薄，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好，而且西方的很多理論實際上已經被證明是錯的，所以平等的對話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也希望中國國內的學者能夠有一些理論上的突破。

至於中國學術界，假以時日，中國的思想家會走向全球， 但是這需要一個寬鬆的、開放的學術環境，這很重要。儘管追求獨立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境，會幫助中國能夠產生世界一流的學者。目前，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處在低潮期。智庫發展不是搞公關、不是搞宣傳，更多的是一種交流，是一種文化的對話。我們不能誇大文化上的不同點，在有些方面中國當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過度強調特色，就會限制自己的視野和對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