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強世功・二｜香港民主的失敗教訓：三大問題需正本清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香港回歸這一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將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作用於香港，並承諾「五十年不變」，也因為這一承諾，「五十年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始終縈繞在香港社會，香港的命運探討也始終圍繞2047展開。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也就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訪港時明確表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自此「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也隨之轉變為「香港怎麼辦」。雖然2047大限的夢魘不再，但面對中國之變、世界之變，香港對自身角色和命運的透析，對香港與內地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準確認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回歸26周年前夕，《香港01》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強世功同時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副院長。2004年至2008年，強世功曾擔任香港中聯辦調研人員，結束中聯辦工作之後，出版《中國香港 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2022年出版該書增訂版《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此外，強世功還著有《法制與治理》（2003）、《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2021）等。本次訪談圍繞很多關係根本的重要命題展開，也是對新階段「香港怎麼辦」的一次問道。此為訪談第二篇。

香港01：您在增訂出版的著作《中國香港 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中提到要把香港從「問題」過渡到「方法」，並指出「如果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習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善用香港的『一國兩制』，『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在『一國兩制』下，台港澳地區無疑會成為中國邁向世界舞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階梯。這就意味着香港在國家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就要從改革開放以來單一的經濟戰略定位轉向雙重定位，即不僅要強調其經濟戰略定位，而且要開啟其政治戰略和文化戰略的新定位。」面對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您在書中也提到中國必須承擔起全球治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成為國際秩序的「責任承擔者」，「這就意味着中國不僅要具有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能力，而且要具有掌握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展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過去這麼多年的政治化過程，對接下來的雙重定位尤其是政治戰略新定位意味着什麼？香港的政治化尤其是民主選舉方面的實踐，對中國提升掌握駕馭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體系的能力方面有什麼幫助？您剛提到，未來需要制定新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過去幾年採訪港澳領域的學者，不少人會對香港錯失實現雙普選扼腕嘆息，畢竟如果8·31方案順利通過，香港將成為台灣之外中國唯一實現全民普選的地方，而這樣的歷史拐點也已經一去不復返。

強世功：對中國來說，香港的競爭性選舉可能不是成功經驗，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失敗教訓，台灣民主化也同樣如此。香港的民主選舉模式，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所謂競爭性選舉來進行的。而中國這麼大的國家，無法採取競爭性民主的思路，所以我們今天講「中國式現代化」，意思很明確，那就是中國要走符合國情現實和歷史文化傳統的一條獨特的民主發展道路。為此，我們需要在「民主」問題上正本清源。

其一，民主與政治權威的關係問題。政治的核心是什麼？為什麼我們要民主，或民主的政治目的是什麼？政治的核心問題就在於解決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啟蒙哲學摧毀神權政治的正當性，就必須通過民主來奠定政治權威的正當性，這就是人民主權的意涵所在。在這個意義上，確立政治權威是目的，「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主」，即主權權威。然而，民主制度推行的過程中，恰恰面臨的根本問題就是很容易摧毀政治權威，但很難建立政治權威，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就是如此，晚清以來中國民主化歷程也是如此，今天歐洲、美國的民主選舉也面臨這類似的問題。

早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集中反思並批判了美國二戰後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推行民主化運動所帶來的權威秩序解體，由此導致了衝突、混亂、屠殺、暴亂、割據、戰爭以及革命等。基於對這些歷史經驗的反思，亨廷頓在政治學理論上提出要區分「現代性」（modernity）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歐洲歷史經驗中所體現出來的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之後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場經濟、自由法治、憲政民主等等；後者乃是從傳統社會的權威解體到建立新的社會權威的具體歷史過程。如果說前者屬於規範性分析，那麼後者就是政治歷史的分析。在這個具體的歷史進程中，有的國家成功了，有的國家失敗了，即使在現代性的發源地歐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政治不穩定往往被看作是失敗的例子。

正是基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亨廷頓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論中將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識形態教條，從而主張政治的首要問題並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對人是狼」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被亨廷頓稱之為「政治衰敗」。因此，在亨廷頓看來，政治的首要問題不是政體問題，而是權威問題，就是如何建立穩定的政治權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敗。而這個理論無疑是亨廷頓與福山的「歷史終結」理論的根本分歧，後者是一種規範理論，而且將政治的根本問題集中在政體問題上。直到後來，福山才面對現實修正其理論，關注國家能力問題，國家負責任的能力必須建立在權威的基礎上。

因此，作為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伴隨着市場經濟摧毀了傳統經濟，導致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毀了傳統的信仰、道德和社會生活規範。然而在傳統權威隨之解體之後，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產的權威，那政治民主化就會遭遇最大的危險：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政治衰敗之中。二戰後美國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這種政治衰敗。

正是從如何克服政治衰敗這個問題入手，亨廷頓考察了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不同途徑。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進程中遭遇到政治衰敗，最後是通過建立「軍人政府」恢復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國，是通過共產黨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帶來的幾十年的混亂和內戰，恢復了政治秩序。正是基於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即使在「冷戰」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亨廷頓依然高度贊成了蘇聯和中國通過共產黨一黨執政來克服政治衰敗，實現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認為「第三世界」能夠有效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導師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華盛頓的模式帶來的是政治衰敗，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亨廷頓明確反對意識形態化的激進民主化主張，而主張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效壓制民主意識形態化產生的過高預期，並建立更多能夠讓公眾參與的民主制度渠道，從而鞏固並提升民主政治的權威。

其二，區分「選主」與「民主」的問題。在民主問題上，亨廷頓使用的不是「民主」或「競爭性選舉」這些概念，更多是「政治參與」這個概念。他將民主理解為「政治參與」問題，因為這種參與不僅有利於形成政治權威（即政府乃是我們的政府），而且有利於政府做出正確的政治決策（參與決策諮詢）。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港英時期最成功的「行政吸納政治」就是通過大規模開放「政治參與」而奠定港英殖民政府的權威。投票選舉僅僅是民主的一種方式，香港人熟悉的各種形式的公眾諮詢、政治協商都屬於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特別是隨着行政權力的擴張，全球都出現「審議民主」不斷加強的趨勢，以至於傳統選舉的代議民主不斷削弱。

從「民主」的角度看，競爭性選舉實際上是「黨爭」，最後必然墮落為「選主」。這方面西方有大量的學術文獻，即老百姓僅僅投票，但無法做「主」，真正做主的乃是大資本集團，尤其是新技術推動的大眾媒體，資本控制着輿論，導致競爭性選舉墮落為資本的遊戲，老百姓被資本控制的輿論所左右。正是在選舉的競爭性乃至公眾表演性，導致選舉政治變成了「為反對而反對」的黨爭，挑戰政府的權威和政府推行政策，最終服務於全球資本的利益。今天歐美的競爭性選舉也陷入這個黨爭怪圈，導致民粹主義政治興起，出現特朗普式的政治強人。

回到香港，我們看這些年的競爭性選舉，在「選主」背景下，反對派大佬擁有資源而始終控制着立法會議席，年輕一代無法上位就走向街頭政治。區議會選舉原本服務地區，可在選舉機器的輿論動員和操控下，沒有在地區服務過一天的反對派明星人物，可以輕鬆當選區議員。香港競爭性選舉導致的「佔中」、「暴亂」的動盪局面難道是香港大多數老百姓所做的「主」嗎？顯然，在這種競爭性選舉機器的操作中，香港的「民」已經無法做「主」。在這種情況下，在民主制度選擇上就要遏制資本和媒體對選舉的控制，推動「選主」向真正的「民主」轉變。

其三，民主發展的社會文化基礎問題。托克維爾在比較民主在美國與法國的不同境況時，發現民主穩步發展有賴於三個要素：自然地理、法制和民情（mores），其中法制比自然地理更重要，而民情比法制的貢獻更大。如果我們以此作為關照，就會發現香港地處祖國邊疆，處於高度自治的狀態下，民主選舉很容易觸發對中央的離心力量，不利於民主的發展，香港內部成熟的法制環境也有利於推動人人平等，然而香港民主面臨的最大問題則在於「民情」。

一方面，香港的商業文化中有一種資本崇拜，而在港英殖民統治下又形成一種精英崇拜，無論在政府公務員體系中，還是在大學、公司等社會生活中，等級秩序森嚴，由此也形成商業世家豪族把持香港的格局。

另一方面，作為中央直轄之下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的民主政治直接影響到如何處理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長期殖民統治以及兩地文化教育的不同，導致香港人對內地和中央缺乏認同和信任。1989年的天安門風波和此後彭定康的和平演變戰略，進一步加深了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不信任。香港回歸之後左派與右派的惡鬥，激化了香港歷史上的舊怨新仇。香港的和平過渡並沒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政治任務，導致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進展緩慢。香港自認為與西方世界連為一體，在「歷史終結」的世界帝國時代，被西方看做是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基地。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遭遇，使得香港處在比內地更為「現代」、更為「西方」、更為「世界」、從而更為優越的觀念體系中。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推進競爭性選舉必然引發「兩制」之間的分歧，引發後來的「港獨」風潮。在這方面，台灣就是前車之鑑，民主化引發「台獨」思潮的蔓延。前些年，我在訪談中提到要警惕「香港問題台灣化」就是強調競爭性選舉推動分離思潮。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我們的文化傳統崇尚和而不同，歷史上始終抵觸防範「黨爭」。「黨爭」將集團利益置於整體利益之上，最終背離政治的公共性，這往往成為王朝衰落時期的景象。中國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國，競爭性選舉的「黨爭」必然產生離心力量，導致族群、宗教和文化的紛爭。

如果我們從這個三個方面看，中國式現代化所推進的民主必然是基於民本傳統的民主，也是群眾參與式民主，也是精英階層為人民服務的民主。

香港01：所以是不是可以說，雖然雙普選的大門還沒有徹底關上，但香港在政治上已經喪失了對中國的示範意義？如果這樣的話，那「一國兩制」這一制度設計長期堅持的支點和基礎為何？陳端洪老師在《理解香港政治》一文中認為兩制對峙給國家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隨着香港內部政治對峙精神結構的弱化（比如立法會成了清一色的建制派），「一國兩制」該如何繼續為國家發展注入動力？

強世功：我想先問一個問題：香港人對2047以後香港的想象是什麼？不少人的想象是香港要成為一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不要管我，可以繼續罵共產黨，銅鑼灣書店可以繼續搞事。總而言之，就是香港自己管自己，中央最好是象徵，什麼都不要管。這樣的想象，實際上已經接近一個大國和小國的對等關係。陳老師提出的「對峙」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對峙」的基礎是「兩制」，然而，「兩制」的前提又是「一國」，因此「對峙」的含義不是政治對立、敵對或衝突。過去，香港反對派曾經為究竟被稱之為「民主派」還是「反對派」有過爭論，有人甚至用英國語境中「女王陛下的反對黨」來闡述「反對派」。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反對派應該是「對中央保持政治忠誠的特區反對派」，他們對應的是「對中央保持忠誠的特區建制派」，雙方在對中央保持政治忠誠的前提下，基於香港本地不同的利益和文化觀念而形成「對峙」或互動。在這種背景下，罵共產黨如果是言論自由那當然沒有問題，但要是變成為「反共」的政治宣傳乃至政治行動的一部分那就不容許，這個問題鄧小平當年有明確的論述。

因此，「對峙」的前提是維持國家統一和中央政治權威這個前提下的「對峙」，「對峙」不是敵對，而是不同中的「互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和而不同」，在「一國」問題上要「和」，在這個前提下保持「兩制」之間的「對峙」，這才是「一國兩制」的精髓。由此，立法會中建制派和反對派搞得你死我活、打成一團不是「一國兩制」，反對派從根本上不認同中央政治權威、瓦解「一國」基礎，那就不是「對峙」，而變成「對立」。同樣，立法會中「清一色」顯然不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在香港不能批評共產黨，不能罵共產黨，只能唱讚歌，那也不符合「一國兩制」，對這個問題鄧小平也有明確論述。

從這個角度看，從鄧小平時代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央的「一國兩制」原則以及對香港的政治承諾始終沒有變。鄧小平當時在駐軍問題上說的很清楚，總有一些問題是香港自己解決不了而需要中央出手。今天中央說得也很清楚，在涉及到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涉及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問題上，中央非出手不可，這個「出手」也包括經濟政策上的支持，比如中央出手幫助特區政府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等。我們都知道，2003年之前，中央都是儘量不干預，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之後，是香港反對派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首先打破了「一國兩制」的內部平衡，反對派不斷否決中央支持的政改方案，甚至發展到「佔中」、「暴亂」和「港獨」，這才迫使中央不得不出手來正本清源。

因此，不能說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改變了，「一國兩制」的承諾始終沒有變，中央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總目標也沒有變。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香港人反而需要打開一個心結，那就是在香港六七暴動以後，在「一國」的大前提下怎麼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這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如果不認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包括香港的政治權威，那麼中央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會被看作是背離了「一國兩制」，因為他們腦子裏的「一國兩制」乃是香港作為獨立或半獨立實體的想象，這顯然不符合「一國兩制」的初衷和現實。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是中國現代文明的推動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航者，不理解中國共產黨和近代中國革命，怎麼能夠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