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四周年：一場被「浪費」的危機

每一場社會運動，在運動發生之際人們往往很難精準判斷運動本身的意義，及其對更久遠未來的影響，唯有當熱潮退去，才是檢驗運動成敗的時機。對於香港來說，反修例運動已經過去四年，雖然時間並不算長，但基本可以斷定，這場改變很多港人命運的運動，且深切改變香港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態的危機，已經被浪費了。

之所以這麼說，主要基於以下兩個方面的觀察：

首先，悲情壓倒總結與反思。2019年的修例風波之於香港的轉折意義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可是不管是這場運動發生之際，還是結束之後的三年多時間裏，鮮有真正深入到香港社會內部的總結與反思。運動發生之際，各方站在己方的立場上都很理直氣壯，也都自覺是為香港好，卻不自覺合力將香港推向「暴力之都」的境地。運動結束之後，疊加着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北京以迅雷之勢推出香港國安法，整個社會仿若經歷過一場高燒，疲態盡顯。疫情告一段落後，人們被一樁樁惡性暴力事件所衝擊，已經無暇回看反修例運動，更遑論總結與反思。

面對港府配合維護國家安全大局的所做所為，比如下架敏感政治類圖書、申請禁制令阻止傳播《願榮光歸香港》，人們也只能哀嘆幾句「香港已經不再是那個香港了」。值此運動四周年之際，香港社會已經沒有什麼討論，移民英國、台灣等地的港人所組織的相關活動，口號和內容也是充滿悲情，比如移民英國的港人在倫敦上周日舉辦的一場以「守護初心，抵抗赤化」為主題的集會，再如移民台灣的港人上周六在台北舉辦主題為「逆風並行 再見香港」的遊行。這些集會的象徵意義顯然大於實際意義，而且其僅有的象徵意義也很快不存在，因為革命從來不是請客吃飯，悲情也換不回任何實質的改變。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此前接受《香港01》專訪時，談到「去記憶」的問題。而在其發表於2015年的一篇題為《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論文中，項飆以佔中運動作為對象，深入分析了香港社會的「運動化」和「超級事件」的形成。「真正的政治過程往往在運動結束後開始。運動的成敗，不能只看它當時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在第一時間得到滿足。任何追求一步到位、一勞永逸的運動都是虛幻的。」「1989年大陸的社會運動失敗了，不僅僅是它被鎮壓了，而是它沒有轉化成積極的持久力量，甚至沒有變成一種有效的思想資源。知識界沒有對運動作及時的總結，沒有對運動之後的、在日常秩序下展開的潛伏政治作持續耐心的干預。」「我們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一些貌似不可挑戰的普世話語，比如主權、民主，其實不能表述我們身在其中的多種社會矛盾。」

雖然項飆的對象是佔中運動，但由之得出的結論也適用於反修例運動。

其次，發展主義替代對香港角色的思考。在回看反修例風波時，人們很容易將其歸因於猖獗的黑暴和少數港獨分子，以及無處不在的境外敵對勢力。我們當然不能否定修例風波中存在黑暴和敵對勢力，但香港如何在回歸二十餘年後淪為顛覆中共的基地？為何反修例可以號召起百萬港人上街？這才是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受修例風波的倒逼與刺激，不管是北京還是港府，都無法再對長期以來被停留在表面的發展與繁榮掩蓋的深層次矛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換言之，主權回歸從一開始就不意味着香港問題的解決，反而是一系列問題的開始。

那麼問題來了，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港府又該如何「有為」地破解這樣的矛盾？習近平在去年訪港時提出了四點要求，同時也提到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今年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時，也喊話香港18萬公務員，要「廣開言路，深入基層聽取意見，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但具體到落實層面，人們看到的，要麼是港府對北京要求的簡單照搬照抄，比如形式主義地舉辦各種學習會，要麼是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類的大詞替代對香港角色的深入思考。好像只要向中央看齊，就算是認清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好像只要把發展問題解決了，香港其他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曾在中聯辦研究部工作、現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的強世功，在其最新增訂出版的《文明視野中的新邊疆》一書中，從文明與邊疆的視角，對於香港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深入剖析，並提出對香港的認識應該從「問題」過渡到「方法」。因為「如果從『大中國』的想象看，香港作為邊疆顯然不是『問題』（problem），反而是我們思考『問題』（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既是中國了解和學習西方文明的窗口，同樣也是中國向外輸出的『跳板』——曾經向外輸出革命，現在向外輸出商品和貨幣，未來當然可以向外輸出思想和文化。因為，講香港問題不反思中國問題，那是沒有腦子；講中國崛起不思量香港貢獻，那是沒有良心。」「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理解中國問題的『鑰匙』或『索引』，是因為處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秩序互動的邊疆地帶，它既是帝國爭奪或文明衝突的『前線』或『斷層線』，又是文明互鑑和文明融合的典範或結晶。」

同時，強世功更是一針見血指出，「中央治港出現問題，首先應當反求諸己，而不是去抱怨香港反對派，更不應責怪境外勢力。」「如果說存在什麼『香港問題』，那不是『香港的問題』，而不過是『發生在香港的問題』；與其說那是香港的『問題』，不如說那是整個國家的『問題』；病症或許在香港，但病根卻在國家，在全球文明之間的互動。我們唯有反求諸己，理解中心與邊緣的文質互動對塑造中國文明的意義，才能真正讀懂香港『人心』，才能真正理解香港人的話語言說中所隱含的『無言的憂怨』」。

丘吉爾說過，不要浪費一場危機。所不幸的是，香港已經浪費了修例風波這場危機。不過放在更長時間脈絡裏，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從不吸取任何教訓，所以被浪費的危機又何止修例風波？